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的铜河
蒋蓝
紫打地渡口
1862年6月,缓过气来的石达开准备再次强渡金沙江。在一个依靠脚力传递信息的时代,滞后性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审时度势的预见者总是脚力时代的高人。重庆总兵唐友耕奋力追踪、拦截,但这一次石达开比他更快,当唐友耕赶到时,石达开已经遁入宁远的苍茫乱山之中。四川总督骆秉章据情判断:紫打地极可能是太平军的渡河点。这也并非只有诸葛亮才能测算,因为深陷于汉源群山间的路,本来就只有两条,受到山势与水流的阻遏,紫打地就像一个毫无心计的口袋,以蛮荒掩饰它逐渐倾斜与暴起的倒刺。
紫打地又叫“紫大地”、“子大地”、“自大地”等,是由大渡河和松林河所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属越西西路河道七个集场之一,皆由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其中以紫打地为最大。“紫打地”在番语里读作“子得呷”,是“出蔬菜的地方”之意。史式教授指出:紫打地不等于今天的安顺场。1902年8月5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山洪暴发,紫打地街市荡然无存,难以复建。清廷拨库银2000两在紫打地以东约2公里处重新建场,在灾后重建工程完成后,官府乘机以汉名“安顺场”而偷梁换柱,取“山地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此时上距石达开在此覆军已40年,新场名与石达开已无关系。那种认为清廷镇压了石达开之后随即将紫打地改名为安顺场,说明此地已经安定、顺从的说法,也与史实不符。
2011年9与14日,我在石棉县走访了老鸦漩石儿山之后,通过县委宣传部与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的宋馆长取得了联系,立即驱车前往。新铺的柏油路面顺大渡河陡峭的流向而蜿蜒,两旁多是半裸的山岩,紧扣身后的苍茫群峰。新近种植的绿化带和散落的民居并不能遮掩一种透心的古朴。这条线在大渡河南岸,正是石达开数千人从紫打地败退到石儿山的路线。那是怎样一种凄惶,怎样一种急不择路啊。沿途没有见到一幢老房子,我在一个河道的拐弯处见到一棵巨大的油松,直径一米七八,有十丈多高。树成为了这30华里道路上150年风云唯一活着的见证。
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回想起安顺场西侧公路之下,并不宽阔的松林河白浪汹涌,碎珠溅玉。河沿上有一棵足够五人牵手合抱的黄葛树,枝繁叶茂,高大挺拔,遮地近两亩,在这个偏僻之地营造着舒缓而自足的诗意。兵败之际,石达开的“王娘”潘氏预感不妙,把携带的金银细软装入一口棺材埋于大树下,引来了后世的挖宝行动。据说本地土地神拼命保护,使得挖宝者一再遭到天谴而无功而返。在我看来,大凡传说有财宝之地,多半已经是宝去室空。土地爷可以保护的,恰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黄葛树。这棵千年古树与那棵云南油松一样,无疑是安顺场的地标性古树。风霜雨雪浸润大树褶皱里,兴许还藏匿着那细弱的呼救声……
坦途不是捷径,也许距离目的地更远;但距离目标最近的小道通常是充满艰难,但是从来也没有证据表明,羊肠小道就理所当然可以抵达胜利。非但如此,这样充满危机的小道会把惶惶然的心急者带往死地!
我远远看见安顺场的赭红色仿古牌楼,左右门柱写有对联“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牌楼一侧的石碑上刻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蒙难简介”。由于安顺场正在大规模旅游开发,脚手架上的工人在修建造型怪异的建筑,进入街区的道路无法通行。我绕道从施工的小道进去,最后没路了,周围全是拆毁的垃圾,只好停在一栋孤零零的炮楼一般的土墙房边。一问,原来这是毛泽东的指挥部。
下面是宽达三四百米的河滩,遍布无边的卵石。大渡河宽约二百米左右,流淌着碧血,低沉的水流声在江面蔓延,不断把细弱的泡沫抛在江边的卵石间。回旋,不走。河水携带着来自矿脉的溶解液,水流泛起一层乳白。这衬托着鹅卵石的沉静与稳定。水流的秘密已经渗透于石头内部,无法将其化作泥土。
宋馆长有大山一般的肤色,看上也就三十多岁。他是安顺场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馆长,里面辟出几间展室,陈列一些收集自民间的太平军文物以及几十种研究著作。就是说,安顺场迄今都没有为太平军修建纪念馆。我们简单聊聊,谈了不少博物馆的现状,见问不出所以然,我们索性就直接去了河边。
河滩上,几台挖掘机正奋力挖掘鹅卵石,铲斗被石头磨得稀烂,像个缺牙的老太婆,嘎嘎嘎,轰轰轰,听起来就像一场摧枯拉朽的痛哭。
除了出卖鹅卵石,安顺场还能卖什么?
噪音打穿了大河之声,让我不禁想起上陵磨剑的典故。汉武帝驾崩后,皇后突然见到皇上显灵,皇上对皇陵守卫薛平说:“吾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自今以后,可禁之。”薛平叩头如捣蒜,皇上化为一阵清风而去。皇后立即把薛平找来问话,薛平承认,皇陵傍的确有一方大石可以磨刀,守卫皇陵的士兵经常在大石上磨刀剑。
紫打地场创于乾隆时期,嘉庆时更新修整。因为石达开原因,后来有人建议改名为“诛达地”。1902年秋,紫打地被水冲毁。紫打地旧址在何处呢?历史学者何雅伦、王笛1980年代特意在此进行了多日的考察,他们指出,当我们站在大渡河北岸,眺望安顺场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紫打地被大渡河水所冲毁,选择新场时必定往靠河道较远处移,即往南移。如果按上述说法,今安顺场在紫打地之北,岂不更近河道?殊不合情理。后查当时越西厅同知孙锵所订《新立安顺场场规》,中有:“兹择于南头中坝另立新场”(《越西厅全志》卷二之六,关隘十),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紫打地场旧址应在今安顺场以北、大渡河以南所夹地带,或许一部分正是今大渡河河床。
天空不见太阳,空气里回荡燥热。我眯缝着观看右侧松林河冲下来的丰沛净水汇入大渡河,松林河水颜色更白,斜插到深碧色的大渡河河心,才不情愿地随波逐流。那时,石达开就是想利用岔道进入大渡河形成的剪力,一举冲至大渡河河心,再奋力划桨过河。
著名地理学家朱偰1941年夏季来到营盘山时,此地树立了写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被困处”的大石碑,可惜这些遗物早灰飞烟灭了。从现在行政归属而言,此地属藏族先锋乡松林地。太平军多次强渡松林河和大渡河未成,石达开在紫打地安营扎寨三天,此地没有竹子,当年太平军砍光了营盘山上本就不多的树木,用葛藤、布条绑扎为筏,六千将士正欲强渡时,天突降暴雨,山洪暴发,两河河水同时暴涨。此时,清朝官兵西从泸定、东北方从雅安汉源、东南方从西昌冕宁,配合土司王应元四面袭来……事后,王应元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王铁钉”,骆秉章以政府名义还赠送了他一块“功高志大”匾,颂扬功绩。这块匾额,正是唐友耕亲手交给他的。
显然,这颗一心要成为制度的“铁钉”,恰好可以悬挂匾额,他成为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前锋部队以樟木菁村民赖由诚等人为向导,未走大渡河南,而出李子坪抵达西岸,屯兵紫打地,以正面直对大渡河的营盘山为中军营地。他们立即伐木造木筏及船,对大渡河、松林河组织多次强渡,均功亏一篑。有人举报向导赖由诚等人为清军奸细,石达开立即“杀无赦”。
5月21日一早,大渡河暴涨的河水已经平息,浑浊的水流逐渐清澈,石达开憋足了力气,做最后一搏。
这应该是所有强渡中最为惨烈的一次。
石达开挑选精兵四五千人,精锐“左手握矛,右手挽盾,披发赤足,腰悬利刃”,分驾木筏几十支,战士用挡牌护身,在松林河汇入大渡河的剪力作用下拼死强渡。营内众军都排列南岸敲打兵器呐喊助威,血与河水,将仅剩的希望烧红了整个河谷。唐友耕从北岸居高临下用大炮轰击,水柱冲天。突然筏上装载的火药被炮击中,发出闷雷的破裂声,各筏先后炸裂,将士纷纷落水,随湍飘没。有几支竹筏漂到下游,也被唐友耕指挥部队沿河各个击破,强渡的战士无一生还。
沃邱仲子写道,川军绿营中有一种武器叫作“轰筒”,用粗大的整枝老竹截成一丈长短,打通竹节,做成火炮,相传是乾隆时期征战大小金川的遗制。唐友耕连夜把数百支“轰筒”埋在河岸上,轮番展开轰击。
见此情形,石达开对将士说:“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面对清军、土司、彝兵箍桶一般的包围,石达开呼天不应,他把情绪托之于诗:苍天意茫茫,群众何太苦。江临我前,临流曷能渡?……
诗意未完,他仓促之间展露出的情怀,很容易把我的视野带往鹅卵石堆砌起来的河床。想起石达开,以及数万太平军将士,他们的命就像这无边的鹅卵石,铺成了铁青的石阵。遥想石达开在宜宾横江镇大战两个月,横江水边也铺满了石头。但那里都是大石,远远没有形成鹅卵石的光滑与内敛。就是说,它们固然是符号,但两者的能指完全不同。看到颜色古怪的卵石静悄悄躺在地上,诡谲的石花像豹纹一般飞动,我捡起两块,冰凉的石头就像一个拒绝醒来的梦。
当地流传一个说法:石达开冒险走小路北行,过“铁宰宰”(也名铁寨寨、铁寨子)时,便有不祥预兆。多年行军的他,十分讲究地名的法力。蜀国大将庞统,字士元,号“凤雏”,最后竟然就死于“落凤坡”……显然,石达开一听地名,便感觉到了“铁宰宰”刮来的嗖嗖冷气。那是专门用来打石头的工具,也就是石匠用以开凿大石的粗短铁楔子。金能克石,有“石敢当”之誉的翼王,他产生了失意萧条之感。
谨慎毕生的石达开,在最后的关头,谨慎的丝绦已自缚其果决。在唐友耕尚未抵达对岸安庆坝时,坐视生机顺波而逝。逝者如斯夫的喟叹,就像裹挟在河边鹅卵石间的水沫,以脑浆一般的乳白色,成为涛声中的顿挫……
而那刮着嗖嗖冷气的“铁宰宰”,后来终于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伸出了它的利齿。这——只能叫一语成谶。
我在河滩上寻找几块鹅卵石,想带回家做个纪念。我弯腰,背对着天空。我从最低的身姿向上看,太阳显得非常艳丽,它的大光模糊了石头与河水的间隙,催人泪下。遥想当年,密勒日巴尊者的传奇和修法的坚毅在藏区无人不晓。在马尔巴第二次返藏时,密勒日巴由于使用“黑咒”招集起漫天的巨石杀死家族仇人。这样威力无穷的咒语,就在紫打地的彝族人里也有。
果有神者,请举起河床上的所有卵石,铺河为路,雷暴一样袭向对岸。
我想到,一个王者必须心藏失败的念头。一个人在行驶一件事的过程中,直到他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必将失败,那么,他还会停下来吗?这无疑是他人生中“严重的时刻”。我想,绝大多数人会奋力一搏,渴望金石为开奇迹光临,转危为安;悲观者会明智地罢手,枯木一样等候天意的摆布;还有极少数者,会一点一点去损耗,一点一点去失败。就像作家伍尔夫那样,口袋里装满石头,缓慢走向河心。
失败,可以失败得慢一点,失败得从容不迫。
也许他的一系列荣辱并不能让他忘怀这一预设,而是他不断在刨去预设周围的附赘物,甚至不惜揠苗助长。他等待着越来越清晰的结局与预设相吻合,就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剑,回到了熔炉和砧台。
这样的悲剧性让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
最后一个豹之夜
每年6月份,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河谷的灌木丛林之间,点缀着的枇杷树均已经挂果成熟。在南桠河畔,就有成片的珍稀野生枇杷群落。其中不乏100年以上乃至800年以上的枇杷古树,因此有专家认为,这极可能是世界枇杷栽培种原产地。
这神奇的枇杷,石达开是否尝过一颗?
石达开在大渡河一战中从马鞍山大营撤退的情形,让置身在大渡河北岸安庆坝高地上的唐友耕一览无余,他后来回忆如下:“他退兵时,我望得很清楚,依旧整整齐齐,丝毫没有拥挤凌乱之节,官军如何做得到!”这也可以视为带兵多年的唐友耕的一种比较法,他不能不佩服石达开。我想,石达开已直到覆没的最后一刻,始终充溢了无法伤辱的自尊与气度。
1863年6月9日中午,石达开率领仅剩的七八千人离开紫打地向东突围,朝小水河方向前进。10日晚到达利碛堡(后来改为利吉堡)。这两天清军与土司兵对他们只是遥遥尾追,不敢逼得过于靠近。兔子也要咬人,何况是石达开这样的狡兔。部队到达利碛堡,发现老鸦漩也在涨水,情况比紫打地更糟,因为紫打地毕竟还有相对开阔的河谷,而老鸦漩乱石耸立,全是一片水世界。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树皮草根罗掘俱尽,已经到了绝境,人人热泪长流。大家不愿意束手就擒,决定次晨与追兵决一死战。当天石达开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计议已定,石达开就与家人决别。
战争的缝隙间,石达开一路接纳了10个王娘。他的第三任妻子马氏在紫打地突围期间已服毒自尽。石棉县本地士绅赖执中撰写的《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记载说,到达紫打地强渡失败后,王娘马氏已经发现翼王陷入绝境,她劝翼王调整思路,另外考虑突围路径。为了表达自己不愿拖累的决心,她在一个深夜仰药自杀。所有书籍再无进一步相关记载了,我估计她吞吃的是鸦片。相传石达开将其葬于紫大地的营盘山,不封不树,毫无痕迹。
马氏的自尽,等于把失败的帷幕进一步掀开。
女人的眼泪不是枪膛的弹丸,但极可能是戳烂一个气场的针尖。另几位王娘如吴氏、潘氏、胡氏默默看在眼里。到达老鸦漩(一说在松林河)后,她们为了消除后顾之忧,关键是害怕受辱,抱着两位幼子,哭喊声把河谷的水雾推开,她们携手投河。还有一位王娘刘氏带着石达开的儿子石定基,由两名侍卫带领,于深夜攀岩逃出险境,就此不知下落……伤员不愿被俘,也相继投河。
有些女人就仿佛是剑把上的丝穗,由于她们已经被手汗和血浸透,每当一股逆风把丝穗炸开时,它们飞舞的姿态从无韵律,依然呵护着剑把上的手臂。这种女人,恰恰因为都是阳光下的陌生物,觊觎者就拼命渴望得手。
也许伤心处太多了,石达开简直不能目睹这一切,这等于在割他的肉,但他已经没有血可流。因为,“最可怕的背叛就是找不到背叛者的背叛。”兴许,他那被天命所笼罩的预感,正在从石缝里冒出一茎笋尖……
退到一块大石头背后,石达开接受了军师等人的建议,希望再次祭起“诈降”的旗帜。这就引出了一段至今史学界议论纷争不绝的《石达开致唐友耕书》真伪问题。
我的看法很干脆:石达开致唐友耕的这封信是真实的。
围困石达开的所有官军里,重庆总兵唐友耕军事职务最高,他可以现场决断诸多事宜,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这在沃邱仲子的《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经过》一文里可以得到清楚证实。石达开从在涪陵一战开始,即知唐友耕,可谓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对手。骆秉章远在成都,如果致信于骆,这来回至少需要五六天,如何能解决断粮数日、已经靠吃马肉、草根甚至人肉过活的燃眉之急?这封信并不属于官方文件,骆秉章也不需要夹杂在官札当中。至于一个晚上石达开能否写出洋洋洒洒的信件,我想这不是问题,部队里的“记室”即可以根据石达开的口授予以谋划数千字。任乃强在《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说:“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这个结果十分符合唐友耕的处境。无论是答应还是否定,他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决断。
收录到《唐公年谱》里的信件,我分析唐鸿学在称谓等字句上确有篡改之处,但没有伤及实质。
力行实践要成为“儒者”的唐鸿学为父亲编《唐公年谱》,将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信收入其中。姑且把萧一山、罗尔纲、史式、王庆成等先生的考证搁置,我认为此信确为石达开所写,后为唐友耕抄写了副本,撰写《年谱》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语气、称谓上的改写。费行简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里说,唐友耕的弟弟唐友忠读此信的感受是:“他硬气极了,没一句软话,还带着点讥诮之词。”
但我以为这文本的基础还是真实的。
其一,唐友耕是个官迷,官场第一,唯官至上。他深知骆秉章的“清正廉明”。骆秉章入川时,没有家眷、美女跟随,仅带一个侄子来照顾生活,他死后的存银仅800两俸禄。这样的顶头上司真可谓油盐不进,他怎么得罪得起?
其二,如果篡改石达开信件,将收信人骆秉章改为唐友耕的话,那么,在骆秉章数次提审石达开过程中,真相是非常容易弄清楚的。唐友耕怎么敢?这不是玩火,而是在玩脑袋!
其三,石达开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道理。唐友耕作为紫打地两岸清军的最高职别指挥者,他当然而且只能与唐友耕商议后事。语气客气是必然的,在绝境情况下,哪有提条件的一方还倨傲摆谱之理?另外,如果是写给骆秉章的信件,为何在骆秉章的朝廷奏稿里从未提及?这么重要的对象不可能被忽略!第四,石达开所谓悲观消沉之词,我以为,消沉肯定有之,只是语气、程度上与后来所见文本有较大差异。
《唐公年谱》里还承认,正是唐友耕下令诛杀大树堡的太平军二百余名官员以及二千多名战士!诛杀俘虏,未必是堂皇战功,但唐友耕认了。把他绝不承认毒杀石定忠是自己的馊主意相对照,可以发现唐友耕的言行具有相当真实性。因此,断言唐友耕伪造石达开信件,缺乏证据,尤其缺乏反证。
这一次,历史铭记的是失败者。
直到石达开死后40年,有“狂生”之称的文人陈澹然所撰的《江表忠略》中,有如此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那个胜利者唐友耕呢?胜利者刘蓉、骆秉章、唐迥呢?在“不可及”的卓然之物面前,历史没有为他们留下更多的文字,他们就像石达开运道成风所带起来的碎屑,一百多年之后,飘进了我的眼睛!
这封信里,失望与痛苦宛如静水深流。石达开渴望“一人自刎,三军安全”,但也希望“舍身果得出全吾全军,捐躯稍可仰对我主。”这说明了他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未能勘破官场的厚黑,他顺着自己的心愿而继续抒发情感:“虽斧钺之交加,死不为辱;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伤。”这是石达开在最危急时刻,在远离洪教主数千里外,从他内心发出的深深怀念与忏悔。
但即便身首分裂了,又如何能救赎众命?!
这一带,以及擦罗的山地间,在清末、民国年间常有豹子出没。对老鸦漩、擦罗、凉桥等太平军遗迹一直不能忘怀的朱偰先生,在笔记里记载了数条珍贵回忆,其中有《擦罗豹吠》一条:
擦罗在乐西公路大渡河至冕宁道上,当西康省越西县境。地处深山,万木丛礴,居民大半为倮倮,汉族不过十之一二。按擦罗二字,即为夷语,意为“鹿苑”(蒋按:查由四川省石棉县地名领导小组于1985年10月编印的《四川省石棉县地名录》,指出擦罗为彝语音译,意为“追赶鹿子的发声”。)据传其地有泉,多生麋鹿,夷人游猎其地,视为乐园。1941年夏,余奉使西昌,行经擦罗,夜宿森林小屋中,事前土人警告,夜间多豹,出没无常,居人须紧闭门窗,以防栏入。是夜果闻远近豹吠,声促而厉,杂以吼音。默念王维“深夜寒犬,吠声如豹”之句,游子于长途旅行中听此,颇觉别有风味。(《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6月第1版)
豹子的全身被愤怒烧红,眼睛像要开锅,它们用嘶吼来表达内心的沸腾。但还有一头豹子,已经从吼声里逸出,回到了一块石头上。
天色暗下来,石达开倒在利碛堡路边的石头上,像一头虚脱的豹子。他太累了。在这一带,只有藏族人居住的村落才称为堡子,但居民早被官军赶走,他们细心地带走了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就是说,连土里生长的蔬菜、水果全部毁坏殆尽。至半夜,石达开接到卫兵突报,军师曹卧虎已投江。就是说,曹卧虎在完成那封书信后,明白大势已去,他的自杀可能更有“误军”自责之意。
我在利碛堡一带徘徊,这里是太平军最后扎营之地。时空对位,如今已经是石棉县中学后操场边的小山岗,那里可以俯瞰大渡河。
我不停地抽烟。空气湿度很大,烟在我的手指间有点惊慌失措。我的手指灵活而干燥,烟雾缓缓将手指的缝隙添满,蹼一般游动在茶色时间里。烟雾的兽皮在逆光下具形,把内部的力逼向毛发,我看见坚持的芒刺,正在把黑夜的丝绒帷幕刺穿,金属的弧线反弹不已,终于稳定,突然散开。而那根一直不被重视的无名指,逐渐在手指的芭蕾中退出去了,把无名的痛堆积在指尖。烟灰飘落在指甲上,有一种奇怪的白,在牵扯着无名指内部的东西。我意识到,那应该是豹子丢在梦境边缘的光,飞起,又碎匿。
禹王宫与“鲸鲵封处”
就在骆秉章做出围猎紫打地全盘部署的时候,唐炯成为了骆秉章十分得力的助手。当时,唐炯署绥定知府。唐炯的行政执行力是非常强的,他还具备文官不具备的长处——精于兵法韬略,他可谓即便以蘸血写字也不会错一笔的老手了。
唐炯早年在贵州办团练,以后一直与农民起义军作战,曾参与镇压了蓝大顺起义军,后镇压过西南苗民起义,亲手捕杀过“号军”首领刘义顺,都说他打起仗来有进无退,号称“唐拼命”。可见这“知兵”称誉并非浪得虚名。石达开败走贵州、直趋云南昭通后,唐炯仔细筹算,认为石达开必走川西南人迹罕至地区,乘虚进入四川腹地。因而宁远、越嶲一带必须警备,他建议由骁勇善战的总兵唐友耕扼守大渡河东北岸。对此建议,骆秉章深以为然,加紧部署。
唐友耕紧急回到成都,骆秉章在“院门口”的总督府接待了唐友耕。他开门见山讲述围剿部署。
事后骆秉章自称,石达开行踪早在他预料之中。应该说,这不是骆秉章在充当“事后诸葛亮”。既然在四川已经有“诸葛转世”之誉,那么骆秉章的思维确有过人之处。
能够通过老人智慧检验合格的东西,一般来讲均是没有光泽的。
骆秉章提前做出的部署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13个渡口设防,防止石达开突出重围。雅州府知府蔡步钟率领团勇驻扎宰羊溪至安庆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率所部分驻化林坪至瓦斯沟一线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猛虎岗,以防石达开沿河而趋打箭炉(今康定)。同时,“解银千两分赏松林地土千户及邛部土司岭承恩等”,并让唐友耕传话:击败太平军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
临行时,他对唐友耕大大激励了一番,施以恩威并重之法。他抚着唐友耕的肩臂说:“这次你如不能立功,谨防你的帽顶!”按照清制,摘去帽顶即罢官。这成为成都晚清轶闻里“唐帽顶”绰号的另外一个民间性来源。其实,唐友耕即使失去江湖的“帽顶”,绝不愿丢掉这个用无数条命换来的官场红顶子。他不能忘记,自己的官帽子,在青川时因为“怯战”已经被摘过一次了。
仅用两天时间,唐友耕就到达富林驿的前线大营。仔细巡查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的工事。此时,唐友耕像个明察秋毫的渔夫,等待着鹬蚌相争的结果。骆秉章毕竟没有去过前线,仅靠几张远非精确的地图如何分析战况?他的布置需要更加灵活地运用。唐友耕的“活学活用”才华再次得到施展。他细化了围剿计划,相当周密。对此,《唐公年谱》里记载较为详细,尽管有些“事后诸葛亮”意味,但从事实上分析,他的战术布局无误。证据恰在于:1935年5月红军来到大渡河边,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宋大顺曾亲眼目赌了石达开的覆灭。老人记忆力很好,还给红军念了一首诗:“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河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尽管《唐公年谱》对出尔反尔的欺骗不着一字,尽得运筹帷幄的风流,毕竟唐友耕还承认了一条重要结果:唐“公部下唐大有、杨应刚生擒伪翼王石达开……”就是说,唐友耕尚未贪天之功为己有!似乎可见他武人出身的耿直。像唐友耕这样的带着地狱行走世界的人,比那些命令手下为自己扛着棺材上战场的官员,恰恰在于因为缺乏戏剧性而更为可怕。兵法有云“慈不掌兵”,他铁了心下到地狱,并随时准备跳进去,甚至可以再次东山再起。地狱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庇护所。后者忙于演出,一旦弄假成真,抬棺材的手下四散而去,他连棺材也找不到了,他又如何通过棺材的窄门,升往天界?
就在石达开撤退时,雅州知府蔡步钟分遣心腹,收买耳目,化妆成难民刺探石达开行踪,并沿途留下记号,使得后续部队总是能迅速找到石达开飘拂的步伐。看起来,骆秉章的间谍工作方法,已经在蜀地开花结果了。间谍不再是峨眉山的枯叶蝶,而是蹲在大渡河鹅卵石间的螃蟹。
在此,需要略微细化的叙述是——
6月13日一早,许亮儒在《擒石野史》里描绘的情况是,吃尽草根、树皮、皮带等一切东西的太平军,内部已经发生人吃人现象。
历史可叹之处恰在于,深研《圣经》以至于被迷得七荤八素的洪天王,坚信吃“甘露”就可充饥,而且这是上帝的恩赐。他眼前的“甘露”就是“吗哪”。此圣物出现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个月的15日,耶和华开始降下“吗哪”。从那一天开始,以色列民一连吃了40年,从不间断。研究者指出,“吗哪”夜间随着露水降在营中,形状仿佛芫荽子,又好像珍珠。以色列人把吗哪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像新油。
尽管是6月份,大渡河河谷的昼夜温差依然很大,附着在野草上的夜露很多。可惜的是,这样的露水,即便被包裹成灵光四射的“吗哪”,又如何支撑得起一支军队的信心?
红颜与朝花,功名与利禄,生与死,都在露水与“吗哪”的位移中蒸发殆尽。
突然,一道道呐喊从河对岸传来。那是清军发起总攻的信号。翼王就着河水吃了几口草根,他的眼光就像一道漫水。他突然拔剑,准备自刎。尽管剑被卫士夺下,这一幕被不远处的清军地方守军杨应刚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下令停止进攻,他渴望这条大鱼入其彀中。杨应刚派人喊话,最后达成协议,表示立刻可以提供太平军需要的粮食,条件是剩下的6000士兵放弃抵抗。
石达开知道,那个大限来临了。
顺着极为狭窄的河边小道,他在护卫陪同下来到凉桥,桥的对面就是清军大营洗马姑。凉桥村地处如今的回隆乡与擦罗乡边界处,地形陡峭嵯峨,仅有一条小路宛如蛇蜕迎风盘旋,给人一种失重感。此地原名就叫“鹦哥嘴”,当地人樊寡母是清光绪年间人,附近的落脚沟爆发泥石流,冲下巨石和许多大彬木,樊寡母就地取材,售卖杉木棺材致富后,出资修建了一座由九根铁链组成的铁索桥。此桥地处两河交汇处、山风浩荡,桥上凉风习习,故名凉桥。后人把鹦哥嘴附近的地方都称作凉桥,即现在的回隆乡凉桥村的地域。
杨应刚兴奋莫名前往迎接,他赤手空拳而来,落落大方,甚至很小心地携着石达开的手过了凉桥,来到了位于凉桥东北方向的洗马姑。
洗马姑这个地名可以从字义得到合理解释:那是一个山上的女人,相传每到傍晚就到这里的南桠河边洗刷马匹。后人闻音写作“洗马沽”,以为古意盎然,反而错了。
我记得红军博物馆的宋馆长告诉我的一个流传在当地的说法:当翼王在清军将领陪同下走到凉桥时,几千名送行的部属痛哭失声。他们只能眼睁睜看着主帅走向不归路,就用刀剑砍向旁边的崖石倾泻胸中的绝望,而凉桥边的崖石上一直保留着那些见证历史的纵横交错的刀痕。
“凉桥送别”这一幕,堪比二千年前的“易水送别”。刀斧在岩壁的砍凿声,足以使深沉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歌吟更为绝望。
想一想那样的场景就让人心碎。数千子弟兵目睹全军之魂离去,他们被抛在激流与乱石岗之间,呼天天不应。那些刀剑砍在石壁上的叮当回声,用一种撕心裂肺的破响,盖过了水流声。
富有深意的是,距此地甚近的擦罗乡上里村上坝,就有一座建于1840年的天主教堂。作为“天父”的场域,它只是沉默地注视着眼皮下的杀戮。没有天降神兵,也没有“吗哪”。唯有赤脚从锋刃走过的不归路。
翼王可曾回首?可曾遥望?我想他不会。他只是挺直向前走去。他早就走过了生离与死别。不归路,也未必就是最坏的一条路。
……
就在杨应刚带着石达开一行向洗马姑前进时,一直紧张守护在北岸的唐友耕悄然过河。他蛰伏多时,突然跳出来摘桃子。变故总是猝不及防,变故往往就是历史的加速器。唐友耕突然下令向杨应刚一行发起进攻。杨应刚发现是唐友耕部,迟疑之间,唐友耕手下一拥而上已抢走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及翼王5岁的儿子石定忠。杨应刚自然不敢反抗了,眼睁睁地看着唐友耕把石达开等人抢走,无可奈何。这不但打破了杨应刚去成都领赏的美梦,也破坏了石达开诈降以图缓气再起的预谋。
唐友耕太明白农民起义军这一套了。张献忠就是一个典型,打不过就降,降了又叛,这种事已经十分纯熟了。他怎么能为太平军提供历史重演的机会呢?!
石达开早就认识唐友耕,面对这个行动迅捷的矮胖子,他感觉不妙。当他确认唐友耕把自己与几千名部下彻底隔离之时,历史就已注定了。那是他与几千兄弟的最后一面。这个诀别,何其仓促啊。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涐江被困记》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指出,石达开被送至唐友耕营以后,见其部下被阻渡分隔,“阴甚悔恨”……
反过来看,逗留在富林清军大营的几天时间里,应该是唐友耕一生最兴奋的时刻。他怕煮熟的鸭子会飞,何况这远远不是鸭子,而是豹子。
但这只不可一世的豹子,竟然栽在自己手里了。难道又是神助?
在急报骆秉章石达开“来降”捷报后,骆秉章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863年6月14日)以公文通知布政使刘蓉急去大渡河,参与处理。事实上石达开已于四月二十七日落入唐友耕之手,骆秉章尚不得知。他担心石达开诈降,是缓兵之计,必须由自己信得过的刘蓉亲去处理。
唐友耕对通达成都的沿途官府逐一送达防卫令后,同治二年五月初三(1863年6月18日),唐友耕率数百清军押送重犯上路。石达开携儿子坐八人大轿,曾仕和、黄再忠骑马,不带刑具,营兵执刀枪铳护之。一路上受到地方官员的高规格接待。觥筹交错之间,石达开一色天朝衣冠,气宇轩昂,不卑不亢,有礼而强力的风采让地方官开了眼界。在官员的回忆中,石达开“面白有微须,仪容严肃,眼光有神……”
一行过了邛州地界以后,“清军森列,止王舆,请上刑具”。这时石达开进一步看清了所谓“保全全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他对邛州知州许培身说:“‘固知骆督之不见容也’,遂受刑具。”(见任乃强《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
唐友耕竟然陪着微笑,一副文绉绉的模样。他临走前对雅州知府蔡步钟做出如下安排:立即诛杀大树堡的2000多名凶悍的义军以及领袖周宰辅。至于另外的4000余名老弱及伤者,严加看管,已报请总督骆秉章,听候处置。雅安知府蔡步钟是首席执行者,唐友耕手下的军官李寿亭、胡耀光、罗廷权、羊家升就是操刀鬼了。
这批2000余名太平军将士被安置到大树堡南门的一座庙宇内。当时的大树镇(现称老镇)位于大渡河中游南岸,历代为军事要地和“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上的驿站之一,距汉源县城6公里,是大树堡一带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的中心。
太平军当中百分之八十是广西籍,属于“老营”出身,大小将校180人,无疑是石达开部的精血所在。太平军的武器、辎重存放在庙宇后面的武侯祠之内。官军杀猪宰羊,款待极好。吃过饭,天色就暗下来。
我好不容易查阅《越巂厅全志》对这一幕的记载。作者孙锵(字玉仙)先生在越巂厅为官十二载,编纂的《越巂厅全志》“见重于蜀”,被誉为“良史”。该书卷六《武功志》记载了五月五日飞舞在大树堡上空飞龙在天一般的“火标”——那是清军放火屠杀二千多太平军的攻击信号。我参照了沃邱仲子所写《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他进一步描绘道:这噬人大火是庙里庙外一起点燃的。清兵先把柴草浇上麻油,放火点燃,一是照明,二是防止太平军逃跑。当时庙内有一个道士法号“果成”,本姓姚,成为了内应之火。事后他被骆秉章授予“巡检”一职。太平军的辎重,后来被李寿亭、胡耀光、罗廷权等人瓜分。这帮屠夫后来纷纷回到成都买田置地,成为巨富。罗廷权因此还成为了资州知府。(见《石达开新论》,团结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屠杀持续到天明,清兵将尸体拖到河边抛入大渡河。禹王宫距大渡河不到一里路,处理尸体很方便。在绵长的大渡河水面上,上千具尸体宛如黑亮的鱼鹰。天大亮,清兵撤走,当地乡民把散落各地的尸体收集起来,掩埋于禹王宫下边的一个凹坑,后人称之为“千人坑”。
大事已毕,雅州知府蔡步钟在杀人现场立了一块大石,上书“鲸鲵封处”四个大字。鲸鱼雄曰鲸,雌曰鲵,原指狠毒之人,典出《左传•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杜预对此注道:“鲸鲵,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作为“钩网所不能制”魁桀,恰好,太平天国军师洪仁玕在《诛妖檄文》里就说:“雍正、乾隆以下,奸奴和升(珅)揽权,卖官鬻爵,荼毒等于鲸鲵。”这个“鲸鲵”是恰如其分的。
到底谁是鲸鲵?屠杀事件后来得到了骆秉章的默许,可见唐友耕、骆秉章之于“鲸鲵”的息息相通。
“鲸鲵封处”碑
需要注意的是,在汉源、越巂一带,历史上有两座“鲸鲵封处”碑。明朝万历十六年,因为大渡河汉源、越巂的“倮夷作叛”,朝廷用兵予以平叛。战事结束后,以副总兵官职镇守四川的一代名将刘綎(?—1669年)立“鲸鲵封处”碑于越嶲县城天皇岗,这固然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歧视的反映。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六日(1786年6月1日),康定、泸定磨西一带发生了一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山崩石裂,摩岗岭大山被巨力推倒,压堵大渡河9日,造成溃决,浮尸横野。矗立在越巂城北十里天王岗上的“鲸鲵封处”碑被地震摧毁,我们再也无法目睹那蘸着鲜血的雄健书法了。
按照这个谱系,在大树镇由雅安知府主持设立的“鲸鲵封处”碑,显然符合历史语境。可惜此碑石已被后人捣毁,无法目睹其内容。
1966年4月,最为神往石达开的彭德怀元帅路过汉源,专程走访了大树镇。我很想知道时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第三副指挥的彭大将军是否去过“鲸鲵封处”,可惜我查阅不到进一步资料。他心情如何?他在这蛮荒之地是否联想过自己的命运?这些地缘和往事,连同整个大树镇老镇已于2005年后淹没于瀑布沟水电站库区的万顷碧波之中……在大树镇新镇的街上转了一圈,镇中心是一个三岔路,小商贩很多,我询问了二十几个人,无一人知道“鲸鲵封处”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沿着山坡蜿蜒而下,再次回到大渡河大桥。透过车窗,可以望见矗立在西面萝卜岗上全新的县城,一派白墙绿水,置身于这片蓄水54亿立方米、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西南第一大人工湖”,山头祥云卷舒,就像万花筒世界,不真实。
6月20日石达开一行到达荥经县。从成都疾驰而来的刘蓉恰好与之汇合,他很想立功,渴望从石达开嘴里掏出秘密。按照沃邱仲子的看法,刘蓉是贯彻骆秉章的意图,鉴于云南回民的起义已经难以控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一线军务吃紧,加上川军中能人不多,希望说服石达开调转刀锋,去对付回民。胜利者强自压抑缚住苍龙的狂喜,甚至有点低三下四去看望石达开,嘘寒问暖,生活方面刻意迁就。
与刘蓉同行的还有文官黄彭年。后来黄彭年的《黎雅纪行》描述了当时的审讯情形:“刘公传迅,(石达开)枭桀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刘蓉见问不出所以然,就随同大队人马一同返回成都。
历史需要铭记这一天:1863年6月22日,石达开及5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一行,经汉源、荥经、雅安、邛崃、新津,被押解到成都。
更值得一提的是,石达开一行是自西门进入成都市区的。成都人历来认为成都的西面是“上风上水”之地。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大城,想来石达开一路是看得真切的。每年6月份是蜀地枇杷大面积上市的季节,卖枇杷的小贩在西门城门洞一带依次排开,石达开是否吃了一颗?城门边还有不少木芙蓉树,毫无规则,与野草杂陈。木芙蓉的花期在九月,现在它收集着空气里的秘密,花蕾如拳,暗自准备举事。
成都市民风闻石达开来了,都在路边观望,谁不想看看这个搅扰了四川两年的峥嵘人物?当传说与事实一旦实现了对接,那又是怎样一种诱引?
那时的看客们留下的“实录”的确不敢恭维,翼王所谓“头大如斗,眼大如铃,口阔容拳”等等,等于章回小说里的江湖英雄。其实,石达开身高仅中等,长相平常。现在,他掀开轿帘洞悉着这个陌生而繁华的大都市,都市的看客们也终于目睹了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据说他身着绣有5条金龙的黄缎王服,头戴天国王冠,冠上翘起的5条锦龙,一颠一簸的,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