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南先生

2014年1月12日第二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典礼。

司马南：饶毅教授向来以敢直言闻名，但有说法称饶教授在回国前更敢说，而回国后下手有了分寸。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饶毅：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少的，事实上没有这个变化，而且有时候可能更严厉。我觉得有变化的是中国。比如2004年，在《自然》增刊，我和鲁白、邹承鲁写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文章，当时科技部让出版总署在全国禁了这个增刊。而回国工作几年后的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写了英文社论，仍然是批评中国科技体制，该文出来后，中央多个渠道过问，最后科技部检讨了自身的问题。有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我。

司马南：想不到饶毅教授太极拳更高啊，轻轻就化解了我这么尖锐的问题。一个轻柔的问题：你在这么紧张的科研时间中为什么舍得花费精力做科普，特别是容易招致人身攻击的转基因科普？

饶毅：一方面我工作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实验科学，我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期间自己都得做实验。我从32岁做助理教授有了自己实验室以后，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我自己做实验的能力较差，一般学生比我做得好，我做得越多反而进展越慢，所以我只参与实验设计、讨论和理解结果、修改文章。

学生做实验的时候，我不能太经常找他们，那时科学刊物也不多，主要的我全部看完，但平均半天就能做完，还有半天时间多。我觉得科学很好玩、值得分享，最早是给同学和朋友的父母讲，告诉他们其孩子都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觉得我讲得比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清楚，于是我觉得只给一两个人讲不如写出来给更多的读者，也许影响其他人的科学兴趣。王晓东有个笑话，因为他岳父喜欢看我的文章，说我的粉丝是70岁以上的老人。写科普就是这样来的。

司马南：我也是阅人无数，以我昏花老眼一看，饶毅教授乃为江湖高人。最后一个问题，您最后提到了施一公。我在新语丝搜索的时候看到，有人习惯性将施一公先生和饶毅先生作对比，认为这两个人看上去肩膀一般齐，但在动态中，饶毅教授更全面一些，或者更好一些，至少一部分人这样认为。但是施一公先生最近又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某一个奖项。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丝哪怕是一丝不快，一丝不悦，一丝想不开？

饶毅：我很喜欢有不同特点的朋友。而且我明确知道其他朋友哪些方面比我强，还不是强一点。

施一公数学比我好很多，记忆力比我好，他走在街上后对所有车牌号码都能过目不忘他不仅有很突出的个人特长，他还是中国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家。他有很多优点，朋友得到东西我只会高兴，不会不高兴。

问题的提出本身可能反映了重要的中国文化习俗。中国文化中，越近的人竞争越强，人们很容易相互嫉妒，所以中国社会凝聚力很弱，西方的习惯是越近的人会越觉得可以是朋友。中国这种近距离妒忌造成的结果是内部关系很差、互相残杀，对外却很弱。这不是某个领导、某个团体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性问题，为了中国进步和发展，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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