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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陈平原：“做大事”与“做大官”（中大毕业典礼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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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做大事”与“做大官”（中大毕业典礼祝辞）

陈平原：“做大事”与“做大官”

——在中山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暨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祝辞
时间:2013年6月27日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来源:文化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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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上致辞，除了祝福，就是励志。而这年头，社会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励志名言”，正高歌猛进大学校园。有比官大的，体现在校庆时之按职位高低排列校友；有比钱多的，宣称毕业十年没有四千万别说是我的学生。弄得我们这些既非高官、也未暴富的校友们灰头土脸的，整天觉得对不起母校，也对不起这“伟大的时代”。

因担任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我不时接触北上工作的学弟学妹们。前两年一位后学看错了门道，跑来找我，希望举荐。我一听他精确的人生规划，真的目瞪口呆：30正处，35副厅，40正厅，45“进部”———京城里官多，副部级以上才有点意思，故有此专有名词。我问：万一做不到呢？老兄一跺脚，说那就归隐山林，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笑了，说恐怕那时空气污染，南山已经不见了。他愣了一下，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反问：你真的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这么追问，因这种“雄心壮志”，跟我心目中的中大教育宗旨不太吻合。

记得是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52年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怀士堂上镌刻的这段话，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铭。十多年前，我在《读书》杂志(1996年3期)发表《最后一个“王者师”》，从晚清康有为说起，辨析近代中国的政、学分途。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使得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而怀士堂上镌刻着的孙中山题词，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响。我在文中提及：“今年春天回母校访问，发现题词没了，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我有点怅然。”文章发表后，承朋友告知，此题词乃中大精魂，不可能被取消，只是因重修而暂时遮蔽。于是，赶紧撰文更正。

孙中山所说的“大事”，乃利国利民，惊天动地，属于今人眼中的“正能量”，而不是折腾得全国人民死去活来的“好大喜功”，或日常口语中的“兄弟你可摊上大事了”。依照中山先生的思路，我略作延伸：第一，不做“大官”的，也可以做成“大事”；第二，当了“大官”的，不见得就能成就“大事”；第三，本校对于毕业生的期待，将做成“大事”看得比当上“大官”还重要。唯一没谈妥的是，有些“大事”，确实非“大官”做不了。怎么办？这里暂不深究。

我很推崇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理念———像中大、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同于黄埔军校或中央党校，确实应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心。日后有人成为政治家，当了大官，不管做得好坏，都与大学教育基本无关，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大学硬要认领这份光荣，还想总结经验，然后依样画葫芦，制造出众多高官来，我以为是自作多情；更重要的是，此举扭曲了大学精神。

有人引拿破仑的名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们不能说不想当大官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因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如今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们的首选，那是因整个社会被官场逻辑所笼罩，绝非佳音。大学毕业生中，有做工的，有务农的，有经商的，有舞文弄墨的，有从事慈善的，更有献身于科学探索的。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出大官很好，能出巨贾也不错，但最理想的，还是培养出众多顶天立地、出类拔萃的大写的“人”。若都折合成科级、处级、厅级、部级、部级以上，以官帽大小定高低，这社会必定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是“狂澜既倒”。

好几次应邀回广州参加中大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校长、书记在介绍嘉宾时，故意把我们这些没有行政级别的学者放在前面，这让我很感动。我当然明白，对学校的实际运作更有帮助的，是后面出台的各级官员。学校以“远道而来”作为幌子，优先介绍学者，实际上是想传达一种“尊重学问”的信念。这么多年，走遍大江南北诸多名校，发现各校介绍来宾时，一般都按官职大小从上往下，像我这样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要不属于“在场的还有某某某”，要不就是“因时间关系恕不一一列举”。我虽反感此不成文的规矩，却也熟视无睹，且佩服主办单位调查精细，从不出错。反而是在中大，被校长、书记重点介绍时，有点不太适应，赶紧挺直腰杆，打起精神，免得贻笑大方。事后想想，中大之尊重学者，或者真的是渊源有自。

官员的心思不好乱猜，我只能说，好学者大都是有自信的。古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当下中国的人文学者，本就应挺起脊梁，大声说出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志向以及我们的贡献。大凡学术研究以及精神探索，其意义及影响力，要放长视线才能看得清楚。讲当下，自然是官大声音大；长远看，则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以中大为例，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乃至一般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远大于当年保护他的高官、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今天已然这样，五十年或一百年后更是如此。

各位即将走出中大校门，万一将来当了大官，请记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或套用《七品芝麻官》中的说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像我一样，“碌碌”而“有为”，只是无心或无望于仕途。若真的这样，请记得，只要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做精、做透、做到“登峰造极”，管他是什么级别，母校都会欢迎你，替你骄傲，为你喝彩。因为，这是一所把“做大事”看得比“做大官”还重要的大学。

(此文系作者在6月24日举行的中山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暨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祝辞)




最后更新[20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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