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教育,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受众如何通过电影来进行教育。第二个则是电影中的教师形象如何传达出电影之外的理想。
电影史上有无数关于师生的故事,他们亦师亦友,如父如母。为成长中的孩子指路,给他们正确的方向,教会他们坚强面对人世的绝望。这些都给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感动。
《天堂电影院》中的老阿尔弗雷德,终其一生在电影院狭小的放映室里面看着世事变迁,看着生老病死,直到小托托出现,从少年到青年,怀着共同对于电影的热爱,他引导着托托走出小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保护他,教育他,给他自由的选择。像极了《基督山伯爵》里面的法里亚神甫,他在监狱里用十年的光阴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智慧教会了年轻的爱德蒙·唐太斯希望、宽恕、信仰与爱,使得他的心灵未曾蒙尘,他的生活没有在痛苦的深渊里面沉沦。最后法里亚神甫用自己的死亡换来了爱德蒙的重生。
《舞出我天地》里在英国矿区教孩子跳舞的离异妈妈威金森女士,是她发现了男孩比利·爱略特的天赋。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师,她抽烟、说脏话,很严厉。她的生活也很艰辛。可是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日子中,她主动保护了比利·爱略特的天赋,就像是在伊斯特伍德矿区那肮脏环境中努力维护孩子审美信念的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母亲。她们的善念和决心,使得文明和美在延续,也使得那些受到庇护的年轻人对人世的信心始终没有冻结。
我记得在比利考上英国皇家芭蕾舞学校的时候,他与老师告别,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而老师说:“不,你不会的。”其实这是她对他最大的肯定,因为“我知道,你的天赋足以使你功成名就,而你永远无须再回到这样的生活里面来。”
可是感情永存,这也是师生情最动人的地方,良师的影响对孩子是一生的,他们的未来之路可能就会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光芒而永不停步。
这也是《天堂电影院》结尾,当托托拿到阿尔弗雷德留给自己的胶片盒子,放映的时候,他发现是所有他们过去放映的影片里被剪掉的接吻片段。那无数或激烈或甜蜜的吻,引得托托潸然泪下。彼时的托托已经功成名就,两鬓微白,生活中却总有缺失,他曾望着床上熟睡的女人的背影默默哭泣。成功之后巨大的失落,逝去的不单是时光,更多的是梦想和灵魂。唯有回到最初的起点,那个毫不起眼的,却被珍视的起点,才能得到安慰。
日本导演木下惠介的《二十四只眼睛》是我看过最纯情的关于师生情谊的电影。在日本离岛小豆岛上当临时教师的大石久子时髦、年轻、漂亮。她和12个当地渔民的孩子一起成长,从小学到中学,经历离别、战乱,多年后重聚,寥寥数人。而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美丽女子也早已结婚生子,成为了主妇。命运的飘零令人唏嘘。
最难忘的就是这群孩子贸贸然在夏日的午后,偷偷溜出家门,步行数小时去看受伤的大石老师。因为路途遥远,准备不足,大家边走边哭,最后还在老师家睡着了。那份真挚的感情纯美得令人动容,而之后的人生无常、聚散离别才更令人伤感。
和《二十四只眼睛》一样,《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女老师的故事。1950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尚未兴起,那时人们的观念很保守:女子要穿紧身衣、束腰、裹腹带,要以结婚为神圣的使命。即使在威斯利女子大学,女性追求自由独立也被视为异类。
新来的艺术史教师凯瑟琳风趣、率直、热情、知识渊博。她为女生们带来了新的学习方式,更带来了重新审视自我的可能,她教会了她们尊重内心的呼唤,教会她们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鼓励她们勇敢追寻自我的梦想,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她以身作则,最终离校去欧洲继续学习艺术,以期自我完善。而离开那天,所有女生骑着自行车,追着她的车子来送别,这个场面非常震撼,不亚于《美丽心灵》的结尾,全校教授都默默在纳什的桌上放上钢笔以示尊敬,不亚于《死亡诗社》结尾,众人不顾校长的反对,纷纷站到桌上,高声吟诵“船长,我的船长”。
由此,我想到北大教授戴锦华的名言“终其一生,我都没有得到过体制内的认可,而最让我安慰的就是学生们的爱”。或许这就是所有想要与权威古板的应试教育相抗衡的教师们共同的心声。
无疑,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教师是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基廷先生。虽然在之后格斯·范·桑特的电影《心灵捕手》中,罗宾再次挑战了一位游离在主流教育体制之外,最终保护了数学天才威尔·杭汀全部才华的社区大学兼职教师尚恩。可是,基廷先生却是无数学子心中理想的教师,燃起了青年人觉醒的希望。
彼得·威尔拍摄于1989年的电影《死亡诗社》其实并未过时。片中有很多二元对立的表达:新与旧,改革与保守,叛逆与精英,旁道与主流,理想与现实,自由与权威,反抗与顺从。
1959年的威尔顿预备学院,古板森严,没有一丝自由的气氛。而新来的基廷先生,支持成立秘密的“死亡诗社”, 向学生介绍有思想的诗歌,提倡自由发散式的思维哲学,教会他们勇敢地面对每一天,把握自己的人生。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所有的港口”,“ 一旦觉得自己懂得,就必须换一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荒唐,或者愚蠢,但必须试一下”,这些从基廷先生口中引用的名句都敲打着被压抑保守思想控制的年轻人的心灵。
最终,他没能取得校方的认可,黯然离去,可是在离开的一刹那,学生们站到桌上声援这位失败的先知和堂吉诃德。那个场面定格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
这就是“死亡诗社”宝书的扉页上,写到的梭罗《瓦尔登湖》的开场句子:“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我不知道,这样的电影对于面对高考或是择业的学生们会有怎样的影响,也不奢望这样的老师可以大规模地渗透到每一个人的人生中。可是,何其幸运的人才能在我们迷惘、追寻,急切地想掘出活着的意义却无毫无头绪时遇见一位真正的良师,传道、授业、解惑。告诉我们成功之外有另一世界,而人生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善和情感的丰富。
那些在历经风雨后还能坚持自己的准则,不为任何事情所动的人,总是让人敬佩的。
《麦田的守望者》中也有这么一句:“当年轻时,可以为崇高的理想而选择光荣地死,当年长时,可以为崇高的理想而选择卑贱地活。我们每个人都应是守望者,守望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理想,以防它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坠落和被自己遗忘。在平庸的活着和无悔的死去这两者之间,我义无返顾地选择后者。”这种“义无反顾”,恐怕也是这些电影中特立独行的教师形象最动人之处,不是吗?
(作者系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