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谈语文教学的守正与创新

 （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刊》2013年第9期）

山西大同大学 张毅

读了曹文轩先生的《语文课的几个辩证关系》一文，很受启发，也引起了我对当前语文教学和教研中关注的守正创新问题的一些思考。

守正：“语文”到底是什么？

曹文轩先生认为语文教师上课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引导学生去“细读”和“漫读”课文中的语言，他对观摩课教师“对于字词细致入微的解读”给予了充分肯定。曹先生这里所说的其实涉及到一个对“语文”认知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21日专版刊载了一篇国内知名教材专家写的《“语文”一词从何而来》的文章，文中称：“‘语文”从何而来，恐怕除语文教育方家，他人未必知晓”，“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会以为‘语文’一词历史上早就存在了，其实不然”，该文断言“语文”一词系1949年由叶圣陶先生“首创”，这与“语文”一词的出现的历史严重不符。“语文”一词到底从何而来？这需要我们将考察的目光投向19世纪末。鸦片战争后，晚清官僚认识到清王朝缺少的不只是强大的武装，也缺少包括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各类专业人才。由于“语言文字”频繁使用化简之需，“语文”这个缩略语应用而生。经笔者长期考证，使用“语文”一词的最早文献是1887年张之洞和吴大澂所呈的《粤省创设水陆师学堂以储材疏》，在这份奏疏中，二人陈述因张树声所办实学馆“肄习西洋语文、算法，……此外有关兵事诸端，未能肄及”，已下令“改名博学馆”，并奏请筹办水陆师学堂。此奏疏中尚有“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等数句。可见“语文”一词的本义是“语言文字”。据《现在汉语词典》：“‘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同样，“文字”在与“语言”并举时，只指书面语言。其实，“语文”一词在解放前早已普及，在台湾也是一个常用词，对此笔者在《呼唤母语课程重新命名——关于我国母语课程命名的考证与思考》（《语文学习》2013年第1期）中曾做过较详细的阐述分析，另有拙稿《“语文”课程更名是破局之举——兼与张心科先生商榷》将在《语文学习》10期刊载，这里不再赘述。应该看到，自从1949年将“语文”命名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之后，关于“语文是什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可是，“语文”之“语文文字”观一直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语文》1952年第3期李克非的《关于“语文”的解释》一文就认为可对“语文”做多种解释，但也提出“假如一定要给‘语文’规定一个单纯的涵义，那就不如解释为‘语言’和‘文字’”，“实际上‘文章’和‘文学’也是从‘文字’的基础上面发展而来的”。 而现今仍在出版的《中国语文》《语文研究》作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刊物，也一直秉承了“语文”之“语言文字”说的传统。

可以说，语言文字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之所以把“语文”之“文”释为“文字”，而不释为“文章“和”文学”，就是强调语文课虽也学习文章和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更主要侧重于语言形式的学习。上语文课就是要紧紧抓住“语言文字”这个抓手，学习语言文字的成品——实用文章和文学作品，通过分析文章、鉴赏文学作品的言语活动，学会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提高书面表达和口语交际水平，并且学习文化和传播文化。十年课改成绩斐然，但也有些教师以“教改”为名义胡乱发挥，以制造噱头炫奇搞怪为策略而偏离了语言文字运用教学的正轨，对这种架空语文的“伪语文”教学倾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我们注意到《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版）》与《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相比有些表述有了微调，“语言文字”在修订版中出现了16处，修订版在对课程的性质阐释时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这种对“语言文字运用”的特别强调可以理解为母语课程的顶层设计者对母语课程性质阐释上的进一步明确。在教学实践层面，当今黄厚江先生的“本色语文”教学堪称语文教学的一代风范。

创新：语文人都应是追梦人

语文教学不能只是守正求真，要想永葆活力还须不断创新。守正当师黄厚江，创新要学程少堂。如果说程少堂先生他于2001年提出“语文味”这个概念及教法，是对真语文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自觉的话，2011年他又提出“文人语文”的概念以与“匠人语文”相区别，则是对教学创新的更自觉地追求；“文人语文”这种提法对我们的语文教学很有启迪意义。正如前法国教育部中学总学监皮埃尔·克拉腊克在《法国语文教学》一书指出的“学习本国语言不是为了成为文人学者，不是为了成为口才出众或成为一个天才的作家” 那样，“文人语文”的提出亦不是以培养文人为目标的，而是强调语文教师不应甘于成为语文车间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不应将语文教学视作可以机械刻板操作就可完成的活动。“文人语文”要求语文教师不断涵养文人气象，要将语文教学视作一种艺术创造活动，追求信、达、雅、美、博，从而让学生得以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生机盎然的文化场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言之，语文教师要全力以赴以自己的生命活力、生命体验来点亮学生的心灵，激发起他们掌握祖国语言文字和学习中华文化的强烈渴望。文人语文还追求作为艺术创造者之一的语文教师的文化个性的彰显，如果说程少堂演绎的是中学“男版”的文人语文的话，北京名师王君、吉春亚老师演绎的则是“女版”的文人语文。

程少堂先生身为深圳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除了搞好自己的科研工作外，十分热衷上公开课。他认为观摩课是语文课程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不是示范课，而应称之为“实验课”或“研究课”。曹文轩先生在《语文课的几个辩证关系》一文中把这类课与时装表演作类比，让人耳目一新。时装表演上模特所着衣饰虽然并非常人日常可以穿戴，但代表了服装的潮流，引领世界服装的走势，同样，语文实验课也彰显了语文教学的一种前卫姿态。作课教师充分挖掘教材、学生和环境和自身的潜在因素，悉心打磨，极力将语文课的真与美的极致充分地展现出来。应该承认，这种课备课量极大，像程少堂先生一节《锦瑟》就是在程老师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又饱读50本书之后的精心打造的结果，充满了学术气息和艺术气息。正如同大阅兵不同于常规作战、满汉全席不同于家常便饭、嘉年华不同于日常一日、中央春晚不同于普通表演一样，要将日常语文全部上成作为实验语文的观摩课那样是不现实的。但实验课作为语文课的一种应然的理想形态无疑为一线教师日常教学提供了参照，所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广大教师在反观自身教学时可弥补自身教学实施时的弱项，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我想这大概也是作为教研员的程少堂先生重视上“研究课”的主要目的。

在新课改背景下，语文教师要获得专业上的成长，必须带着研究的态度和创造的精神去教学。笔者认为，一线语文教师应该有成长为教学大师的梦想，并朝着这个梦想去不断努力。著名作家梁衡在《匠人和大师》一文中指出：匠人与大师的区别首先就表现在“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大师高出匠人之处就在于“他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因为凡创新、创造，都是在引进、吸收、对比、杂交、重构等大综合之后才出现的。”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需要人们有一个较高的追求目标。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将军总是在优秀的士兵中成长起来的。当他不满足于打枪、投弹的重复而由单一到综合，由经验到理性，有了战役、战略的水平时他就成了将军。鲁班最初也是一名普通木匠，当他在技术层面已经纯熟，不满足于斧锯的重复，而进军建筑设计、构造原理时，就成了建筑大师。虽然从匠人而成为大师的总是少数，但这种进取精神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动力。古语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要是人人都法乎其下呢？这个社会就不堪设想.我们可能在实际业绩上达不到大师水平，但至少在思想方法上要循大师的思路，比如力求创新，不要重复，不要窃喜于小巧小技，沾沾自喜。对事物要有识别、有目标、有追求。力虽不逮，心向往之。在个人有了这样一种心理，就会有所上进；在民族有了这样一个素质，就会生机勃勃；在社会有了这样一个氛围，就是一个创新的社会。”语文教学要创新决定着语文人都应是追梦人，愿所有的语文教师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都能圆好自己的或大或小的语文梦。

 （语文味网编辑：感谢张毅教授惠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