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专栏 东鳞西爪

    中共的早期领袖中，陈独秀的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多少也是因为资历摆在那里：彼时的中共中央，成员大多是他的晚辈，论声望则更是无人能与他相比。与党内同志辩论，他常以势压人，动辄拍桌子、掼茶杯。虽然事后有悔意，却只能是他自己认账，断不容他人挑刺，众人背后呼为“老头子”，隐然也有对其家长作风的忌惮之意。“一大”代表李达说他“恶霸作风”，甚且有言：“这家伙要有了权，一定是先杀了人，再认错。”

    脾气大，背后是强悍的性格。抗战时出于统战的考虑，中共中央曾有意让他回到党内，条件是对托派错误要认账，他的回答是：“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此话最能见出其性格。

    性子烈、脾气暴的人容易走极端，然而有的时候，就要这样的人才能成事。我读本科时，有个其实没多少学术含量的问题在学界还争得不可开交：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标准答案是鲁迅。我们系一老师说，应该是陈独秀。———大有力排众议的味道。事实上鲁迅当不了这个主将，胡适也当不了，唯陈独秀才是扮演大声疾呼、冲锋陷阵角色的合适人选，不仅因为他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更因为他正义在手万夫莫挡不管不顾的气概。不是说他没有反省的能力，晚年他对早先的经历有痛切的反省，但这反省也是不容置疑的，正在进行时的状态，更是不疑有他。

    新文化阵营中没一个比他勇，比他猛，“分寸感”之类的字眼是他的词典里没有的。一个好例是关于白话文。以白话代文言，乃是胡适倡于前，他从美国寄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堪称“石破天惊”，态度上却是不温不火，“刍议”嘛，商量着办而已。陈独秀读此文当有正中下怀之感，因从中找到了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但胡适温文尔雅的态度显然让他大觉不过瘾，于是很快撰成《文学革命论》，将胡适的“刍议”比为“首举义旗”，说是“予愿拖四十二生大炮为之前驱”。给胡适的信中则说：“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为绝对之正 确 ，而 不 容 他 人 之 匡 正也。”———改良升格为“革命”，有商量变成没商量了。

    以今视昨，陈独秀文章中尽是过头话，然他的脾性见之于文字，不说过头话反倒怪了。掀起一场运动是其初衷，凡运动，难免含戏剧化的成分，就像陈文中三个“推倒”三个“建设”的排比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