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视孔夫子》 伊人著凤凰出版社出版
现在说到“国学”，就是“四书五经”、孔子儒学，这岂非仍在搞“独尊儒术”？曾经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当过复旦大学教授的易白沙曾说过：“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
视孔子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
问：看到《平视孔夫子》这个书名，有些人可能会大不以为然吧：对圣人孔子不肃然仰视，竟然敢言“平视”，岂非僭妄之甚？
伊人（以下简称“伊”）：这是可能的。孔子在世及其殁后的三百余年里，世人对孔子是可以平视的。后来孔子被推为独尊的“至圣”，宗奉为“素王”、“通天教主”，对孔子就必得跪伏仰视了。到了二十世纪，康有为还说：中国人如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用？时至今日，自弯其“膝”（生理上或心理上的），跪拜而仰视孔子者，仍大有人在。当然，这应当“悉听尊便”吧。
我不是孔儒教徒，不宗奉孔子为“至圣”、“素王”、“通天教主”，我视孔子为“人”。
问：但孔子可不是一般的“人”。
伊：孔子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哲人。对作为伟大哲人的孔子，我深怀敬意。同样令我深怀敬意的，还有墨子、老子、庄子等伟大哲人。
任何伟大的哲人，都不是“完人”。历史学家朱维铮透辟地指出：“没有人能够离开自己的时代而从事思考与活动，也没有人能够超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以孔子只能是历史的人，被春秋晚期鲁卫诸国实际生活进程规定了活动方式的人。在一切时代一切区域都是‘完人’的孔子，在生活中从不存在，或者说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我视孔子为“人”，正是这“被春秋晚期鲁卫诸国实际生活进程规定了活动方式的人”。
问：就是说让孔子回归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
伊：是的。孔子回归为人———人性的而非“神性”的人，则孔子既特具其人性的卓异不凡，亦有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常，当然也难免会有人性的弱点； 而作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孔子既有拔萃于世的光耀，同时亦不免于历史的局限。没有人性弱点和历史局限性的所谓“完人”，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的。
从圣坛神座之上，回归到人间大地的孔子，是我们可以平视的。平视孔子或别的哲贤，使我们能有理性而更真切的认知，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深怀敬意。
勉力于平实、平和、平正
问：这种“平视”，在书写过程中如何地体现呢？
伊：质言之，就是勉力于：以现代人平等的人格、理性的目光，平视孔子，而不是跪着仰视；以平常心看待孔子，以平实的语言讲述孔子，以平和的态度分析孔子；并且对孔子的若干思想命题，于平心静气的探究中，作出既不谀亦不诬的平正的解读论析。
问：以平实的语言讲述孔子，平和的态度分析孔子，呈现的孔子是相当正面的吧？
伊：是的，相当正面。但不像古今“颂圣”人士那样，把孔子捧到吓人的高度。我在书中写到，孔子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留下“学而不厌”、“学而时习之”的精神，足以垂范后世；孔子创办“私学”，在历史上首开先河，所幸当时孔子未因没有“学历”，而受到打压或取缔，孔子作为先师真正获得了成功。学者钱穆在其晚年时说：“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教育事业之两项。”我对此很认同。书里面还写了孔子性情的、幽默的、可爱的一面。对孔子的短板和自相矛盾之处，也不刻意掩蔽、曲意回护。
问：书中有一篇，专述“异见者孔夫子”。以前似乎没谁给孔子戴过“异见者”这顶帽子吧？
伊：不是故意要给孔子戴帽子，他老人家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异见者”，只要翻看一下《论语》，就能找到不少证据。孔子对当时的政治和执政者多有批评、非议，其中最直接的是这条：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在孔子眼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甚至政在陪臣，这就是无道之世。孔子看不下去，当然要有异见和非议。
事实上，不止是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等哲贤，也是当时的“异见者”。他们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异见者和批判者。
问：可你说，孔子作为“异见者”，却从未受到过迫害。是这样的吗？
伊：是这样的。孔子是个明哲、练达的人，他说过：“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国家无道时，行为要端直，但说话要谨慎。他不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那样，在广场上公开发表异议言论。孔子对时政的批评非议，大多是在弟子们面前说的。有时当着执政者的面，说些谏劝的话，虽隐含批评的意味，但并无冒犯的言辞。而那时的执政者，大多也有容人的气度，对“异见者”尚无过度的敏感。钱穆说过：孔子“多主裁抑贵族之奢僭非礼，然当时贵族乃并不以孔子为忤”。因此，尽管孔子多有异见，却没有跟在上的执政者发生过直接的冲突，受过什么迫害。
问：孔子在鲁国呆不下去，带着一帮弟子“流亡”十多年，这不是受执政者压迫所致吗？
伊：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策划了一个大动作：“堕三都”———拆毁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城墙，这实际上是将其政治“异见”（裁抑贵族之奢僭非礼）付诸实施。但在强拆孟孙氏都城时，遭到强力抵抗，结果功亏一篑。执政者季氏怀疑“堕三都”的意图，从此对孔子冷落以待，但并未有迫害之举，还让孔门弟子继续当季氏家的总管。是孔子自感事无可为，辞官去国，携一众弟子周游列国，谋求“干谒”（所谓“得君行道”）了。
问：孔子与弟子到宋国时，不是曾险遭杀身之祸？
伊：孔子和弟子到宋国，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大贵族司马桓魋派遣一伙人，杀气腾腾砍掉大树，这只是对孔子师徒进行武力恐吓，意在将他们驱逐出境，并非真要加害孔子。司马桓魋这么做，或许是怕孔子到宋国会威胁他的权位；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他跟弟弟司马耕失和，而司马耕却成了孔门弟子，也因此对孔子心生憎恶吧。
问：“孔子诛少正卯”是一宗有争议的公案，你怀疑其真实性，为什么？
伊：怀疑“孔子诛少正卯”的真实性，并非是要回护孔子，而是因其证据不足。《左传》将孔子任鲁国司寇期间做的大事，均记录在籍，倘若孔子确是杀了少正卯，这也应该是件大事，《左传》作者当不会漏记；可作为佐证的是：就在孔子夹谷相礼前一年，郑国执政者驷歂诛杀邓析，《左传》 就有明确记载。孔子在当时名望比驷歂大得多，他真要是杀了少正卯这个名气也很大的大夫，《左传》怎么可能不著一字？所谓“孔子诛少正卯”，始出于荀子，他借孔子之口，指少正卯犯有五宗罪，其中“言伪而辨”、“心达而险”，就是以言论和思想入罪。荀子是援法入儒的大师，他对“异见”、“异端”深恶痛绝，认定诛之有理，因此便附会到宗师孔子的头上，编出“诛少正卯”这么个故事。后来他的两个“高足”韩非、李斯，发展、强化“禁奸诛异”之法，并在秦皇治下付诸实施。
孔门中有怀疑精神的弟子
问：孔门弟子中，你何以比较偏向于子路、子贡，甚至“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
伊：说实话，孔门弟子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子路，他单纯、直率、忠诚、勇毅，他直言不讳，敢于对老师说“不”，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是头脑简单的人，他也是个言行合一的人。我甚至有个假想：如此品性的子路，如果晚生一百年，他很可能会加入墨家，墨家坚忍、勇毅，“以身载行”，子路的性格与其很对路，说不定还能当上墨家的“钜子”。
子贡是孔门弟子里智商最高的，尽管常受夫子揶揄，但对老师的忠诚始终如一； 尤其是在夫子身后，排拒对乃师的毁伤，捍卫乃师之隆誉。子贡驰驱遐迩，搞商务，办外交，皆不忘宣扬孔子，如《史记》所言：“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他还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可见他也有可贵的怀疑精神。
宰予的怀疑精神更为突出，他喜欢质疑究诘、刨根问底，有时甚至给老师出难题； 虽然常挨夫子斥责，他似乎是乐此不疲。这对于问学、求知，其实是良有裨益的。这个不安分的弟子，对夫子也很忠诚。
正是有了子路、子贡、宰予这样的弟子，孔氏学府才不那么沉闷，多了些生气。不过，孔门之中，终竟没能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弟子；后来有的大抵是“祖述仲尼”者，如子夏、曾参和子思等。
问：那么，孔子的爱徒颜回呢？
答：颜回是个好学生、乖学生，他刻苦好学，安贫乐道，优点不少。在老师面前，他总是“不违，如愚”，从没有子路、宰予、子贡的怀疑精神，更不可能对老师说“不”。孔子虽也曾承认“回也，非助我者也”，但毕竟对其最为钟爱。千百年来，颜回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学生的典型，“听老师的话，绝不顶嘴”，不对老师有怀疑、提异议———即所谓“不违”，正是从古至今“好学生”的基本指标。
可以理性地怀疑和解析
问：看来你很推崇怀疑精神，书中有几篇对孔儒著名思想命题的论析———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以及儒家孝道等———就体现了怀疑精神吧？
伊：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摒弃盲从和迷信，对事物（包括经典、教义、权威等）作理性的审视、解析和判断，这就是科学的理性的怀疑精神。思想家殷海光说过：“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文化’中，绝大多数只为延续那‘圣教’而存在。”如今延续所谓“圣教”的仍大有人在，恕我不忝列其中。
孔子是伟大的哲人，他的睿智的言说，明哲的思想，是留给我们的丰富而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但对于独立而理性的思考者，这一切不该是只能亦步亦趋、唯唯俯从的“圣教”，而认为同样是可以理性地怀疑和解析的。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今被人奉为“道德黄金律”，似乎只能礼赞，不容究诘。其实，征诸历史和现实，对这句名言还是可以考辨一番的。在贵贱有别的等级社会里，对人之欲“制礼以分之”（荀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所欲，施之于人”，是从来没有真正普遍实行过的；就是孔子自己，亦非“终身行之”，也有不实行的时候。人类的“欲”与“不欲”本是参差多态，在“不欲”（或“欲”）人各相异而持时，还以其为通则施行，就难说是“道德”之举了。
再说儒家的孝道，其中那些合理、合情、合度的，当然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 但也确有相当多的部分，已不宜或不能行之于当今之世，诸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无改父之道”，“三年之丧”，“以孝事君”等等。行于今日的“孝道”，理当适合且有益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有些所谓的“学者”鼓吹旧孝道，提出把《孝经》之类的朗读光盘放给婴儿听，是为“从婴儿抓起”；甚至“二十四孝”那种发霉的东西，竟也被有些“学者”、“教授”捧为传统文化“精华”，作为今人效尤的孝道楷模……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问：在这些论析文章里面，除了怀疑精神之外，还能感受到里面透着一股激情。
伊：激情是我写这本书的一种支持力量。但我不是“激情控”，我不喜欢“激情燃烧”，我的激情有点“冷”。我曾说过：辩说文章不在于“气”的膨胀或“情”的扩张，而应依恃事实的力量，逻辑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我时时以此提醒和律求自己。因此，写解读论析的文章，务以经籍原典为凭据，依循“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律则；不过度阐释，不穿凿附会，不天花乱坠，不妄加发挥，不曲意掩讳，不恣意褒贬。
写“平视”之书只是为坚守
问：在“国学热”、“颂圣热”的当下，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呢？
伊：现在说到“国学”，就是“四书五经”、孔子儒学，这岂非仍在搞“独尊儒术”？曾经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当过复旦大学教授的易白沙，在将近一个世纪前说过：“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如今那些言必称“国学”者，他们的眼界比易白沙小多了！
说到“不合时宜”，也许是吧。我不是哪种见“热”即趋、顺“风”扯旗的人。我知道写这本“平视”的书，跟当下“颂圣”、“崇儒”的时风不会合拍。
问：当下有个流行词“逆袭”，你是不是也有“逆袭”之想？
伊：没有。我花五年半多的时间，写这本违乎“时风”、不合时宜的书，知道实际上改变不了什么，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实利。但我还是坚持做了。可以换个词，曰“坚守”。理性的坚守是一件寂寞的事，但这寂寞是我自愿的选择。
问：那是不是有一种悲凉之感？
伊：悲凉，还不至于。思己所思，为己欲为，足矣。而且，我想，这本“平视”之书，总会有几个引为同调者，也会有些读者看后而有所思。这就够了。
说到“逆袭”，这些年来时闻可称是“逆袭”的喧嚷，如亟言“告别五四”，“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避免的命运”；如提议建立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如设计出“三院制”的所谓儒家“王道政治”，宣称“王道政治是人类迄今所能构想的最完善的政治”，“王道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新希望”……“逆袭”之志可谓大矣！上世纪之初，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就曾大言炎炎，夸示“孔教能统一全地球”，结果呢，连他们的“孔教会”都没能“统一”好，终于土崩瓦解。
被称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谈到儒家“三纲六纪”时，曾说：因于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这并非大师无情，实因其洞彻的理性。他深知：儒家的纲纪之世，已经回不去了。时至二十一世纪，又有人“强聒而力持”，以图逆时而袭。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强聒的“逆袭”呢？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