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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郭文斌：回家的路: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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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回家的路:我的文字

回家的路:我的文字[郭文斌]

    
    越来越贪恋于那段最初的时光，那段比蜜还甜的最初的时光。属于我的文字常常在那里降落。徜徉其中，沉浸其中，心中就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填满，在那个没有灰尘，没有噪音，没有污染的世界里，我们像鱼一样无比快乐地穿梭，像花朵一样在阳光中绽放。遗憾的是它实在过于短暂了。不久，我们就把自己弄丢了。我们开始骑着幸福的驴拼命寻找幸福，目光飘在高处，随风而荡。当有一天，我的文字不由自主地返回故乡，我才发现生命的黄金就在而且一直就在最初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赛跑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回家的路上，宁静而又狂欢地盛开，这便是我的文字，以及随我而行的文字的全部意义。
    在所有的艺术中，恐怕只有音乐最尊重欣赏者了。一天深夜，正在听一首名曲，突然停电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那么一个空白。空白之中，一种特别的声音从心里响起。一种无法描述的声音。一种一下定义就失去定义的声音。一下子觉得以前听过的那些所谓的名曲都太浅俗了。我才知道真正的音乐是一片 “原始”的空白。我想写作也同样。
    一直在想，诗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诗是一口打向生命最深处的井，那里有我们的当初和曾经;是花朵对阳光的感激和表达;是梦中惊醒四顾茫然时蓦然想起的一个女孩;是子夜的心跳和心痛;是心灵浪子风雪中取暖的唯一方式;是回头人归途中的一串叩门声;是我们埋在黑夜里的另一双眼晴，等等。但我仍然认为自己压根就没有 “碰”到诗。因此，我只能说:没有诗人，只有诗。
    弟子问师父，什么是禅。师父说，早餐。这不是一句废话嘛。从我们日常的逻辑上说，它是一句废话。但是它一点也不“废”。它是将思维链条中许多中间的环节一刀砍掉了。它告诉你生活就是禅。更多的时候，禅在制造矛盾，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恰恰相反，这正是禅家的伟大之处。他就是要通过矛盾来摧毁人们前生今世习惯并板结的意识沉积岩，让人的意识永远保持在 “鲜”的程度，保持在一种激越状态，最终回到意识的原初形态。
    我们不能一味地去学先锋，但也大可不必视先锋如猛兽。当大街上出现一个留长头发的小伙子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非常先锋。事实上先锋吗?恰恰是 “后锋”。中国男人的长辫子是什么时候剪掉的呢?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没有多长时间。再如，外国的荒诞派一出来，中国人都觉得很新奇，事实上呢，不就是中国的 《聊斋志异》吗?
    燕过潭不留影，风过林不留声。乍一看，这句话是在说燕，在说风。直到今天，面对我心中的燕和风，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它明明是在说潭和林啊。燕子飞过，风刮过，对于潭和林有什么意义呢?潭和林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们什么都不留。故而燕才能飞过，风才能吹过。多少年来，它们一直是燕的路，是风的路，而燕和风却全然不知。
    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她 “尖锐”的一面， “苦”和 “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它深藏不露的 “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 “尖锐”，也不是 “苦”和 “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认识其实就是生活。花的成长只有花自己有权利表达。西海固人生活得并不比都市人痛苦，尽管这是一片被联合国官员认为 “缺少人类基本生活条件的地方”。西海固人活得十分安恬，这种安恬正来源于这种 “非常”的生存环境。我想，这正是西海固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倘若西海固有一天变成北京或上海，那么同时代出生的孩子已经与原始意义上的西海固文学无缘。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西海固寻找一个注脚的话，恐怕没有哪一宗比庄子更适合。我不同意将西海固文学定调为 “苦难”文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西海固文学的悲哀。对此，毛润之比蒋中正认识得更清楚。因此，他选延安作为根据地。他能够认识到积重难返，能够认识到贫穷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一种富有和力量，甚至是一种轻松和安详。当然，这种贫穷首先应该是有质量的贫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最懂得 “破”，一个是庄子，一个就是毛泽东。他们都能够在 “破”中寻找生机和诗意。国民党军队之所以不能够打败共产党，正是因为他们太富有。富有不是罪过，但它是负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像风一样从中国大地上刮过，正因为他拥有风的轻。但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西海固永远贫穷下去，恰恰相反，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我的父老乡亲早日过上小康生活。对此，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矛盾的。
    一个父亲从七岁开始就教儿子如何勾引人家女孩子，一天，父亲又给儿子 “上课”，儿子说，爸爸，够了，现在你得教给我如何将上手的女孩子甩掉。一个徒弟问师父如何才能见到佛，师父说，给佛磕头，徒弟磕头时，师父向徒弟屁股上踢了一脚，徒弟恍然大悟。第一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是，写作到了一定时候，摆脱要比进入重要得多，事实上你的成功正取决于你在多大的程度上取得摆脱的成功。第二个故事说明，真正的佛事恰恰与佛无关，事情的关键正在于那 “一脚”，而之前所有的工作都只不过是铺垫。确切地说，能否保持一种放松的警觉，决定了写作的水色和质量。如果我们把写作仅仅看作一个观照过程，事情马上会有变化。观照，只是观照，无选择地观照，永远不要试图指向客体。那么写作将是一种提升;否则，将会有带害产生。以此而论，写作实在是一个危险的行当，这种危险和一个作家的成就成正比。能否在现实和非现实、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找一个点行笔，能否充分地运用 “闲笔”并使之 “生活”化，如何在写作中保持沉默，或者说让写作变成静默，显示着一个作家的成熟程度。吃得太饱是容易的，斋戒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将饭量减到一半。如果写作不能让我们指向本来，那么写作将有什么意义?我写，只因为我尚未 “知道”。我的观点是，让写作成为一个介质，一个通向纯粹的介质;免于投射和指挥，让它发生;宁可失败，也决不重复，包括对自己。
    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于你在一个怎样的层面和维度上理解了“一”。事实上这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如果有过多的  “二分性”介入，那么，你就会失去力量。消耗就是在这个空隙产生的，自我就是在这个空隙产生的，而自我是生命最大的负向力。柔道的美在于它“化负为正” “以敌为友”的品质。能否给  “分享”赋予意义，是一个作家的全部价值。只有花朵能够看见花朵，在刺眼里，什么都是刺。一个作家可以没有理论，但是决不能没有洞见力。让天真带着他的笔旅行，避开知识。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次翻译，如果写作不再是一个目标的话。只有写作，没有作家。如果你一旦以一个作家自居，那么你已经失败。因此，写作的道路是一条勇气的道路，如同心灵一样。如果我的写作不能带我进入 “一”的“中心”，那么，写作就是谋杀。
    (原载《文艺报》2004年6月3日)
最后更新[20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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