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的人文境界 
    ——王岳川教授获2012书坛十大年度人物的对话

  
    《书法报》记者：王先生当选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是书坛对您2012年的工作的认可，这对于您的书法人生来说，一定是有意义的事，您对此次当选有没有期望，当时是什么感受？
    王岳川:在北大静心从事文学和书法教学工作多年，并没有想到能够获得中国书坛年度人物，谢谢大家对我教学工作的支持和首肯。当《书法报》通知我获得十大年度人物时，我正在努力做“庆祝北大书法所成立十周年的八个省市书法巡回展”，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充实。
    《书法报》记者：您1993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是什么时候与书法相结缘，并走向专业研究的道路？能否谈谈那段经历。
    王岳川：我从小痴迷书法和绘画，小学和中学时代几乎每天沉醉在写字画画中，拜师不少，“作品”深得大家喜欢，流传甚广。后来居然在城里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被聘在中学教了一年多的中学语文和美术课。我从5岁开始写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后写《家庙碑》，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小学时书法频频获奖。初中到高中集中精力练了几年隶书《张迁碑》《乙瑛碑》《史晨碑》等，并开始练习行书《兰亭序》和《圣教序》等，有了得心应手之感。初中时学画最初学的是工笔画，后来拜国画大家苏葆桢教授的弟子徐华明为师，后来跟老师学泼墨写意花鸟开始画水墨葡萄，始感到笔墨的无尽意味。更重要的是获得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苏葆桢教授的点拨，在写意葡萄的笔墨线条上有了质的飞跃。从画葡萄入手，到画兰花，画荷花，尤其是墨荷，对墨荷等大写意有了更高的体悟，对大写意山水也有了浓厚的兴趣。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后，更是每日临池不辍，尤其在小楷方面用力很多。临写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钟绍京《灵飞经》诸帖，下力尤多，有时临帖入神以至于达到茶饭不思的地步。同时开始大量习篆刻印，而且乐此不疲，大学四年竟然治印千方以上，常在汉印的朴茂和精致中感到方寸之间具有寻丈之势。我读大学是上的中文系，而诗、书、画、印兼治。我觉得这些爱好拓展了我的艺术感受力和鉴赏力。因而，在大学期间撰写书法篆刻美学词条十万字，收入《大美学词典》正式出版。1980年获四川省大学生书法大赛一等奖，1981年获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大赛优秀奖。
    在北大读研期间开始转向草书尤其是狂草，对张芝、二王、孙过庭、王铎很痴迷。在我看来，只有草书才能代表中国最纯粹的艺术精神。楷书还具有实用性，唯独草书是纯艺术性的，它是一种纯艺术，表征着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要把草书写好也是非常困难的，20几年来我一直临帖书写不辍，发现学术艺术相通，在做学问之时书法相得益彰。
    广义上说，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研究在终极境界上是相通的。在攻读文艺美学研究生时对艺术本体加以研究，又对自己二十年来的书法练习加以理论总结，撰写发表了多篇书法论文，并出版了《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等著作。我感到理论思辨与指腕笔墨在文化精神中渐渐整合。学术与艺术的统一，使我的人生乐莫大焉！
    《书法报》记者：您研究领域相当宽泛，有文学、哲学、美学、艺术学等，每个领域都有专著出版，也获得了不少奖，您比较看重的奖项都有哪些？
     王岳川：作为一个学者，我感到必须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我除了在西学研究上花了很大的力气，出版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译著），《文艺现象学》（译著），《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9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还在国学研究中花了更大的精力，出版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文化战略》，《中国镜像》，《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艺术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书法文化十五讲》，《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文化书法》，《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大学毕业三十年了出版了三十几部专著和几十部主编著作，当然也获得很多奖。每个学术奖和艺术奖都来之不易，是对我学术和艺术探索的肯定。我认识到，学者必须懂艺术，书法给我很好的感悟启示。每次看书法大家的原作，都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能够体悟他的用笔、构图，体悟他对前人的推进和创新。在海外看到王铎、傅山书法的原迹八十多幅，心有戚戚焉，而且能够和海外的书法高手一起探讨这些字画的品相书风，颇有些古今合一的快意恍惚。如果一个学者或艺术家对艺术、对书法史、对艺术史毫无了解，只是做自己单一学问和艺术，那么他就有可能萎缩了自己的艺术感悟性，就会语言干瘪或面目可憎。书法给我带来的就是一种“诗意地栖居”，提升了我对大自然用心感触的艺术感受力和感悟性。
    《书法报》记者：北大是全国各类学术权威汇集之地，在这个平台，您也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做出了贡献。请您谈谈北大与书法相关的学科或常规活动情况。
    王岳川：我在北大一直坚持蔡元培校长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方针，开始在20世纪末筹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然而很艰难地被一拖再拖。最后在2003年终于成立北大书法所。我意识到，长期以来北大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多，从事书法技法创作人才比较少，因此在设置课程时，考虑到理论和创作并重，形成理论和创作双向互动。北大书法研究生选课坚持打破门类、系别的界线而在全校选课，可在中文系、考古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系，使研究生朝“双语精英”和文化艺术底蕴丰满的“学者型艺术家”方向努力。
    北大书法所教育的重要特点在于它能够打破那种专科院校单一的美术史、美术技法、美术理论、美术观念方面的教学模式，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双科、多科乃至全科的训练。北大书法所培养的人才分为博士生、硕士生、研究生课程班、名师精英班、访问学者等不同类别。北大在招收三届书法研究生课程班时，遵循艺术教育的基本规律，使研究生有侧重于搞书法史论的理论批评，有侧重于书法创作甚至于现代书法的创作。招生中我们注意招收三个方面的人才。一方面是长期从事书法史、书法美学史、书法美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研究的史论人才。另一方面招收侧重于创作的，比如在全国、省市、全军获过奖的，在地方和省市具有重要的创作特色、风格，甚至形成自己面目的书法人才；第三方面是属于综合性的，就是史论和创作兼顾的人才，以适合于今后做书法教育工作。总之，强调书法同文化连通，注重艺术同思想互动，坚持中国书法同世界艺术前言对话，要求学生在创作与理论、书艺与学术之间获得动态平衡，是北大书法所办学的基本方向。
    《书法报》记者：现在有个现象是，高校重研究轻创作，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岳川：这个问题在北大过去比较突出，但是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能够做到研究和创作共同推进。当然我也要注意另一种偏向：过份强调技法而忽略文化素质的提升，书法成为一种竞技活动和经济活动；过分重视策展而形成了学院的展览风，学生没有整体性地关注自己的优缺点，而是“跟风”严重——展出中什么流派获奖就学什么；忽略理论的指导性意义，使得中国书法界同整个文化界前沿思想脱节；另外，在书法高等教育中还表征为教材落后、互相因袭、缺乏新意；一部分人热衷年年参展，但是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却还没有有效的评价机制来决定怎样的书法文化输出，可以使得中国书法形象成为能够真正成为东方书法文化的代表。这些问题需要整体性调整思路，分门别类地解决。
    《书法报》记者：您一直以开放的心态，推动书法走向世界，现在进展如何？有难度吗？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人写文章称，外国人要真正领略中国书法之奥至少要100年，您怎么看？
    王岳川：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书法相当隔膜，导致彼此文化的不通约性，因此书法交流具有相当的难度。至于有外国人要领略中国书法需100年的说法，过分悲观了些。其实在东亚各国的“外国人”对书法的理解已经很深，而西方各国对书法的欣赏和实践也正在日益深入。只要我们坚持书法输出，坚持汉字文化的海外教学，就一定会使得汉字文化圈重新建立，欧美人真正领略书法魅力的日子会尽快到来。
    我坚持文化输出的海外实践，甚至说近几年应该是我的“书法输出年”：除了经常赴日韩东南亚传播中国书法文化以外，2006年到英国各大城市进行文化访问和书法艺术交流一个月；2010年我应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文化和书法精神”的学术讲演，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大学巡回讲演《中国文化创新与中国艺术精神》、《中国书法文化的当代启示》、《中国文化书法艺术》并举办书法个展。2011年2月到德国、法国、瑞士、捷克四国进行文化交流；2011年3月接受拉美三国——古巴、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大学邀请，讲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文化与中国书法》，并在拉美三国举办《王岳川书法艺术展》；2011年10月到印度尼西亚出席“李岚清书法篆刻展”并做讲演《中国文化与书法精神》，同时教印尼学生写中国书法；2011年11月到英国伦敦大学出席国际艺术文化大会，并商讨2013年到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大书法大山水展的具体方案。
    《书法报》记者：可否分享一下您书法创作的经验？未来在创作上还有何打算。 理论上，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王岳川：在创作上我的体会是，每日临帖，临创合一。破除急功近利，将书法看成人生修为的过程。
    其一，每天日课，在技法上，我们要有扎实的功底，要“取法乎上”。有很多人练书法，不是去临传统的“法书”，而是去练当代书法家的字，或就是练自己老师的书法。不是说不可以练。书法就是“以手指月”——学生要通过老师的手指去看到月亮，而不是去看老师的手指。月亮就是传统，是历代的法书。学得越像老师而不进离书法的经典越远。这是一个误区。“以手指月”就是告诉你一条路，通过这条路走向传统，在历代法书中获得营养，先入后出，最后获得自己的守正创新的书法风格。
    其二，理论上厘清中国书法海外输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最近将推出我主编的《美国书法史》、《欧洲书法史》、《东南亚书法史》、《港澳台书法史》、《日本书法史》、《韩国书法史》等，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
    《书法报》记者：今年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校要上书法课。您通过中外对比，以为中国书法的基础教育如何？应如何开展才更好？
    王岳川：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校要上书法课，我立即主编了一套18本的小学到高中的《书法》教材，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认为，同韩国日本相比较，中国中小学生的书法发基础相对较差，其原因是长期以来书法课缺席。现在有了这门重要的课程，一定会尽快赶上。至于中小学如何开展书法课，我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尽快由教育部确定几部高质量的教材而全国通用，只有优秀的教材才能事半功倍地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其二，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中小学书法老师全面培训；其三，在中央电视台举办全国中小学生书法临摹大赛和国际书法电视大赛，推动全国学生临写书法的文化热潮。这样，中国中小学书法教育才不会走偏，才会使中国书法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