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而唯美的“经验”——郭文斌短篇小说论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尤其是宁夏青年作家的崛起堪称一道奇特的文学风景。石舒清、陈继明、张学东……等等名字都曾无一例外地带给中国文学界以特别的惊喜。而在他们中间，从西海固走来的郭文斌，更是在短篇小说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以其独特的乡土经验和叙事魅力赢得了文学界的青睐。他用质朴多情的笔调咏叹着清贫却又丰盈的西部乡土；用洁净隽美的笔触轻吟着深沉而又灵动的生命体验；用沉静深刻的哲思追寻着存在的形而上意味。他的短篇力作《吉祥如意》刚刚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委给了这篇小说这样的评价：“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对郭文斌来说，他的小说有着对于西部“经验”的执着与坚守，他的小说不是对中国文学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叙事或启蒙叙事的简单重复，而是试图从乡土的变迁中发掘那些曾经被遮蔽和忽略的永恒的“美丽”，这些美丽可能来自不变的人性、人情，也可能来自民间的、文化的、自然的风俗或“西部的风情”，甚至来自粗糙、质朴的生活本身。但无论源自何处，郭文斌都对其赋予了诗性的情感与唯美的想像，并以一种少有的透彻和练达，不动声色地超越了生活本身，抵达了一个冷静而又充满温情的精神向度。李建军在《升华与照亮：当代文学必须应对的精神考验》一文中说：“西部叙事不能只停留在对西部的外部事象的琐碎、无聊、粗俗甚至下流的叙写上，而应该在超越的意义上观察和把握它，用作家的心灵之光照亮惨淡的现实生活场景。从根本上讲，没有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和无聊的克服，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作家就不可能赋予自己的写作以丰富的诗意和内在的深度。就此而言，写作即显示高贵与尊严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意味着升华，意味着照亮，意味着对庸俗的超越。”[1]从这个意义上看，郭文斌从《大年》到《吉祥如意》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不仅显示了他个人风格的日渐成熟，而且也开创了西部乡土文学的新的感受、体验与审美模式，即用温暖的伤感和“霸道的温柔”一点点贴近人心，让读者去体味和融化“我们心中的雪”。 
　　一 
　　某种意义，“西部乡土”可以说是郭文斌小说永远的精神母题。他以一双忧伤而多情的眼睛凝视、感受与体味着“乡土”中的一切。他的小说超越了批判的眼光，他总是以感恩的心和宗教般的虔诚对待“乡土”，因而他笔下的乡土形象是多情的、唯美的、纯净的、感人的。正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郭文斌善以清新细腻、空灵飘逸而又略带伤感的笔调叙写记忆中的多情乡土”[2]，安静地描绘生动鲜活的乡村图景，在淡定的叙述中，所有的贫穷和苦难似乎都被消解了，只有朴拙的人性与大自然自在地融为一体，和谐而纯美。《吉祥如意》用散文化的抒情笔调将端午节采艾这个古朴的民俗叙写得绵密而温润，营造出一片祥和的诗意氛围。“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无数的神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等着享用这眼前的美味呢。”作家透过五月、六月两个纯洁善良的孩子的眼光，传达着古老的天人合一、乐观通达。人性的美和自然的美交叠辉映，烛照着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六月很快沉浸到另外一种美好中去。那就是采。刃子贴地割过去，艾乖爽地扑倒在他的手里，像是早就等着他似的。六月想起爹说，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就觉得有无数的吉祥如意扑到他怀里，潮水一样。一山的人都在采吉祥如意。多美啊。”作家用独特的审美视角来观照乡土、民俗，将丰厚的审美意蕴融入到这副“吉祥如意”的乡村画卷中，从而营构出清雅淡远的古典意境。而所谓“境由心生”，这也许是小说创作的别一种境界吧。《大年》同样以儿童的视角切入，用亮亮和明明两个孩子的感受诠释和还原着一个张扬和丰满的“年”，展示着生命之初的动力和喜悦，也展示着人性、人情的美。“明明能够感觉得到，满院的春和福像刚开的锅一样热气腾腾，像白面馒头一样在蔼蔼的雾气里时隐时现。大家看着满院红彤彤的对联抽烟，说笑，明明和亮亮幸福得简直要爆炸了。”浓郁的年的氛围就在郭文斌诗化的叙述中渐渐变得饱满，美好。小说仿佛一个被遗忘在灵魂皱褶里的华美梦境，那些遗失的美好在作家看似不经意的平铺直叙中被一点点打捞，也打捞起了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愫。“明明看了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红彤彤的；看亮亮的脸，亮亮的脸也是红彤彤的。明明想，这也许就是年的颜色吧。”一个鲜活灵动的意境再次凸现出来，而正是这“年的颜色”让人们得以“诗意地安居”，重新发掘出人性的纯真和纯美吧。 
　　对人类情感的书写与发现是文学永恒的母题，在郭文斌的乡土小说中，爱情和亲情仿佛忧伤的花瓣，静静飘零。《剪刀》作为一个“悲伤的意象”，不仅承载着无可奈何的悲凉，也寄寓了作家深深的同情与悲悯。而这种悲悯是内敛和隐忍的，就像落在心中的雪，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意味。《剪刀》是一曲爱情与亲情交织的生命悲歌，也是颂歌。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通篇几乎由朴素的对话连缀而成。而贫穷和苦难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只是作为凸显情感的背景。文本彰显的正是一个坚忍的男人和一个坚忍的女人之间的坚忍的爱情和亲情。情感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悲剧性的升华，简洁却震撼。“女人是在儿子放学之前动手的，用的就是那把剪刀。”所有的情感都为了最后的结局蓄势而发，钝重地直指人心。作家隐忍的悲悯也在这一刻得到释放，与读者一起沉到一种巨大的悲伤里，文本的弹性和张力也不言而喻。《我们心中的雪》则用感伤的笔触静静化解着纠缠的情感，将一个凋零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我”与杏花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却最终分开。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来见到杏花时，“我的心窝子里一下涌上许多东西。伤感而又温暖，亲切而又疼痛。”那些遥远的记忆又回来了，而“我们”只能在回忆中取暖。别具匠心的是，郭文斌将这样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放置在“文革”这个特殊的话语背景中展开，戏谑中融入了一个时代的荒诞和悲凉。“我的心里是多么地甜啊，铁梅的红灯不左不右，偏偏照在杏花身上。那可是革命的光辉啊，就有无数金光闪闪的五角星鸽子一样在我心里啪啪啪地飞……”然而，爱情最终还是成为了心中永远都不能融化的雪，悄无声息却一直在下。“抬起头，正迎上杏花甘甜、满足而又潮湿的目光。心就变成一个舌头，一个童年伸向天空的舌头，任凭杏花目光的雪花，落下来，落下来。”“亲情”是《开花的牙》、《撒谎的骨头》等小说的情感支撑。前者表现了牧牧对爷爷懵懂却又真切的感情，在生与死的跌宕中，在牧牧不解的追问下，“繁复的民俗文化，其实成了血缘亲情的另一种表达”[3]；后者则饱含同情和怜悯，将爷爷和等等之间的亲情刻画得细密入微，充满了心酸的叹息无奈的伤感，“板胡声铺天盖地而来，呼啦拉地燃烧着，雪花一样落在他心里。泪水就不由落下来。耕地老汉天空中的最后一颗星落了，他的世界中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板胡声。”《撒谎的骨头》用一种催人泪下的悲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理解和良知。《呼吸》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小说，它让人与动物之间灵性的沟通得以凸现，大黄这一具有灵异色彩的形象被赋予了高尚的人格化特征，而它与郭富水、与水水之间缠绕的亲密情感完全可以看作是另一种亲情的诠释和体现。大黄是陪伴在郭富水和水水身边不可或缺的家庭一员，他们情感的高度相通构筑了有血有肉的牢固亲情。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撑，不离不弃。最终，大黄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水水，这样的牺牲苍凉而震撼人心。“巨大的伤心再次袭来，几乎要将他从地上掠走。继之而来的是无边无际的虚弱。郭富水就在这种虚弱里随着自身的重量落下去，如同一个溺水者。”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在这样巨大的情感氛围中变得真实而熨贴。 
　　对性的描写是许多小说都会涉及的，然而在郭文斌的小说中，对“性意识”的描绘却呈现出一种“开辟鸿蒙的美”[4]，实在难能可贵，尤其是对儿童期“性意识”的挖掘和表现更使其文本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评论家熊修雨在《如何看待郭文斌小说中的性》一文中对郭文斌小说里关涉性的描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对性的肯定和呼唤是对成长和生命的鼓励和高扬[5]。“性”在郭文斌笔下是干净而明亮的，是一个欲说还休的美好秘密。《快乐的指头与幸福的纸》用轻盈生动的语言将昕昕和改改两个孩子在不自觉中萌发的性意识传达得隐晦而到位，让读者生出无限美好的遐想。小说开头写昕昕的一个梦境，在梦里他急切地寻找改改。“昕昕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牡丹。牡丹开起来开起来，把昕昕的眼睛都开痛了。”他找啊找，然而，“昕昕一时有些伤心。怎么这么多好东西一睁眼就没有了呢？”小说中“指头”与“纸”都是对“性”的象征，“但昕昕管不住自己的手。轻轻地把手搭上去，顶，顶，顶，指头就进去了。……往进顶的那一刻，昕昕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插入的快感。那种美好的感觉鼓励昕昕再来一次。”在他们童真的对话中，是两个儿童对成人世界“性”的最初发现，“我流一辈子咋了，总比晚上还要干活好……”最后，昕昕快乐地重复着那个动作，“一种要穿过什么的感觉又从昕昕的心里升起，最后落实在指头上。”然而，当他“第一百次向马蜂窝冲刺时，屁股上啪地一下”，于是，“昕昕一边摸着发烫的屁股，一边委屈地想，捅烂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疑问生出了一片开放的空间，也给读者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索。《门》里如意在发现了父亲的“秘密”后，羞怯地对杏花说：“我想在你的奶上暖一下手。”而《玉米》则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东东去厨房里把娘给他在碗底扣着的一块莜面饼饼拿出来，掰成两半儿，和小红分了。莜面饼饼很薄，像铁皮那么薄，每人巴掌那么大的一块，两人就沿着边儿转着吃。小红说咱们吃个东西来。东东说吃啥呢？小红说你想吃啥就吃啥。东东就吃成了一个“回”，小红就吃成了一个“凸”。两个人一看，都笑了。小红说咱们换了耍。东东想了想，就换了。小红拿了东东的说，现在我能打过你。东东说我能打过你。小红说我能打过你。东东说你拿啥打呢？小红说我的能把你的装进去。东东说我的“子弹袋里”还有两颗子弹呢，早把你打倒了。小红说啥子弹，两个大豌豆，还没有扳机……”性意识的萌发融汇在生命意识蔓延的长河中，伴随着成长，让一个个青涩的少年逐渐长大成人。而《雨水》中的“性”与“情”则更多的是“错过”的无奈和忧伤。 
　　二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坚持了布洛赫的观点，他这样说:“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有关生存的点滴，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文学的某些意蕴应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是永恒的，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超越生活，超越经验的。这种超越蕴涵着对生命的发现和理解，以及对生命本原的哲学意义上的追诘。 
　　郭文斌的小说是拥有这样的超越追求的。他始终坚持着对生命、对人生的追问，以及对生与死的形而上思索。他的作品里渗透着深厚的宗教意味，佛学的智慧之光闪耀在字里行间，这使他的哲理小说以一种“禅宗”的感悟洞彻灵魂的内里，包蕴着浓郁丰厚的精神意蕴。就像郭文斌自己在《大年》的序言《以笔为渡》中提到的，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一同打坐，打坐完后，苏东坡问佛印说你现在看我是什么状态，佛印说我看你就像一尊佛，佛印问东坡你看我呢，苏东坡说我看你就像一堆大粪。苏东坡很得意，觉得自己赢了，他回去跟妹妹苏小妹一说，妹妹说你输了，佛印看你是一尊佛，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佛，他看一切都是佛，那么你看他是一堆大粪，说明你是什么人，不用说了。“心中有佛”也许就是郭文斌一直追求的生活境界吧。“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获取般若的过程，充满着沧桑蜕变，精进乃止禅定的修为。郭文斌用一个智者的通达和对禅宗的领悟诠释着生命和人生——“生活就是禅。更多的时候，禅在制造矛盾，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恰恰相反，这正是禅家的伟大之处。他就是要通过矛盾来摧毁人们前生今世习惯并板结的意识沉积岩，让人的意识永远保持在‘鲜’的程度，保持在一种激越状态，最终回到意识的原初形态。”[6]，这正是禅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于是，在郭文斌的小说中，生命中的每一朵涟漪，生活中的每一道波澜，都得以意味深长地挖掘和阐释，折射出哲思的光芒，获得了一种生命之初的从容自若与豁然开朗。 
　　《水随天去》里只有平淡的叙述，却呈现出一种波澜诡谲的深奥哲思。仓皇中，读者豁然而感慨，不得不面对内心深处那片苍茫的云天。小说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只是将父亲水上行一系列让人费解的生活细节串连起来，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现在，我终于可以认定，事情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当时看来，那是一个不错的兆头。”开头简洁明了却设置了一个悬念。接下来，从父亲扫地时的念念有词：“灵鬼摆尾，扫其行迹，行迹虽扫，又落扫迹。”到父亲对咸菜的态度，对苍蝇的态度，再到古怪的午睡习惯，一个特立独行的父亲形象鲜明起来。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最后都升华在父亲那不厌其烦的追问中：“知道你在吃饭吗？知道你正在睡觉吗？知道你正在打电话吗？……”的确，日日被包围在熙熙攘攘中的我们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于是，“今天，我突然发现父亲问的还是有点道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写作业，正在看风景，正在睡觉，正在吃饭，正在撒尿，正在做爱，甚至正在死亡。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事情。”而带着这样的追问，父亲终于选择了离开，选择了放逐。离开意味着追寻，放逐当下才能寻找和进入生命的本真，这也许是对生命，对存在最好的追问方式。正如李兴阳在《生命真意和人间真情》中所说：“同作者其他的小说相比较，《水随天去》显露出了作者试图超越自己进行新的精神探索及其相应的艺术探索的意向。当作者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放逐了自己的‘父亲’之后，何以弥合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之间的抵牾，其最佳的途径在哪里？这是作者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生命的清醒者应当继续追问的而不可能有唯一答案的问题。单是提醒在尘世中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要忘记这一永恒话题，《水随天去》就有行世的意义。”[7] 
　　《陪木子李到平凉》也是一个颇让人玩味的短篇，让我想起格非的《青黄》，两者都写了一个找寻的过程，且都具有神秘的哲学色彩。在《陪木子李到平凉》正文的前面有两个思考题：“那玉红于我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又为什么让我在那个胡同口看到她？”“那玉红于木子李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又为什么让他从我口里听到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两个幽玄的问题似乎最终指向虚无，其实却是作家对生命对存在的形而上思索和不懈的追问，折射出作家不渝的勘探意识。就像昆德拉所提到的：“作家应该肩负起勘探这种存在的艰难使命。”我遇见那玉红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木子李知道那玉红又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生命中的偶然和必然都是宿名的结果吗？那么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又当做怎样的解释呢？“我们被一条河拦住，河水汤汤，车子不敢贸然开下去，我和北隐下河，脱鞋，试水深浅……站在此岸，用青草擦鞋时，我突然看到，河水以一种少见的从容向远方流去……”文本最后为读者生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思索空间，在每个人的心上留下了一条从容流淌的生命之河。 
　　《上岛》这个以城市情感为支撑构筑起来的短篇小说同样浸染着作家深刻的佛学思想和禅宗意识，在程荷锄和李小鸥似带玄机的精妙对话中，渗透着作家对爱情、对人生的领悟和超越世俗的理解，飘渺空寂的哲学色彩可见一斑。程荷锄无疑也是一个行者。当听到李小鸥说要带他去新开的素菜馆时，他“激动地说，太好了”。 “等待上菜时，李小鸥说，你要出家了？程荷锄笑笑说，我本无家，何以出家？”“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面对这样的程荷锄，李小鸥感到“好像被什么魔怔了”。目中无人地从人群中飘过的程荷锄和《水随天去》中的水上行一样，也经历着一种精进修行的过程。这正是一种内心入定，远离纷扰的禅家境界。程荷锄说，“爱不是这辈子的事，爱是你的前世，也是你的来世，”“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所谓“前世、现世、来世”的生死轮回也正是佛家对人生超度的诠释。小说最后，程荷锄的一曲《心经》让李小鸥泪流满面，而程荷锄却发现自己“走神了”。程荷锄的“走神”和水上行的离家出走其实都意味着他们遁入空寂和对佛教禅宗的领悟。 
　　如果说水上行的“出走”和程荷锄的“走神”说明他们还在追求的途中，还是现世的行者，那么《寻找丢失的眼睛》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彻底摆脱了世俗纷扰，让灵魂进入真正云游的行者形象——谢具善，用他三次完全不同的表现完成了一种对人生的“禅”意参悟和佛教至高境界的理解。谢具善那种“巨大的收敛”和他的“罗汉烩”；去捡被人吃剩的馒头作为早餐和挣脱李小红后“充满歉意的愤怒”，都显示出他对现世的超脱。最后，“李小红打量着他的睡相，被一种空前的感觉魔怔。她承认，那是至今她见到的最为美丽的睡相，既具体又抽象，既安详又生动。像是一个婴儿，又像是一个老人；初看是男子汉，再看成女儿态；一会儿是谢具善本人，一会儿是整个宇宙。”这也许就是天人合一的高度和谐吧。至此，谢具善完成了他的精进修行，彻底入定到“禅”的空寂境界，一个真正的“禅修者”的形象也变得清晰明朗。 
　　某种意义上，郭文斌的小说热衷的并不是对于一种生活或经验表象的触摸，更不是对于经验的“奇观”化的呈现与展示。他的小说的写作过程，更近似于读者对他的小说的阅读过程。他对于“生活”的“阅读”，是一种精神与情感的穿透，是一种深刻的“领悟”与品味。因此，我们会看到，其实郭文斌并不特别在意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叙事节奏，仿佛一个高僧，他在领悟和挖掘的是生活背后、经验背后的那种“意味”和“内涵”，而不是“生活”和“经验”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文斌的小说味道是隐藏其所营构的“禅味”与“禅境”中的。正如贺绍俊所指出的：“郭文斌是一个悟透了生活的人。郭文斌的小说让我感动。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纯净的境界，是一种最直接的触及到文学核心、文学本质问题的小说。”[8]他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都充满“智性”，都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好奇”与探究的热情，都能够从生活中“领悟”和“参透”着什么。《大年》、《吉祥如意》等小说虽也涉及了“苦难”与生活的疼痛，但是在表层的故事与人生背后，郭文斌把握到了诗性的“核心”，“他以自己通达而智慧的心，打量世界，所发现的，往往是别人所难以发现的自得和优美”、“他写了忧伤但不绝望；他写了苦难，但不自苦；他写了小地方人的情怀，但不狭窄；他写了美好的真情，但不做作。他的短篇，真的是一刀切下去，一切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9] 
　　三 
　　郭文斌执着地挖掘着西海固那片热土的醇美和期待，同时也将他敏感的灵魂触角伸向了喧嚣熙攘的城市，用他通透深邃的目光穿越城市中孤单浮躁的人群。作为一个矜持而内敛的作家，郭文斌的作品常常散发着清新淡泊的气息，这也使得他的城市小说同样弥漫着一种清远的宁静，在当下众多的都市题材创作中显得卓尔不群。 
　　被物质裹挟着快速奔跑的城市里，一辆辆欲望街车呼啸而过。所有的真情都在被欲望的泡沫稀释和消弭着。于是，现代城市人生活的困顿和情感的虚伪成为许多都市小说关注的焦点。然而，郭文斌的匠心显然不在于此。他依然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清雅和豁达，超脱于物外，在高远的云端俯瞰着当下的城市生活，用他充满哲思的锐利笔尖寻找着“睡在我们怀里的茶”和精神上的“瑜伽”。《瑜伽》、《睡在我们怀里的茶》、《上岛》、《寻找丢失的眼睛》等城市小说让我们一点点参悟人生、参悟爱情，弥漫着形而上的哲学意味。《瑜伽》讲述了谢子长和陈百合在圣陶沙茶楼喝茶的过程。陈百合向谢子长倾诉了自己离婚的原因和经过：丈夫的外遇、丈夫情人的挑衅，直到她发现原来丈夫的情人竟然是自己的同事。陈百合最后选择了离婚，并告诉谢子长她准备学习瑜伽。而谢子长对瑜伽的解释让陈百合感到“意外和激赏”，他说，瑜伽的本意“是和上帝同在”。“当你一旦进入了瑜伽状态，你就会觉得你生命中发生的许多在别人眼里十分重大的事情一下子微不足道了，就像王海牙。对于大海来说，失去一朵浪花算得了什么？和大海的快乐比起来，一朵浪花的快乐肯定显得短暂而且轻浮。对于世俗人来说，他们判断问题的标准是得失观，看自己在这件事里盈利多少。但对于一个非世俗者来说，他不是这样，他是看在每一件事情中生命获得了哪些成长。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错误都是柴火，生命这壶水就是靠这些柴火烧开的。”谢子长给了陈百合生命的意味和生活的答案，也给了读者一次精神上的瑜伽。于是，“谢子长看见陈百合的开心像怀里的茶一样舒展。”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就在那天晚上，就在谢子长和陈百合刚刚离去的圣陶沙，陈百合的丈夫王海牙在与逃犯搏斗中不幸牺牲。这是巧合还是宿命？或者，对于“非世俗”的谢子长和陈百合来说，这样的世俗就是能够被他们错过。就像贺绍俊所评价的那样：“他们也在茶馆里聊天，恰恰是在他们走以后才发生那样一种打斗，他们并不是有意的，他们就是能够错肩而过，和这一切东西。”《睡在我们怀里的茶》中的徐小帆淡定而从容，读者在她身上看不到欲望的痕迹。和丈夫的虚荣，妹妹的功利不同，她只是执着于那些单纯幸福的小细节。她对妹妹说，只要你心里有海，就能在任何地方看到海。生活也是海啊。而在经历了褪色的爱情和失败的婚姻后，面对蒋方舟，她要求“不领结婚证，不办婚礼，不请客。”也许，这些世俗的东西于她已经失去了意义，她只是觉得“熟睡在自己怀里的蒋方舟，就是一泡茶。”读罢《瑜伽》、《睡在我们怀里的茶》、《寻找丢失的眼睛》等作品，读者不难发现“茶”作为郭文斌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显然寄寓了深厚的哲学意蕴，对茶的描述其实是作家对一种人生态度的提炼和升华。 
　　《忧伤的钥匙》同样有着哲理的渗透，就像荻最后的出走，留下满屋子的头发和一句“茶凉了，不喝就倒了吧”；同时也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对爱情的感伤和诘问。小说以第三人称的旁观视角切入，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语文老师荻和他的学生莉惺惺相惜，产生了一种扎根于灵魂深处的爱情。他们的爱情纯洁美好，然而却无从实现。莉因为对荻的爱，耽误了学业；荻为了保证莉的前途，仓皇中毅然和一个护士定了婚。于是，误会是必然的，错过也是必然的。而这样的错过也必然深深地伤害了彼此。当莉读了大学，荻也进了一家大公司，他们拥有了重新在一起的可能时，却因为荻的一篇小说《钥匙》再一次带来了误解。莉始终不能原谅荻，他们最终痛苦地走向分离。面对这样的爱情，荻选择了离开，选择了出走，只留下了满屋的头发。文本讲述的只是朴素的爱情，似乎无关其他，这样单纯的叙事资源在当下的都市小说中是很少见的，然而，郭文斌却用他那种内敛的悲悯和理解征服了读者，从而产生了深刻的悲剧意味。 
　　与上述几个城市小说相比，郭文斌的系列短篇小说《小城故事》和《爱情故事》则多了些许人间烟火的味道。这些小说多将视角定位在琐细的现实中，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作家用轻快机敏的语言和简洁明了的叙述将一个个纠结复杂的生活故事讲述得跌宕生姿，少了一些清雅，但冷静贯穿始终。 
　　《小城故事》把城市中典型的小人物作为挖掘的对象，勾勒着他们戏谑而又不无悲凉的生命线条。这些故事又常常与各种敏感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工人下岗、抢劫凶杀等社会元素带着某种出人意料的机缘巧合走进人物的生活，使文本具备了意想不到的开放效果。《证据》里的行政工作人员小李、小黄和小赵因为打赌到医院摸收款小姐的手，而被公安误认为小偷带走了；《春首》中的何立伟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大学校园里各色各样的花边趣闻，将一段俗气的爱情故事讲得淡然而充满了“喜剧色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则围绕“酒”展开，把暧昧的同事关系、家庭危机以及下岗等因素杂糅在一起，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的歌名作为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具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触雪的感觉》、《深红色》 和《邻居》都涉及到爱情和友情纠结的复杂情感。《触雪的感觉》带着一种玩笑般的调侃，《深红色》是冷漠和阴沉的，当秦少游笑着把鲜血淋淋的匕首给李重光时，整篇小说都呈现出深红色的血的钝重，而《邻居》对两个朋友、两队夫妇之间的感情则处理得暧昧而模糊，多了一点感伤；《忧伤的风衣》同样关涉爱情和友情，但又略显不同。唐小玉和妻子南小菊之间的隔阂最终导致了他们婚姻的破裂，因为“心中的一个什么东西碎了”，再也无法粘连起来，只有那件忧伤的风衣是他们曾经爱过的证据。既然婚姻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那么爱情呢？而心中那个碎了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在这里，郭文斌将情感深处的微妙拿捏得恰到好处又发人深思。 
　　《爱情故事》由四个短篇组成，分别呈现了四种不一样的爱情。《特定时候的水果刀》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婚姻中的各种矛盾，爱情已被消解；《一个情人和大概几十个蚊字》里的朱佩弦带着当年写的情诗与大学时期的情人柳玉婷约会，完成了生命中弥足珍贵的一次浪漫，最后却因为蚊虫的叮咬致死；《秘密》描写了女学生王雨雨对教官萌生的一段青涩情愫，教官的离开成全了这个爱情秘密；《甜根》则记叙了教师陈子旭和学生王雨薇之间一段尴尬的情感纠葛，而结尾在“是什么消除了她心中的仇恨？”这样的疑问中为文本开创了一定的阐释空间。 
　　由三个短篇构成的《雪迹》风格独特，虽然有着郭文斌惯常的冷静和简洁，也表现出浓重的超验色彩。不管是“从来没有过眼睛的觊”（《未曾失明的盲者》）还是“站着睡觉的原”（《原的生日和忌日》）都有力地冲击着读者的期待视野。文本具有极强的实验性，带有一种《等待戈多》般的荒诞。尤其是《未曾失明的盲者》中，与弋做爱后失明的觊产生了一系列的幻觉，而最后终于发现连记忆也变得不可靠，这让我想起格非的名篇《褐色鸟群》。小说最后，一直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叙述者“我”突然走出文本，直面读者，并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让我觉得很遗憾。后来的一天，我蓦然发现：原来觊从来就没有过眼睛”，从而完成了对前面叙述的颠覆和解构。 
　　四 
　　雷达曾感叹地说：“读完郭文斌的小说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美的短篇小说。没想到还有这么美、这么纯粹、这么含蓄、这么隽永、这么润物细无声的小说。他的小说你要做理论上的概括可能不容易，但是你可以被陶醉。郭文斌的小说感动得我掉泪。郭文斌的作品提供的美学价值，那种罕见的美，尤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10] 雷达的“感叹”既是对于郭文斌小说审美气质的肯定，也隐含着对于当前文学现状的某种不满与批评。确实，郭文斌的创作既以其丰蕴的内涵开启了一片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也在小说的叙事技巧、审美追求等方面也表现出了自成一格的独特气质。他对于当代小说艺术的启示价值值得认真总结。 
　　儿童视角的运用是郭文斌小说叙事的一个鲜明特色，在其乡土小说中尤为突出。《大年》中通过明明和亮亮两个孩子的目光观照成人世界，让一个普通的“年”透过孩子单纯童稚的内心变得无比盛大、无比欢悦，这与成人眼中的“年”是有质的不同的，它一方面流露出了作家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留恋，另一方面也唤醒了读者心中沉睡已久的童年情愫。《开花的牙》透过碎小子牧牧的眼睛，在生与死的碰撞间把一系列的习俗民情展露开来，也给生与死做出了另一种诠释。《雨水》、《三年》、《玉米》、《学习》等也同样把视角定位在懵懂的孩童身上，然后做出更为直接和简明的探照。郭文斌还自觉借鉴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使小说的叙事具有了电影蒙太奇般的画面转换效果。《吉祥如意》中借用意识流的自然联想，运用白描的手法巧妙地展现了五月、六月的直觉和心理图景。《我们心中的雪》场景的转换和叙事的衔接紧随着人物意识的流动，凸现出明显的蒙太奇特点。“一进院子，我的目光就脱兔似地搜寻起来……前些年她回来还把上面收拾一下，住几天，今年却没那个心劲了。再说，也漏雨了。就有滴答滴答的雨一声声落在我的心里。……雨滴答滴答地在房顶上落着，我和杏花趴在热炕上写作业，身子挨着身子，脚丫碰着脚丫，多好啊。……”场景自然切换到了童年时代，节奏舒缓而温馨。在其城市小说中，郭文斌则以冷静通达的叙述，精巧完美的构思见长，结尾处常常出人意料。《瑜伽》、《小城故事》等小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郭文斌有着特别的语言自觉，他说：“作为一个作家，需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文字，收敛我们放纵的习气，卖弄的习气。要使自己手中的笔具足方便之德。”[11]这种自觉落实到小说的实践中，我们就看到他的小说语言轻灵飘逸，清透而充满智性，呈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同时又十分洁净、凝练，富有跳跃性。这样的语言风格使他的小说文本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生出无限的意味，具有丰厚的话语蕴藉。郭文斌的小说语言本身就呈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或清新甘醇，行云流水，如“五月和六月跑到巷道尽头，又飞快地跑回。长长的巷道里，散发着柳枝的清香味，还散发着一种让他们说不清的东西。雾很大，站在巷子的这头，可以勉强看到那头。来回跑的时候，六月觉得有无数的秘密和自己擦肩而过，嚓嚓响。等他们停下来，他又分明看到那秘密就在交错的柳枝间大摇大摆。”“六月觉得这个主意好，就动手摇。不想又把六月的心摇凉了。这一摇，让六月看见了一个个美的死去原来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他第一次感到了这美的不牢靠。而让这些美死去的，却是他的一只手。”（《吉祥如意》）“下雪了，我们并排站在院里，比赛着伸出长长的舌头，屏着呼吸，耐着性子，等待着天上的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落下来。然后用心体会雪花留在舌头上的轻浅的脚步。”（《我们心中的雪》）；或感伤温润，清澈通达，“她的心里，也是一个将黄未黄的杏子。那杏子像一味烛光一样亮在她的心里，让她完全忽略了沉沉落下的暮色，悄悄升起的弯月。”（《雨水》）；或冷静简洁，深沉幽玄，“谢子长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特别柔美，仿佛他不是在说话，而是有一朵花在他的舌尖上一点点一点点盛开，或者是一尾木舟在轻风中徐徐从湖面上划过。有点吐气若兰的味道，有点行云流水的味道。”（《瑜伽》）“李小鸥说，那就要台湾香榭吧，我喜欢那种甜中微苦的味道，还有它的颜色，像是悼词。程荷锄说，好，我也喜欢悼词。”“程荷锄从李小鸥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水乡，或者说她的眼睛就是水乡。”“程荷锄说，一个人背着行囊，行走在苍茫的大地上。”“李小鸥说，如果真有来世，我来这里等我要等的人，如果等不到，我会伤心死的。”（《上岛》）郭文斌用丰富的语言为他的小说营构出一个个空灵精美的诗的意境，凸显出朦胧的古典韵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 
　　郭文斌带着一颗赤诚的文学之心从西部走来，坚守着他纯净的文学理想，多情地歌吟西部、执着地追问生命、不渝地捕捉真情，用他脱俗的气质传达着一种穿越永恒的文学精神。他已经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世界”，我们期待着这个“世界”在作家笔下不断延伸、拓展，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广阔、更加深邃，并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注释： 
　　[1]李建军《升华与照亮：当代文学必须应对的精神考验》,《小说评论》2005年第5期 
　　[2] [3]李兴阳《西部生命的多情歌者》，《文艺报》2005年2月1日 
　　[4]《大年》短篇小说集编辑花絮 
　　[5]熊修雨《如何看待郭文斌小说中的性》,《小说评论》 2005年第1期。 
　　[6]郭文斌：《回家的路：我的文字》，《大年<跋>》 
　　[7]李兴阳《生命真意和人间真情》,《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1期 
　　[8] [10]见郭文斌：《点灯时分·编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谢有顺：《世界是人心的镜像》，见《2006中国小说排行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社。 
　　[11]郭文斌：《如莲的心事》，《点灯时分·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当代文坛》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