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dc5c7010008y0.html

    我最喜欢看周作人的文章，因为他的观点总能引起我的共鸣。因此，我也常常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他的文章。

   在他的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苦竹杂记·文章的放荡》中那几句话。我至少已在自己的文章中两次引用过了，这里。我还想再引用一次，并加一番议论。我想，我是可以把这几句话当作自己立身处世的座右铭的。

   周作人说：

    “文人里我最佩服这行谨重而言放荡的，即非圣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谨重或言行皆放荡的，虽属凡夫，却还是狂涓一流。再其次是言谨重而行放荡的，此乃是地道小人，远出谢灵运沈休文之下矣。”

   周作人的这段议论，并非他的首创，而是根据梁简文帝的训子格言，他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慎重，文章且须放荡。”

   梁简文帝和周作人都把“立身慎重、文章放荡”列为做人的最高原则，这并不奇怪。因为，最末一种“文章慎重、行为放荡”者只是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具来的伪君子、真小人而已，不值一提；即使言行皆慎重或者言行皆放荡者，也只不过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而已，并不很难。只有第一种人，就好像在戏台上唱反角，既要把坏人演得活灵活现，又要能够走下戏台之后不把刚才所演的言行带到生活中去，这是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深刻崇高的道德修养，再加生动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落拓不羁的豪放性情的人才能做到的。难怪周作人要称这样的人不是圣人也算是君子了。

    具有这种矛盾表现的人虽然很少，但不能说没有。其实周作人自己就是。最近看了两本周作人的传记，两位作者都注意到了周作人性格中的矛盾面。有一本传记在标题上就点出了这一矛盾，讲他是“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倪墨炎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这是再恰当不过的称号了。这里的“叛徒”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和文化的叛徒。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确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一起，向旧文化、旧观念勇敢地发起过攻击，以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向有几千年基础的恶魔冲刺，最后终于动摇了旧文化的根基，促使了新文化的萌发。周作人的功勋是不容抹煞的。然而，在处世立身，待人接物上，周作人却完全不以一个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革命者”的面孔出现。他提倡看晚明的小品文、写苦茶、苦雨、风花、雪月，收集古铜镜、断汉砖，喜欢躲在八道湾的书斋中看书、喝茶与友人闲谈。晚年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真是写得篇篇炉火纯青、毫无烟火气，倒是他自己提倡的“性灵文学”的最佳典范。

   周作人在性与爱这一问题上一向持激进态度，使得当时那班“正人君子”惊骇得目瞪口呆。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关他的任何丑闻逸事。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他们白头偕老，直到他妻子因病先他几年而去世。据说他在日本时还爱上一个叫干荣子的女人。的确，周氏在他的散文中时常提起她，直到晚年，干荣子还在他梦境中出现。然而，他们并无任何真正的关系。正如他在《回想录》中所说，干荣子是他在日本所住的一个寄宿馆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工作、赤着一双白脚的十五、六岁的少女而已。这是他在馆里遇见的第一个女人，日本妇女的天足又给了他第一个好印象，所以使他终身不忘罢了。周作人与干荣子的感情。至多与他在<初恋>一文中所写，少年时在杭州对邻居少女三姑娘所有的那种朦胧的恋情有点相似而已。

    周作人自己常说：在他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有时前者占了上风，有时又后者占了上风。在少年时间，有一段时期游手好闲，他还差一点当了“破脚骨”(绍兴话“小流氓”之意)。但我以为周作人的这两个鬼并不是总有一个占了上风，而是时时都两者同时存在的，往往是文章中，“流氓鬼”占上风，生活上却是“绅士鬼”占了上风。

    成语说：“物以类聚”。立身慎重而文章放荡的周作人，当然也会有一班有同样处世原则的朋友，我现在想到的就有林语堂、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四人。

林语堂与周作人关系如何，周作人自己没有谈过很多，因为他有一个只写已故的友人的原则。大概是因为盖棺可以论定了吧。但语堂与知堂同在北大教书，又同属“语丝社”人，一起办《语丝》杂志，星期六同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喝茶，也可算是好友了。语堂的文章真是嬉笑怒骂、放荡不羁：他在文章中讽刺贪官污吏、攻击陋规恶习毫无情面、不遣余力；他与政府春节不准放爆竹的禁令大唱对台戏。在他主编的《论语》杂志上公开说：“禁不禁由他，放不放由我。这才是健全的国民。……大家为保赤子之心起见，应该努力放炮，甚至放恣赌博无妨。初一至初五为限。”在一篇英文散文中，他甚至恣意歌颂裸体主义。但是，其实他的生活却是相当检点的。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说：

     “胡适有时友善地笑玉堂是清教徒，因为他不饮酒．也不近女色。每当星期天有些同事去嫖妓，玉堂却在主持一班主日学。有的同事笑他是处男。他自己承认，直到他结婚时，他的确是的。”

   语堂与妻子廖翠凤结婚，到死都没有甚么改变。其实，在娶翠凤之前，语堂爱过一个同学的妹妹陈锦端。因为陈家反对，婚事未成事实，陈氏也就嫁了别人，一直活到八十多岁。而语堂在心底里，却一直在爱她，连在他《八十自述》中，都有提起。有一次有人告诉语堂，锦端还住在厦门，他竟激动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太太在旁边忙说：“语堂，你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几个月后，语堂就撒手人间了。因此，语堂虽然文章放荡，但在恋爱上却仍从一而终，即使对所爱而未得者，也只是保持精神之爱而已。他的行为也可算慎重而规矩了。

    林语堂有句名言：“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其实是同周作人的意思一样的。    ．

    语堂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胡适。其实，胡适还是语堂的恩人，因为他在留学时两次因缺钱几乎无法完成学业而打电报向北大求救，胡适都自己掏出腰包，资助了他，直到他学成回国。

    胡适的文章虽没有林语堂那么放浪，但他在对旧传统的攻击上比语堂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一八年，二十七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是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以后更与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合办《新青年》杂志。身体力行，作白话文、写语体诗，与顽固保守派的斗争是不遣余力的。但是胡适在做事上，却十分遵守道德准则，有时甚至是旧道德准则。譬如：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周作人因家小之累而没有南迁。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首白话诗，说梦中见到他，还劝他南下，可见他们的情谊。周作人回了一首诗，可是因为信封上写了一个化名，无人知道，过了很久胡适才收到。后来，周作人因为在敌伪政府办事的缘故，被捕待审。周的学生俞平伯去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要求他利用官场的关系及影响去营救周作人。胡适回信说：按照西方惯例，司法独立，不得干涉。但是，在正式审理周案时，胡却仍为周书面作证：周作人确是北大正式委任托管校产的四教授之一。于是，周作人得以从宽处理。改朝换代前夕，周作人提前释放以后，曾托友人劝说胡适留在大陆。不管胡、周两人劝对方做的事对与不对，他们都是遵循一个“诚”字在对待朋友这点，总是可以肯定的。这与传统教人要正直，毫无冲突。

    胡适为人的规行矩步最明显而且最被人称道的一件事当然是他的婚姻了。胡适太太江冬秀是没读过甚么书的、缠足的乡下姑娘，长得不怎么漂亮，还比胡适年长。但因为胡适十分孝顺母亲，而江冬秀又服侍过胡母，并是母亲指定的妻子，胡适就顺从地与江结了婚，虽然他仍在外国一拖再拖拖到二十八岁才回家做“老新郎”。据说，胡适一生之中有过三、四次恋情，但都没有动摇过他与发妻的关系。难怪他去世之后，蒋介石要称赞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了。这两句表面看来有点矛盾的话，倒与“放荡的文章，慎重的言行”属于同类的。

    周作人另一个能做到“慎重立身、放荡文章”的朋友是蔡元培。严格说，蔡比周要长一辈，因为他是周作人的上司，周作人在北大当教授时，蔡元培是北大校长，周就是应蔡之请才北上的。

    蔡元培是清朝的翰林，本来蛮好官运亨通，可以做到尚书、侍郎甚么的。但是他却成了乱党，要革命，后来还到外国去留学。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孑民。“孑’是孤独的意思，大概他要表示不随大流而做清政府的顺民的意思吧。

    蔡元培的激进言论很多。他受清朝学者俞理初的影响，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主张男女平等，说寡妇可以再嫁，反对守节。难怪有人说他主张“公妻”。

   蔡元培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了教育总长。一上台，他就废止读经，停止祭孔，这真是一件离经叛道的大事情。后来，他甚至提出“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可是没有成功。做北大校长时，蔡元培的主张，用“古今中外”四个字可以概括。蔡当校长前，北大死水一潭，死气沉沉。国文科里，只有经史子集，再加外国文科的英文，所以只能算有“古”和“中”。蔡一上台，“于旧人旧科之外，加添了新的人和新的科目，于是经史子集之外，有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复辟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加添法文、德文和俄文了。”(见周作人<蔡孑民>)于是“古今中外”俱全，各种流派都有，从此之后，北京大学就一直成了中国的最高学府。

    蔡元培的改革自然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有人说北大在教室里教唱戏文，用《金瓶梅》当课本；还说北大教授办的《新青年》杂志提倡“不孝”。林琴南亲自出马，在报上登公开信责问蔡元培。蔡元培也写信公开回答说，教授以私人身份发表任何观点，只要不在大学宣传，无法干涉云云，打了保守派一闷棍。

   虽然蔡氏言论如此激进，但他的为人却十分正派。周作人说，他“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蔡元培讲过一句极妙的话，那就是“唯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废婚姻。”这句话的妙就跟“慎重的立身，放荡的文章”一样，妙在它的貌似矛盾，其实却正道出了事情的本质：如果本来就是男盗女娼者，再唠唠叨叨来讲废除婚姻的道理，那么，不管他讲得多么有理，别人也会以为这只是为他自己的行为辩护罢了。只有本身一丝不苟者，才能在自由恋爱等敏感问题上发表公正言论，并得到听者的严肃对待。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清楚吗?

   周作人朋友中最后一个君子是钱玄同。其实，上述四个人中，只有钱玄同是周作人真正的、最好的朋友。在钱去世后百日，周作人写了一篇〈最后的十七日〉的纪念文章，说：“老朋友中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他的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几句真是出于肺腑的使人听了觉得非常沉痛的话。

    钱玄同也可以说是以上四个人中最古怪、最时而极左、时而又极右的一个人。

    钱玄同生于光绪十三年，初名师黄，字德潜，后来又被人取了一个同兄长名字一样有竖心旁的怡字，但他自己不喜欢，在东京与章太炎一起办《民报》，拜章太炎为师，学《说文》时，因反清革命，为自己取了一个字叫汉一，并把名字改为“夏”，与字相配。但那时他复古思想到达顶峰，曾想追求“本字”，就是按照最古的写法把字写出来。但那时甲骨文尚未发现，章氏又不相信金文，于是只好写篆字。钱亲自用小篆抄了两部书，其中一部是章氏的《小学答问》。但小篆字数太少，不够日常应用；写出来别人看不懂，起不了交流的作用；写起来也太难，当然行不通。那时，钱的复古还表现在服饰上：他甚至根据考证，制成一套所谓“深衣”——象是白布斜领的孝衣式长袍——穿了到杭州教育司去上班。

    但是袁世凯一称帝、张勋一复辟，钱玄同马上从极右转到极左。他与北大同事陈独秀、胡适之、周作人等成了激进刊物《新青年》的主将。那时，他对古代一切抱怀疑态度，于是把自己的号也改成了“疑古”，后来又发展成“夷罟”、“逸谷”、“怡谷”等等。

   这里引用他的两件事情，可见他的激进：

   一是他在《新青年》中发表一文支持陈独秀的推翻孔教、改革伦理说，由此又想到废除汉字。他说：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这是因为，他又说：

    “二千年来用汉字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于是，他就提出了把线装书扔进毛厕坑的主张。还说四十岁的人应该枪毙等。

   一是他提倡白话文。他用了一个“王敬轩”的匿名，写信给《新青年》，批评他们宣扬的新思想，然后由刘半农来作答，把当时崇古保守派的谬论一一驳掉，用词十分尖刻，大大打击了保守的锐气，所以很被保守派所怨恨。保守派头目林琴南写了小说，塑造一个人物“金心异”来射影他。同为章太炎弟子的黄季刚则在北大课堂里当众骂他，说钱玄同的讲义是黄季刚去撒一泡尿时偷去的。

    如果有人认为钱玄同言论文章如此激进、放荡，其人也一定青面獠牙，三头六臂、杀气腾腾，那就大错特错了。谁知周作人讲他对人和气，相见总是笑嘻嘻的，和平不过。林太乙更说：“玄同天真自然，像孩子一样害羞、乐观。……语堂觉得，玄同有点精神病。他怕女人、怕狗，与太太分居，独住在大学宿舍。双眼近视，说话时常常脸红，老是笑嘻嘻，是个可爱的人物。”可见钱玄同也是个“立身慎重，文章放荡”的圣人和君子。

   一般来说，要作一个谨小慎微、规行矩步、字斟句酌、战战兢兢的人不难；而作一个放浪形骸、落拓不羁、玩世不恭、恣意妄为的人则更易。只有要做到能慎重地做人、放荡地作文却最难，因为要立身严谨需要极高的道德修养、最强的自制能力，以及最清醒的头脑和最敏锐的判断；而要文章放荡则需要最丰富的想象力、最强烈的正义感、最善良的同情心，再加最勇敢的大无畏精神。实际上，文章的放荡两字应是打引号的不带贬义的“放荡”，这个“放荡’完全不同于可以发表荒谬绝论的狂言，更不等于是提倡荒唐悖谬的行为。恰恰相反，这个“放荡’是指毫无顾忌地向错误的传统思想进攻。能真正做到这两点的，看来确实只有圣人，至少也需要真君子的了。

   可惜，周作人、林语堂、胡适之、蔡元培、钱玄同等人都已作古了。当然，我也还可找出不多几位“立身慎重、文章放荡”的人来，但在中国，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同时代人或前辈，在现今世界上，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现代人不是修身养心不够，堕落成了轻浮荒唐的凡夫俗子，还自以为是进步开放；就是豪放之气不足，演变成了拘谨迂腐的草包庸人，还自以为是保持正统。所以，我写此文既作为自勉，也与有志者共勉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