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文化传统要讲辩证法

所以，在使用“华夏文明”这一概念时，最好不要把它同“中华文明”简单地画上等号。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原文化和华夏文明时，特别是在国际交流时，应该把“华夏文明”译为Huaxia civilization，而不要译为Chinese civilization（中华文明），免得人们发生误解。

　　“习俗文化”比“典籍文化”影响更大

　　讲到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应该包括两大类文化传统，一类是中华典籍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另一类是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流传下来的文化。

　　所谓“中华典籍中传承下来的文化”，指的是《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等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以及《百家姓》《弟子规》《女儿经》等通俗读物中，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

　　所谓“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流传下来的文化”，指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口口相传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影响下流传下来的，以习俗为主要特点的文化传统。

　　应该讲，我们许多人并没有学过那些诸子百家的典籍，现代人甚至连《百家姓》《弟子规》《女儿经》等通俗读物也没有接触过，但他们身上并不是没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农村，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偏远乡村，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接人待物礼仪、处世态度，特别是办理红白喜事、过年过节中的文化传统，就可以注意到“习俗文化”比“典籍文化”影响更大。

　　许多学者都重视典籍文化的研究，但对于习俗文化及其与典籍文化的关系不够重视，这会影响典籍文化研究的深入。因为，这两类文化是有相互关联性的。举个例子，我们常常把典籍上所讲的“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中的“和”视作中华文化的特点，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有谦和待人、和谐相处的好传统，也有窝里斗、穿小鞋等坏传统。好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坏传统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呢？应该讲，也是。但没有一本典籍是教人要窝里斗、穿小鞋的。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在典籍文化之外去研究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知道，孔子是个老师，他讲的好多话包括要求大家“和而不同”“和为贵”，针对的就是我们习俗中那些坏传统的。读孔子的教导，要把它看作是老师讲的话，既体会他那些话的含义，又注意他那些话针对的问题。这样来研究我们的文化传统，就可以把问题看得更为深透一些，文化建设也可以更有针对性一些。

　　弘扬文化传统要区分精华与糟粕

　　需要说明的是，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习俗文化中都是坏传统，典籍文化中全是好传统。无论典籍文化，还是习俗文化，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而且都有精华与糟粕。我们在继承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时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毛主席说过的，是我们对待文化传统的科学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他也强调了我们要传承的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典籍文化中有“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等体现人文精神的精华，也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习俗文化中同样有体现中国人勤劳、节俭、懂礼貌、讲报恩等美德的精华，也有愚昧、迷信、散漫、内耗等糟粕。

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做一项工作，就是对我们典籍文化和习俗文化中的“糟粕”加以清理。记得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提出上海人的素质要提升，就要研究和改变上海人的陋习。(堂按：有些小气霸道的上海人看到这几句话，是不是要跳起来说：“上海人都有陋习吗？”)大家经过讨论，提出了“七个不”的市民行为规范，并在上海的窗口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和城隍庙豫园商场“三街一场”率先实行，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不能良莠不分，让那些文化糟粕和陋习沉渣泛起，而要明确提出去糟粕、易陋习的要求。有时候，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有哪些好的传统、哪些坏的传统，不怕揭自己的丑和短，才能实实在在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文化为经济建设服务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讲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毫无疑问，在当今中国，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要为这个中心服务。怎么“服务”呢？我主张在文化建设中，坚持明道以振兴中华，明道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这里强调的“明道”，包括对我们走的道路、讲的道理、践行的道德中讲的“道”要“明白”。今天我们常讲的“中国道路”，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道路”，在英文中一般被译为path或者road，有时还被译为way。这样的译文，大体上是可以的。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的话，这样的译法是可以讨论的，因为path或者road都没有准确地反映出中国人所讲的“道路”的深刻含义。中国人所讲的“道路”，是由“道”和“路”两个字构成的，指的是符合“道”的路。其实，中国人所讲的“道理”“道德”，都强调“道”，认为符合“道”的“理”才是真理；符合“道”的“德”才是大善之德。这个“道”，是中华文明中的精华。

　　“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这一范畴是由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老子提出的。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并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开始推求天的来源，提出了“道”。由于“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思想，在历史上他们就被称为“道家”（Taoism）。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其他各家各派思想家都接受了“道”这一概念，并作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道”在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地位。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就是说，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道生成万物之后，又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个“道”可以说是天地万物自强不息地运行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又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它是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去体认的。

　　我们的老祖宗不仅讲要“明道”，而且强调要善于认识和处理好“道”与“器”、“道”与“用”的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弘扬中华文明要“明道”，同时要善于把握“道之用”。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动力”，这种“支持”，不是仅仅为经济建设搭一个舞台，而是要让文化建设承担起帮助人们提高素质和能力，特别是要帮助人们形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理想信念”“共同思想基础”的重任。我们许多人喜欢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说法功利色彩太浓了，既不利于文化的繁荣，也不利于用文化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建设中把握民族振兴之“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之“道”，才能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自信、更加自觉地投入到经济社会建设中去，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作者李君如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