编者按：我刊2007年第1期发表了葛剑雄先生的《忆旧之难》一文，黄裳先生对此作了回应，现应黄裳先生之请，一字不改予以刊发。
　　
　　 忆旧不难
　　
　　 我跟葛剑雄教授见过两回面，说过三五句话。一次是在沈昌文为《读书》召集的座谈茶会上，而非《万象》的宴请。葛教授跑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告诉他我的文章是批评张中行的。他的论冯道的大文不曾读，迄今也不想重读。又过了年把，这次是真正的宴会了。葛教授来得迟了些，一落座就开始“演讲”，滔滔不绝，谈兴甚豪，旁若无人。我的耳朵不好，始终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煞车的意思。这时救星来了，朋友问我可要先回去休息，我立即同意，抽身告退了。我问朋友，这是哪位先生，在席间上大课，才知道又是他。这是仅有的两次对葛教授的感性认识。
　　 至于理性认识，又别是一番风景，在报刊上经常碰到葛教授的文字。突出的印象是十之四五开章明义必先抬出他的恩师谭季龙（其骧）先生。整理遗著，撰写传记，确是得传衣钵的得意门生。今天而有如此尊师重道的人物，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就最近发表在一月号《随笔》上的大作《忆旧之难》也绝不例外，照例请季龙先生唱开锣戏。用沈容和李慎之的纠葛引起，说到他为其先师作传时的困惑。据事直书还是“为贤者讳”，着实感到为难。事实也确是如此，困难与为难也一直存在。眼前就有好例，我也有一位先师，在中学教过我的老师章丹枫（巽）先生，也是专攻古地理与中外交通史的，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教授，就曾与顾颉刚一起研究创始绘制中国历史地图，其最先拿出的成果可能还早于谭季龙。我就在闲谈中听到不少属于《忆旧之难》的例证。因为外行外加少兴趣，许多佚事已成无从追忆的过眼烟云了。
　　 其实以上说的都是闲话。《忆旧之难》的主题并不在这里。作为副题的“并谈一件往事”可能倒是真正的主题也说不定。
　　 我的《第三条道路》一文是批评张中行的“有关史识的闲话”的。张文引用了葛教授原文中的一段话并就此展开讨论。可见张中行对这段引文的重视与钦服，不独可代表葛氏全文的精萃，并不惜使之成为论证的主干。因此评张文时就躲不开葛文。现在葛教授责我“断章取义”，其实是找错了事主。真正“断章取义”的其实正是张中行。
　　 其实辩论并未能展开，也无可展开。所谓“过头话”也抹不掉，张中行写了一封短信，说了些“恭喜发财”之类打哈哈的“淡话”，抽身而退了。葛教授也顺势提议就此了结，不再“纠缠”。
　　 事情并未结束，葛剑雄教授又顺便抛出了柯灵不失时机提供给他的一批过期失效的弹药，当时未能利用，虽然有些像杨修猜破曹操的心事——鸡肋，还是觉得弃之可惜，岂不辜负了有心人的苦心。
　　 此事说来话长，很早以前就有收集旧报刊的“藏书家”，得到一册《古今》的周年特大号，从编者周黎庵提供的笔名线索，知道我曾在《古今》上发表过文章，不只一篇，而是大量的。以为秘闻，叽喳不已。我都未加理会。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编印六卷本《黄裳文集》，原拟将零星旧作，包括在《古今》上的文字，统统编入。后来觉得篇幅过大，搜索更难，遂变计以已成集出版者为主，也还有六大册，几经抄家，旧作全失。将解放初出版的《新北京》、《一脚踏进朝鲜的泥淖里》两种也漏掉了。古典文学研究诸作也不收。去年在更多热心朋友的帮助下，勉强印出了一册挂一漏万的《集外文钞》，将在《古今》上发表的文字全部收入，包括周黎庵漏记的一篇六十三年前所作的“红学”论文，让读者看到我曾经说过些什么话，有过怎样的观点。又写了一篇颇长的后记，附于书后。这许多葛剑雄教授全都看到了，但仍提供了我未能前知的绝非可以忽视的文坛秘闻，勇敢地踏破了《忆旧之难》，这是不能不使我佩服与感谢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我和柯灵的交往始末，是怎样从投稿者与编者的简单关系逐步变为知心朋友、亲密合作者的渐进过程。有一件小事至今未能忘记，一次柯灵为了逃避追捕，躲到我家，脱去西服，换上先父的一袭皮袍从容离去的往事。从《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开始，柯灵编过许多副刊，我一直是他的积极供稿者。一九四二年离沪之前，他对我的行止也是完全了解的。《古今》周年特大号出版后，他特地来信向在重庆的我通报，对《古今》编者周黎庵颇加调侃、揶揄，此时他在沦陷的上海编辑《万象》，还不停地向我约稿，我的《锦帆集》里有些篇章就是曾刊于《万象》中的。这和柯灵向葛教授说的“前几年我在编孤岛文学资料时用了曲笔，我只说（有人），但没有点名，这是不应该的。”今昔心事，何其相异如此。偶翻旧作，不免兴概。抗战胜利，唐弢和他在上海创刊《周报》，又不断向我约稿、催稿，我在重庆给《周报》写了不少通讯，《关于美国兵》就是在《周报》上连载的。听说颇引起哄动。但柯灵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撰长文记《周报》始末，表彰其进步立场，不但一字不及《关于美国兵》（此书出版也是柯灵力主“上海出版公司”付印的，同时还有其他我的著作广告。可惜为时已晚，政治局势大变了）。同时在《周报》作者名单中，也删除了我的名字。大概从此时起，在柯灵眼中，我的形象、地位已经大大异于往昔了。
　　 什么原因，复杂纷纭，加以人事变换，互为因果，连我也说不清楚。印象较深的是此前他曾与我长谈唐弢，多有攻击，出语甚重。我才知道这两位好朋友，关系已经破裂，只能默坐聆听，无从应对。“文革”中我的几本破书被抄没了。新时期来，国家明令发还抄家物资。有关方面知道我与柯灵的友谊，请他劝我或捐献或作价卖给图书馆，我不想让这些辛苦收集来的书在馆中睡大觉，婉言辞谢了。八十年代以还我写的十来本不像样的小册子，大都取材于此。这就扫了他的面子，使他很不高兴。
　　 一九九四年夏，柯灵在《读书》上发表《想起梅兰芳》一文，大肆攻击我的旧作《饯梅兰芳》。这是一支策划周密的“冷箭”。只揭出文章题目而不指明作者，因为我在《读书》上有一个常年不断的专栏，指名不大方便。文章发表后，该刊编者赵丽雅寄来好几封小楷长信，反复解释。说明不知道被攻击的文章是我写的。我相信这是实情，以赵女士的年龄，不能要求她熟知一九四七年报纸上的一篇小文章及其作者。这是属于“君子可欺以其方”范畴之内的。我自然不能甘受诬蔑，只有起而应战，说明道理。
　　 《饯梅兰芳》发表的当时，正值国共和谈紧张关头，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下了。蒋介石兴高采烈，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并召集全国名伶作盛大演出，以资庆祝。我说这是一场“祝捷大会”，柯灵力持异议，并提出政治与艺术无关的高论，唱戏归唱戏，管你是谁家“堂会”。如此妙论，不一而足。连人尽皆知的梅畹华与孟小冬的一段关系，我偶尔提起，也被认作对梅的恶毒攻击。为了劝阻梅先生去淌这潭浑水，在当时白色恐怖的言论环境笼罩下，文章也不能不这样写，也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据柯灵引作论证的亲临“盛会”者所说，梅还是演出了《御碑亭》。我的小文没能起到所有的作用，失败了。
　　 柯灵精心结撰的这篇奇文，企图完成的两项任务是，一、破坏我与《读书》的关系，希望我一怒罢笔，使专栏中断。二、引起梅家对我的恶感，破坏已有的融洽关系。不能说没有多少起到所期的作用。
　　 梅兰芳一生历经几重历史变局，交满天下却并未谤满天下。自然人无完人，不能毫无缺失，然就大的方面说，无论做人、从艺，是当得起“德艺双馨”的称誉的。这也是我向他提出自传写作的初意也是奢望。可惜期望过高，结果远离理想。今天“德艺双馨”的徽号颇有满天飞之势，念之不禁令人概然。
　　 《忆旧之难》一文的另一卓绝贡献是提供了连我也一直蒙在鼓里的“秘闻”。柯灵在久攻不下之际，忽地发现了绝好的机会，想借论敌之手，给我以致命的伤害。柯灵晚年失聪，还要借重夫人陈校长的帮助，自己则在电话里亲口布置谋略，并送上参考资料。展转联系，颇费周折。可见他对此役期望之殷。不过他提供的炮弹终无大用，而我当时的决策，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对的。否则我就不可能有走上抗日战争前线的机会。
　　 为了一件小事，浪费了三千字的笔墨，看似无聊，实却不然。因为忆旧虽不容易，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去做，其实也并不难。
　　
　　 二00七.一.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