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波：我心目中的二哥

——序张岩著《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

实际上很早我就想写点关于二哥的文字。只因琐事缠身，迟迟没能动笔。

二哥目前是全国中语界知名的专家，他所创立的语文味教学流派在全国影响很大。从1999年底到现在，他都在深圳市教科院从事语文教研工作。由于他倡导的语文味理论和实践探索从十年前的星星之火，日渐发展为今天的燎原之势，近年来，南方和内地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多次用“语文教育家”来称呼和推介他。前不久，全国中语会一位副会长在深圳讲学，在和二哥吃饭时也称赞二哥的语文味研究做得“很辉煌”。2009年，教育部《中国教师报》《基础教育课程》杂志联手，共同发起 “从课堂里走出的100位教育家————建国60周年特别纪念”活动，二哥由于语文味理论与实践的广泛影响入选。2013年4月11日下午，深圳市“中学语文学科名师工作室学术报告会”在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隆重举行,《语文报》社副总编辑任彦钧先生在报告中指出：“深圳语文教师群体，是一支高素质的优秀队伍，特别是程少堂老师，更是全国语文界为数不多的开宗立派的人物。”2013年5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把二哥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等六人并列隆重推出，称赞他们“都以卓越的方式在深圳教育史簿上留名”。综观对他的这些社会评价，应该是鼓励的成分居多，但也许并不完全都是过誉之词。张岩的长篇硕士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也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点。今天，借张岩的硕士论文正式出版之机，我要给大家说说的，是在我们心目中的二哥。

二哥是敏感的。

二哥的敏感，不是源于他的文人身份，更非源于他的中文专业的背景。在我看来，他的敏感源自他的童年。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有深远影响。虽然二哥比我大十岁，我们的童年并无任何交集，但从我们相同的成长背景来看，我深深理解他内心深处的这份敏感。

我们的家乡地处长江北岸。这里河汊、岗地交错，谈不上贫瘠，但也说不上富饶。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单传。大字不识一个的父母养育了姐姐和我们弟兄四个。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农村，我们这个家显得是那么的单薄，吃亏、遭人欺负是常有的事。仅就我碎片化的记忆，耿直的父亲多次被别的家族围攻、谩骂。这给童年时代的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大我十岁的二哥，作为家中的长子，他的屈辱体验自然比我们兄弟更加深刻。愤懑与不屈，应是他少年时代的心理主体。另外，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二，父母之于他的关照自然不及姐姐和我们其他兄弟几个。有关这方面最深的记忆，莫过于六十年代初五舅当兵离开家乡的时候，父母亲带着六岁的姐姐，挑着不到一岁的两个双胞胎哥哥（三哥和四哥）去外祖母家，而把三岁的他留在家里这件事。类似的事当然还可以列出一些。无论是村子里生活的大环境，还是家里生活的小环境，都足以在他本就敏感的童年的心灵上留下不可抹去的印痕，这印痕留下的过程给他的精神震撼巨大，其影响之深，之远，让成年后的他愈发敏感起来。

及至中年，他的思想的敏锐，他永不屈服的那份韧劲，以及他在不多的文艺作品中流露出的深深浅浅的多愁善感，我认为，都源于他的敏感。

二哥是勤奋的。

他的勤奋不是仅仅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激发。在我看来，他的勤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他这个时期的勤奋是他内在的对于读书的狂热执著与外在的生活压力的一种契合。更主要的，是为了改变命运，改变个人的命运，改变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因此，才有了他在农活之余不懈地读书、写作；才有了他为了高考复习，酷暑之夜为防蚊子叮咬脚穿雨靴看书；才有了他数九寒天，在做水利工程的闲暇，不像别的年轻人那样放纵自己，而是躲在被子里看书。

第二阶段的勤奋是在他中年之后。这个时候的二哥，经济方面已生活无忧，社会地位也稳步上升。但他勤奋依旧。“语文味”理论体系的创立，就是他勤奋的结果。父母亲每次在他那小住回来，总是说二哥工作之余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父母亲，就是我，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对他的这份勤奋也不甚理解，甚至完全不理解。现在看来，二哥中年后的勤奋，是他青少年时期勤奋的惯性使然，更是他孜孜追求的人生目标的升华。他从小就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文章能进教材，从小就有通过读书写作青史留名的远大理想。前一个目标业已实现，他的文章已被收进职高语文教材，他参加编写的大学教材十多年前就开始并一直在高校广泛使用。至于他“青史留名”的远大理想能否变成现实，我们不好预测。不过，学术界有学者进行了预测。2008年2月28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广东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华南师大中文系主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中心主任陈建伟教授在语文出版社“名师讲语文丛书”之一的《程少堂讲语文》一书首发式上作了题目为《为什么是程少堂》的发言，陈建伟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程少堂老师在自己的书中阐述了他的理想，那就是‘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留下一笔’。这个理想是很远大的。鉴于他的努力与成就，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有这么一天，而且为期不会太远。”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二哥的学术成就，和他一贯的勤奋与毅力，我们可以相信，陈建伟教授的预测并非毫无根据。

二哥是真实的。

二哥的真实源于他的耿直。我认为，二哥的真实首先表现在课堂上。许多人上公开课，常常把课堂当做作秀的舞台。表面上看来，这种课堂热热闹闹，但学生并不能学到什么真的东西。但二哥不，他总是很坦然地走进课堂，真诚地面对学生。因为真实，所以学生喜欢；因为学生喜欢，所以教学效果很好。

二哥在父母面前是真实的。虽然长年工作在外，但作为长子，他默默担起了可能担起的全部责任，义无反顾。父亲病重期间，他多次往返于深圳和武汉之间，陪护父亲，直到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年，他每天都要给母亲至少打一个电话。我清楚，他这么做，固然是不想让八十高龄的母亲感到寂寞，同时，他也是在竭尽孝心。

二哥在我们兄弟面前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家乡，兄弟不和的事屡屡可见。但从小，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就很好。小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各有一个“诨名”。每每小吵，我们总以高喊对方的“诨名”告终。那个时候，如果说村里人对我们一家有点羡慕的话，那就是我们一家的亲情。成年后，因为工作、生活的环境不同，弟兄之间有时难免意见不一。二哥偶尔也会发点脾气，但这点脾气也仅仅限于当下，过后也并没有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一向以为，兄弟间的不和，在于兄弟间都戴着面具生活，没有活出真实的自我。人总是因为想法太多，活的才不真实。二哥的真实，在于他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下，对许多问题的去繁就简。

二哥在朋友和同事面前是真实的。他从来不把自己包裹起来。在这个年头，要做一个真实的“我”其实很难。但二哥做到了，他真实地生活在这个社会。

二哥是痛苦的。

二哥早期的痛苦，并不一定是由家庭物质的贫乏引发。更主要地，是因为眼见父母遭受欺凌而无能为力。及至成年，他的痛苦主要来自精神层面。二哥的思想和才气有别于常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太耿直，他秉承了父亲的性格，不谙于这个世上的人情世故，不懂得圆滑和奉承，因而屡有碰壁。他的很多想法和行为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在当代，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体制外的民间，一个来自体制内的官方。但常常，二者的评价并不一致，甚至相差很大。体制外的评价往往只能赢得民间的口碑，并不能赢得体制内的认可。而赢得不了体制内的认可，对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而言，就会缺少个人和事业发展的平台。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如果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他会更加痛苦。这是时代的缺憾，更是智者的悲哀。作为语文味理论的创立者，二哥没有一丝的行政资源可以动用，却又因为理想，不得不用唐吉诃德式的斗士精神奋然前行。我深刻地理解他的这份痛苦，我更为他的这份痛苦深感不平，他的确是荒原中的舞者。但想深一层，无论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懂，有没有人喝彩，都“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地在荒原中舞蹈，以“堂吉诃德”式的斗士精神奋然前行，恐怕正是孤独者的一种昂然、傲然的英雄姿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孤独就未必是常人意义上的痛苦。诚然，孤独也许要经历生命的煎熬，点点滴滴的生命思索与体悟、惊天动地的生命呐喊与呼唤，终将冲破漫漫长夜，迎来缕缕晨曦，幻化出生命的五彩斑斓，释放出生命的真纯芬芳。心灵的孤独，不仅不是痛苦，甚至可能恰是值得人一生深切回味的幸福。如此看来，我为二哥的这种一般人所谓“痛苦”的孤独而心生敬意和由衷祝福。

最后我想说说二哥对我的影响。二哥生于1950年代末，我生于1960年代末，我们兄弟俩相差十岁。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然而这微不足道的一瞬，却无法抹去他对我的深刻影响，包括我的学业、工作和为人。譬如，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作文很好。从小学三年级第一篇作文开始，我的作文就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一些作文还在区、市或华中师大屡屡获奖。问及原因，我觉得主要归功于我大批量的阅读。我小的时候，二哥有整箱的书。可以想见，四十多年前，整箱的书，对一个偏远农村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何等的罕见，又是何等的奢侈！可我就这么有幸，童年就能和这些书打交道。学会阅读，享受阅读，是二哥赠与我的最大一笔财富。

最后，谢谢所有关心和帮助二哥的人。

2013年7月18日于武汉

  （作者为湖北省教师资格认定中心主任，湖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华中师大教育学博士。全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图一：封面。

图二：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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