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共10年间，毛泽东在延安的重要活动，通过一个个既单独成篇又互相衔接的故事，串起了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革命活动的主线；并穿插介绍了《毛泽东选集》（1-4卷）许多文章写作的时代与历史背景，以使读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深层原因有进一步的理解。
1937年：进驻“陕北的大城市”———延安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离延安向西安一带集中。按照与东北军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但这时，延安还是由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县府保安队等千余人据守着。周恩来在1936年12月15日赴西安商谈国事的前一天，指示有关同志与国民党官员谈判，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延安，如果不行，再由部队解决。12月17日，江华率领红一团进驻延安，接管了县府，并很快组成以王观澜、江华为首的工作委员会，王观澜任书记，江华任延安城防司令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初，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到延安，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准备。
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保安。12月底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写好《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见警卫员进来送开水，就嘱咐：“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警卫员问：“主席，往哪里搬呀？”毛泽东说：“往陕北最大的城市搬，那里有汽车、飞机场、商店，总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警卫员猜出来了，问：“我们是不是要搬到延安去？”毛泽东笑着说：“你猜对了，我们就是要搬到延安去。”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住了6个月的保安，向延安出发了。1月13日到达延安。下午2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延安西北川，沿杨家湾、兰家坪、杨家岭小路而下。各界代表立即前来迎接，有一位代表牵来一匹头扎红布大花球、脖子上系着铜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主席骑马过河。毛泽东谢绝了骑马，同代表们一起走下河岸，踏着坚冰，走过河去。当毛泽东等走到大砭沟口时，沿路两旁响起了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微笑着，频频向群众点头挥手。
收看卢沟桥事变电讯后自言自语：“卢沟晓月”
7月7日晚，《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等人抄收到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廖承志当即吩咐《新中华报》主编向仲华和左漠野两人把这几条消息立即送给毛主席看。大约是晚上11点钟，向仲华和左漠野提着马灯，带着这几条新闻电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看了电讯稿后，就要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卢沟晓月。看完地图，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向仲华、左漠野回来后，就把毛泽东指示向廖承志汇报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毛泽东为在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而写的。在准备和酝酿写作讲授提纲期间，毛泽东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并对有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如1937年4月4日以前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同年7月以前对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等。有一次毛泽东费了四个夜晚和三个白天的时间准备了一次的讲课，事后他风趣地说：“我折本了，准备了三天四夜，只讲半天就讲完了。”毛泽东讲课时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讲得生动而有趣，常使得听课的学生不断发出笑声，有时甚至哄堂大笑。
讲授提纲共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写了第一节，后面两节没有写。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单独成篇，以原题《实践论》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将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不久又改收入1952年7月第二次印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在一些数字、举例、解说上，作些文字的修改。《矛盾论》则与讲授提纲有较大的改动。
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
作家丁玲、吴奚如等，为加强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发起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致辞说，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到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
“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先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一天，演出话剧《王老爷》。由于人手缺乏，丁玲在剧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由于她湖南腔很重，又没怎么化妆，在台上刚一开口，台下一片笑声传遍礼堂。这时，毛泽东赶来看戏。他来得晚了，从前门进不来，那时，领导同志如果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没想到团里刚建立了新制度，规定无论是谁都不能从台口上下，影响观众看戏。毛泽东不知道，在警卫战士引导下来到后台。团里同志见毛主席来看戏了，又高兴又为难，他们只好把新规定告诉毛泽东，问是否可以等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毛泽东立刻回答：“这个规定好！遵守你们的规定！”此时，丁玲的台词和观众笑声又响成一片，毛泽东忍不住问：我先不下去，站在台侧看看行不行？工作人员说：行！就这样，毛泽东站在侧幕间看戏，一直等到这一场戏演完。大幕拉上，大家为丁玲和演员们的表演热烈鼓掌。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幕前一侧，他高高兴兴走下台去，这时，掌声更加热烈了。
洛川会议提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为研究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毛泽东与张闻天8月8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
地点选在洛川，主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前方将领多在云阳集中，洛川在延安与云阳之间，在洛川开会可省去前方将领一半路程。15日左右没有开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有了新情况，二是等待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返回参加会议。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党在抗日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拥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如关于出兵时间问题，有人认为应该早出兵；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等。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11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委（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会见叶挺，商组新四军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来到延安。叶挺这次到延安，是为了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他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郑重考虑，认为可争取将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师四旅八团。领导人可选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叶挺同意这个方案，并提出，请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希望叶挺能据此方案向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军委会方面多做争取工作，同时还要向南京提出将陕北部队增编一个师。叶挺表示他一定照毛泽东的要求尽力去做。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大会，毛泽东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张
11月29日，毛泽东去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在5月制定的关于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新政策”。
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正式报告，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问题要适合于这个总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内划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会变动的。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华中敌后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开创根据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还是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为主。
193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8名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王明作政治报告，坚持他在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说法，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提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3月15日，中共中央即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毛泽东等的发言，实际上抵制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会议之后，王明以个人署名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为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传，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从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六七十位艺术人才，排练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毛泽东看了演出后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个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学院。
4月10日，毛泽东出席由他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大会，并与全体师生合影。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坐首长席，毛泽东不肯，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了。在成立大会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当请毛泽东讲话时，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吧。
会后，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题写了书名：《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纪念刊》，并签了名。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文艺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泽东讲话后，鲁艺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不久，开始派一部分同学到前方去。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是不对的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为了扩大战果，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行徐州会战。1938年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5月1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说：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3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等，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不能要求《西行漫记》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
193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会见了德共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希伯同毛泽东谈话，刚开始非常紧张，因为他已经给《太平洋事务》杂志写了文章，批评《西行漫记》有许多观点不正确，是要批的。但毛泽东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却很夸奖，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所以毛泽东会见一开始就责问希伯，为什么要批判斯诺写的这本书。毛泽东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特别是十年的斗争史，及时介绍给了世界。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一致辱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匪”，只有斯诺到了延安，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这不是中国人报道的，是通过外国人报道出去的，在国际上发生了极大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
希伯没有辩解，事后他说：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对他教育极大。后来，希伯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冒险到达山东敌后，意图报道山东敌后八路军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斗争第一手材料。可惜他的愿望没能实现。1941年11月30日，希伯英勇战死在山东沂蒙山区的沂南县大青山五道沟下。谈话继续进行，后来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一一回答了希伯准备好的问题。最后，两人都很高兴，谈得很好。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指出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6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讲了五个问题。其中第三部分讲到：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11月6日，全会闭幕。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三次讲活
193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有三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1月17日开幕会上。第二次是在1月18日下午。第三次是在2月4日闭幕会上。毛泽东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关心杨展和看望受伤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华北联合大学出发上前线前一天晚上，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一个欢送晚会。7月11日晚上，毛泽东出席了欢送晚会。可容800人的陕北公学礼堂，人们挤坐得满满的。当毛泽东等到达时，全场热烈鼓掌。毛泽东坐下后，问坐在他旁边的联大校长成仿吾：“杨展来了没有？”杨展是杨开慧的侄女，幼年时同毛泽东、杨开慧一起生活过。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后，暴尸刑场，当时年仅10岁的杨展曾多次要去背“霞姑”的遗体。她在1938年是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她常常同毛泽东通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写道：“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这个学生就是杨展。她1938年秋到达旬邑陕北公学分校学习。1939年6月下旬，随校出发上前线途经延安，才得有机会同毛泽东见面。当时杨展刚满20岁。毛泽东握着杨展的手，凝视着她，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况怎样……后来，杨展在1941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晚会开始，由党中央组织部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致欢送词，由成仿吾代表上前线的师生致答词。然后由陕北公学剧团演出一些精彩的小节目。这时，忽然有一个警卫员匆匆忙忙跑进会场，向毛泽东报告：“周副主席的马滑下沟里，周副主席摔伤了右臂，正在包扎中。”毛泽东和中央同志们都很震惊，马上去看周恩来。原来，周恩来从杨家岭骑马出发，到陕北公学礼堂来参加送别晚会，骑马过了延河，他的马突然受惊，跳了起来，周恩来没有防备摔下去，右臂撞在一块尖锐的岩石上，当时折断，骨头都露了出来。后来，经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临时包扎，上了夹板。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周恩来后来飞到莫斯科治疗，虽然接上了骨头，但已伤了筋。从此，他的这只右臂就不能伸直。
纪念白求恩
1938年3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窑洞里会见了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4月，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白求恩很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在复电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由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买烟叶及纸烟之用……”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在河北定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