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后，我们终于看懂了《推销员之死》 _文化天地_试题下载

谁杀死了那个美国人

● 本刊特约撰稿张莹莹本刊记者喻盈 / 文
198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到中国排演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苦恼于如何让中国观众理解“推销员”与“保险”；201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这部经典戏剧，“推销员”却成了一面镜子，人人都从他身上照见自己

威利·洛曼死了。
话剧的名字《推销员之死》早已注定了他将在帷幕拉上前与世界作别。这个老推销员的葬礼上只有零星的几个人。他一辈子骄傲于自己的好人缘，曾坚信所有认识的人都会乐于到他墓前献上一朵花，现实却是一场嘲讽：连他的死亡，都是一场失败。
一束追光下，他的太太琳达仰天大恸：“我们自由了！”她拿着威利·洛曼用主动死亡换来的保险公司赔付，刚刚还完了房子分期付款的最后一笔。洛曼一家终于完全拥有了这幢房子，却再无可以团圆的人。
这注定是新版话剧《推销员之死》里，最让中国观众共鸣的一幕。掌声雷动。前排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一面拍手一面颤巍巍站了起来。演出结束，甚至有观众抱怨：关于“房事”的批判这出剧干吗一笔带过，不更多更狠一点？！
绝不会再有人说看不懂。即便这出阿瑟·米勒的经典话剧，不乏舞台上的超时空穿梭与精神分裂的呓语，人们还是言之凿凿地对号入座：威利·洛曼就是我们中的一个。
而1983年，当《推销员之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时，人们却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是分期付款？为什么一个挣扎痛苦如威利·洛曼的loser，会住别墅、开汽车？一个人为了钱不择手段，那么他算不算死有余辜？新华社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这部戏的理解程度，它这样写：“《推销员之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垄断。”

在中国复制“美国梦”

《推销员之死》与中国的渊源，始于1978年。当时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在阿瑟·米勒访华时向其发出邀请，希望他有机会为北京人艺执导一部戏。1980年和1982年，曹禺、人艺导演英若诚分别访美，两次拜访米勒，终于将此事敲定，米勒选择将他的成名作《推销员之死》带到北京。
英若诚翻译了剧本，阿瑟·米勒亲自来华执导，1983年5月7日，该剧在首都剧场首演。据说，这是文革后在国内舞台上上演的第一部外国戏剧。
实际上，这时候距离阿瑟·米勒的剧本创作时间已经过去了34年。1949年他用《推销员之死》击碎“美国梦”的外壳，反思弥漫商业帝国的成功热病，震动美国剧坛，并因此获得美国戏剧托尼奖和普利策奖。
戏中那个整日絮絮叨叨、夸夸其谈而又十二万分信仰勤勉与冒险的威利·洛曼，干了一辈子推销员，向客户推销商品，向两个儿子推销发财的信念。他曾坚信两个儿子会在商海中大展宏图，结果却是在自欺与自负中奋力打捞前途暗淡的绝望。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纷乱如麻，他们的“失败”，使他同时背负失望与自责，直到最后他发现自己的死比活值钱，便弄死自己，把它当做送给家人的最后礼物。“追求物质成功使他丢失了基本和真实的本性，他不再有能力认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和自己真正代表的是什么，在这种意义上，威利卖掉了他自己。” 阿瑟·米勒这样写。
而1980年代初中国的现实却是：商业文明已消失了30年，人们刚开始挣脱计划的枷锁，“保险”与“推销员”是需要注解的新名词，同时它们又意味着前卫与冒险的诱惑。1983年的美国《新闻周刊》曾断言：“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有一个推销员！”事实上这断语并不准确：那一年四川的刘永好每天背着大包去新津附近的县镇推销鹌鹑蛋；深圳一个叫王石的年轻人正在倒卖玉米；超过十万个温州人在全国奔波，推销产品——没有花去太长时间，这些人的名字便被与“成功”、“先富”勾连在一起。对资本的追逐刚刚萌动，何来反思？阿瑟·米勒心怀忐忑：“我怎能指望把中国人记忆里本不存在的一种生活认识创造在舞台上？”
结局并不糟糕。《推销员之死》在1983年的北京连演50多场，场场爆满，成为人艺里程碑式的作品。只不过记者采访时每每这样提问：“这部戏有何寓意？”而被采访的阿瑟·米勒也总是语焉不详，事后英若诚撰文回忆：“阿瑟·米勒先生今天不大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里面包括某些美国人士公开提出的担心，即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个戏做反美宣传，给美国社会抹黑？”

每个人都成了推销员

29年后的2012年，人艺重排《推销员之死》，阿瑟·米勒当年的忐忑与顾虑已恍若隔世。
新版《推销员之死》导演李六乙直接把它当做中国现代戏来排，扮演威利·洛曼的丁志诚说起台词有美国腔又有京片子味儿，让这场“美国梦”在京城落地。演出海报上的天空与地面铺满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让人眩晕，从正面看这是北京国贸CBD，而如果倒过来，纽约曼哈顿的夜色便在楼群中显影。
李六乙的舞台设计，完全摒弃了阿瑟•米勒剧本中原有的详尽指导（他甚至在剧本里规定了洛曼一家厨房用具的牌子），没有房间的仿制、复原，只有一道倾斜的墙把舞台劈开狭窄的一角，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权作全部家当。这是中国戏曲美学中的“空”，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故事背景弱化，无关时代，无关国度，“把人名换成张三，把纽约、新英格兰换成河南、天津，这个戏照样能演。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当时当地。”李六乙说。
威利·洛曼能够代表的已不再仅仅是推销员；又或者，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已无法跳脱推销员的身份，买与卖成了主旋律，成功的热望像一场疫病席卷全城。
当《推销员之死》成为一面镜子，人人都从威利·洛曼身上照出了自己的卑琐、困顿与焦虑。这时候，李六乙替阿瑟·米勒重新问出了29年前我们没能听懂的问题：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到底如何评判？“中国人过去不管信的是什么，总觉得生命有价值，现在我们对生命没有认识了。”

29年后，我们终于看懂了《推销员之死》

期号：《看天下》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