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认识的留在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作家，首先是湖北的张祖慰。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这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作家，他当时追求讽刺小说的叙述风格，记忆中的他伶牙俐齿，特别追逐新观念、新思想，一开口就是洋洋洒洒，都是最新词汇。为什么对他的记忆特别清晰？因为他当时宣传他的快速学习法：不断去找各领域的研究者聊天，他说，他人的成果通过聊天被他吸纳过来，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充实他自己的思想。当然，这种片断的时髦集纳绝不可能构成成熟的思想，所以，他不可能像高行健那样，成为八十年代文学潮流中率先放“风筝”者，几乎连清晰的足迹都没有留下。祖慰后来在我到《中国青年》工作后，在《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小说《矮的升华》，获得了当时我们举办的“五四青年文学奖”，以后就再没有信息了。据说现在旅居欧洲，成为设计师了。

虽然1977年《人民文学》就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但1978年，伤痕文学还没有真正开端，真正开端是宗福先的《于无声处》。1978年最早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的青年作家是西安的莫伸，那时贾平凹还苦苦不能成功。莫伸的处女作叫《窗口》，挺显才华，但后来似乎很久都不再见他的作品。韩少功也是1978年发表的处女作，他是被王朝垠从来稿中挖掘出来的，当时还在他下乡的文化馆里，到编辑部，还显得有点拘谨。他在《人民文学》发的第一篇小说是《七月洪峰》，还是一个主旋律作品，写一个顶着四人帮压力抓生产的老干部。他是我相识最早的知青作家。张承志也是1978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处女作的，他的第一篇小说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责任编辑是王扶，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1978年的《人民文学》，真正唱主调的，还是五七年打成右派的那一批作家，他们当时的功力显然也远胜知青作家。比如江苏方之写的《阁楼》（方之是李潮、韩东的父亲），比如河南张有德写的《辣椒》，江苏陆文夫写的《献身》，当然还有王蒙的《队长、书记、野猫与半截筷子的故事》。我至今清楚记得王蒙到编辑部送稿子的情景。我之前认识陆星儿的哥哥陆天明，陆天明曾是我们非常崇拜的“大哥”，曾听他说过王蒙在新疆的故事。当时向前管西北，王蒙的手稿上是不满方格限制的那种龙飞凤舞，我怀着好奇问向前：能让我看看稿子吗？一读，就被他的俏皮吸引了。王蒙之所以能在右派作家中成为领袖，我想，不仅是因为他的机智，还因为他在创作上能有一种洒脱，俏皮就是洒脱的体现，是一种超越苦痛之上的态度。他是因为此态度，才能最早在小说中使用了“意识流”，表面看是热衷于叙述方式，其实是赢在态度，态度决定了格局。

因为这篇“半截筷子”的故事，我认识了王蒙，他当时住在招待所里，正争取他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