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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兵主动出首亲母，原因大概有几种，一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忠诚。二则是因为建国后的法律一直在鼓励大义灭亲，在文革时期，知情不举甚至等同同犯，张红兵父子有唯恐被母亲牵连的恐惧。是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一同促成了张家的悲剧。现在，政治原因显然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剩下的则是法律层面的反思：司法公正是否应让位于伦理亲情？不再鼓励和强求犯罪嫌疑人家人“大义灭亲”？

    去年3月14日审议通过了新的刑法修正案，其中第一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法律的重要适用，很多人赞为进步，刑法理应尊重人类永恒存在的情感因素，尊重亲属之间特殊的感情，但也有法律学者认为仍嫌不足，主张包庇罪、窝藏罪等法条中对近亲属免罚，因为对犯法亲属提供帮助、隐匿等，实在是人类亲情作用下难以拒绝之事。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

    当然，在法律上主张亲亲相隐并非拒绝大义灭亲，大义灭亲不是亲属的义务，但却是亲属的权利。法律不应通过恐惧驱使人们举报亲属，但却应鼓励人们因为良知而大义灭亲。号称华尔街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麦道夫诈骗案，告发者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至于当下社会流行的妻子举报老公贪污，二奶举报情夫腐败，也应予以鼓励，比如在“量刑时可酌情从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古语有“知情不举罪加一等”的说法，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知情不举其实并非犯罪。为犯罪分子提供帮助者犯包庇罪，但仅仅由于出于亲情、友情、恐惧或麻木等各种原因未向有关机关举报嫌疑人，则不负刑事责任，国家可以建立健全对举报人的奖励和保障制度，通过鼓励来激励举报人积极进行举报。当然，对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业组织人员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对同事犯罪知情不举，很可能会涉嫌渎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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