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昨天，杨沫之子老鬼又发表文章说：父母相互揭发是为了生存。他的结论是：“主要是由于这个社会、这个历史所造成的。”

       老鬼的话承认了“主要”，那就是同时承认了“次要”  但我说，这并不次要，这里的次要也很主要。

       这就是我想说的个人的潜质问题。到底是自己的骨子里有什么东西，与罪恶一拍即合，或者说是被罪恶一下子给激活了呢？“文革”波及全社会全民族，是不是家家都有“弑母”及夫妻互相揭发的悲剧发生呢？

     举几个例子。

      我曾采写过开国中将孙毅及夫人田秀娟。“文革”初，将军被打成三反分子，到处游街。田秀娟召开家庭会议，她说：“孩子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的父亲是抗日的名将，是打老蒋的英雄。他是无罪的，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诉。你们现在要比过去更爱你们的父亲，他需要关心。”

      我刚刚写完的特稿《9旬翁绘画讲述60年爱情故事》其中有这样的片断，男主人公被打倒，街道干部劝女主人公与其离婚，女主公严辞拒绝，她说：“你们是什么哪，挑唆人家离婚？我丈夫当过旧军队的军人不假，但他打过著名的湘西会战，他是抗日的英雄，他为我们国家出过力流过血。我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在“文革”中，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同事、战友及其孩子？在彭德怀的家乡，农民杨芳享为保留彭德怀与他合影的照片，不惜四处流浪。彭的弟媳，为了保存彭的手稿，多次进行“地下工作”最后将手稿藏到灶台前的罐子里。许世友上将为保护陶勇等战友的孩子，特别在部队里设了“红色保险箱”，不管是“问题”多么严重的人，他们的孩子成了流浪儿，许将军一律收下，给他们穿上军装。甚至在毛面前，他也敢说：“他有战功，他的孩子无罪。”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我们承认那段非人性的历史，但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在那段历史里的形象。还有潜伏在骨子里的那种顺应罪恶的潜质。为什么有人挺身而出大义担当，为什么自己却卖身投靠投降变节？别人不了解，朝夕相处的母子、夫妻，怎么会不了解？怎么会屈于压力而颠倒黑白并将可怜的他们送上断头台？

       当一个事物，以完全不合道理的面目出现的时候，那还需要多么高的智商来判别吗？比如，一个强盗入室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强盗即使是手捧《圣经》，那最终也还是要行抢的。

       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一些人写的，而是全体中国人集体的写作。谁写了哪一行，谁又是怎样写的，这与自己是“谁”关系重大。薄某人“文革”中踢断父亲三根肋骨，后来又成了什么人，此案应有更科学的答案才对。

       承认历史，不止是承认大历史，更要承认小历史。无数小历史组成大历史。在我们无情批判文革时，最好能无情批判一下自己。

       文革是凭空而来吗？我们有没有不幸地成为文革的土壤？文革，组织发动者难辞其咎，那么，疯狂响应的亿万斯民呢？

        最近我老是想，“文革”会不会发生在那些不具五千年文明的蛮夷之邦呢？结论是，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