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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书社钟叔河先生所编《知堂书话》（下）收周作人《关于阿Q正传》一文，包括“引言”和“本文”两节。“引言”谈及《阿Q 正传》发表后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收在晨报社初版本《自己的园地》里，“那时我正是乱谈文艺的时候，有些地方说的很不对，那是当然的事情，但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这是周氏惯用的笔法，话总要说的委婉，可骨子里毫不示弱。“引言”还特别谈及《呐喊》出版后受到创造社成仿吾的攻击，成认为只有其中的“不周山”还好，又说这小说集是他兄弟所编，应该是很好的云云。因此鲁迅在《呐喊》再版时，“特地把《不周山》抽出，不留在里面”，而周作人自己则在再版《自己的园地》时，为避嫌疑将这篇谈阿Q的文章抽出。这就是半真半假之言了，鲁迅所为自然是反击，周作人却是托故成君以解决自己的“不想多说”了。事实上周氏兄弟都是以硬碰硬的人物，绝不会因此有相反的举动。真实原因当是《自己的园地》再版已是“兄弟失和”之后，周作人心怀绝决，不愿文集中再有兄长的名字了。“失和”后两人互有攻伐，然而鲁迅不失宽厚，周作人则甚为刻薄，对兄长极难释怀，冷嘲热讽颇多不可理喻处，不过在这些文章中两人都根本不提及对方的名字罢了。及至1936年鲁迅病逝，周作人又似乎恨意消除，追思之心满怀。事实上周作人对鲁迅态度的转变并非始于解放后鲁迅地位高升，而正是在鲁迅去世后，他连写纪念文章接受记者访问，对乃兄的评价几乎都是正面的。鲁迅去世时周作人在北方文坛地位正如日中天，若非对兄长旧情复燃，实不必如此。当然对当时“左翼”对鲁迅的热捧感觉受不了，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因。
　　“本文”则是在《阿Q正传》发表不久所写的那篇评论文章了。周作人此后谈阿Q的文章有好几篇，但大多以阿Q为箭垛子，意在挖苦鲁迅的“投机”和所谓普罗文学家的“善变”。而这篇写于1922年的文章却属于周氏所谓的“正经文章”，这篇谈阿Q 的文章无疑是其精心之作，意在为鲁迅揄扬。谈到阿Q的形象时说：“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副中国人坏品行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这些话说的都极有力量，其实也为正确评论《正传》定了一个基调。不过对于小说的艺术性，周作人则未做肯定，只是说明其笔法的来源。周作人在一篇谈阿Q原型阿桂的文章中曾暗示性地提到鲁迅写小说时的“戏剧性”，这在周作人看来是幼稚的，其实是周氏自己不懂小说技巧，缺乏想象能力而已。但也有不为人知之处，如鲁迅谈到阿Q之死是因为孙伏园离京，对每周连载已经不耐，想早点结束，因此将阿Q枪毙，而周作人则提到了只有他所知道的秘密：“由于作者对于死罪犯人沿路唱戏大家喝彩的事很感兴味，借此可以写进去。”
　　不过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在结尾处，正是在这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显示出了实力。如云“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地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科夫的小说　《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到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这几乎是否定性的说法，因为照此思路，则阿Q就不再具有民族代表性，而是一个孤立的独特人物了。不过这是真将阿Q当未庄的农夫对待了，因为阿Q表面上确实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农民，但是，他的固有精神即是所谓“精神胜利法”，却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安慰的法宝，被作者装进了阿Q的大脑，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在应付着恶劣的环境。在“本文”中，周作人谈到，“在连续登着的时候，知识阶级一时轰动。有许多人以为某一段仿佛是骂他自己，有的也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也很有自知之明。

周作人谈阿Q

2013-08-09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田欣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2013-08-09
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田欣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