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随天去》是宁夏青年作家郭文斌写得极有深意的又一篇小说。同他的很多作品一样，这篇小说在流溢着戏谑趣味的同时，又充满内在的紧张。这种紧张，与小说情节的悬念无关，尽管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在开门并不见山的开头中用上了对比闪回的叙事技巧，在结尾处用上了“抖包袱”式的大翻转，但情节的奇巧并不是郭文斌的真正用心所在；这种紧张，也并非源自人物间的冲突，尽管“父亲”与“母亲”、“我”及其周边的人都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中，有各种矛盾不断发生、累积，直至“父亲”从无以开解的纠结中“逸出”亦即出走，但这种“看得见”的冲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小说的内在紧张，主要地来自两个层面，首先是“父亲”内在精神探求的紧张及其试图有所超越而显露出来的外在行为的怪异与乖张，其次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叙事者“我”试图认同“父亲”而又始终处在一种无法越过的“隔”的境地中。“父亲”之“谜”与“我”的“猜谜”之间所形成的智慧对抗，其精神向度在于探析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这一不能终结也无法厘定的永恒话题。在消费时代，在欲望化叙事过于喧嚣的当下文坛，郭文斌重提似乎已被人们冷淡乃至遗忘的这一话题，在焦虑不安中固执地进行讲述，显然有他的深远用心。
在“我”的记忆与讲述中，成名前与成名后的“父亲”其内在精神状态与外在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成名后的“父亲”开始淡泊名利，执意追问生命的真意，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但又无法断然割舍与生命之他者的现实关联和情感羁绊，这使“父亲”的内在精神处于极度的紧张之中。因为“我”与“父亲”之间存在无法越过的“隔”，“父亲”内在的精神活动不能以直接呈现的方式自由展开，“父亲”对生命真意的追问及对个体生命自由实现途径的探求，只能借助于“我”所看到的外在行为，像“谜”一样曲折隐晦地传达出来。“父亲”最典型的外在行为方式，可以概括为两种，即“心斋”与“坐忘”。
“父亲”的“坐”，几乎可以视为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就如“我”记忆中的那样，“印象中的父亲永远是一个坐姿”，“每天放学回来，老是看见父亲坐在阳台上，像是想心事，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就那么坐着。一直那么坐着，直到暮色重重地落下来。” 父亲的“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休息，更不是懒散，而是“坐”而至“忘”，对自己所面对的世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譬如，“母亲”对“父亲”的“坐”，极为不满，常表现为叫骂，但“父亲对母亲的话竟然没有丝毫反应，好像他压根就没有听见。”不论母亲怎么恼怒，“父亲依然没有丝毫反应，一副神游八极志在千里的样子。” 再譬如，与一个乞丐畅谈并留饭、留宿之后，“父亲就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从单位一回来就往竹椅里一坐，目光或者盯在虚处，或者盯在一只正在偷果子吃的老鼠上，那是范增仿八大山人的一幅画。”“父亲”的“坐忘”，在“母亲”的眼中是懒散，在“我”的眼中则已失去了作为鲜活生命所应有的特点，“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坐在那里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衣服；比如父亲的体温正在从36度迅速地下降，最终停在零度上。”对“父亲”“坐忘”的外在特征，“母亲”和“我”的感受与把握是准确的，但对其内在的精神活动则缺乏理解，这就是最亲近的生命之间最痛苦的“隔”。父亲的“坐忘”，是静止中的心性工夫，它是脱离现实活动的精神沉潜，在寂思中去知去欲，最终达到物我两忘，这正是道家祖师之一的庄子所设计的悟道法门。在庄子的哲学概念中，“坐忘”是致虚静的途径之一，一旦由“坐忘”进入“虚静”，便能通达生命自由之境。在这个意义上，“父亲”的“坐忘”也正是他试图逼近生命真意，实现生命自由的重要途径。
在“坐忘”之外，“父亲”致虚静以通达生命自由之境的另一途径就是“心斋”，“心斋”是庄子所设计的又一悟道法门。如果说“坐忘”是在静止中的心性工夫的话，那么，“心斋”就可以理解为是在行动中的心性工夫，它总是和感性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并在这些活动中达到逍遥自适之境。“父亲”的一系列被“我”讲述为怪异与乖张的行为，其实质就是其“心斋”的外显形式。譬如，“父亲”的午睡嗜好，就显得颇为特别，任谁来也不破午睡的规矩，那种不管不顾的做派，在平常人看来不近情理，在“父亲”自己却是一种心灵的逍遥与生命体验的自适。再譬如，“父亲”对异性间的情爱也颇为淡然，不仅与“母亲”过着极为节制的情爱生活，而且就是对那些青春如火的年轻姑娘的献媚，也视而不见，生命的欲望似乎处在一种寂灭的状态。又譬如，“父亲”的行装也很异常，一时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时土衣土裤，形容放达；一时又背上收藏的旧书包，招摇过市，全然不在意他人惊诧的目光与攻击性的流言，这同样是一种心灵的逍遥与生命体验的自适。“父亲”“心斋”的最超常的表现，就是在行动中忘其所为，就如“我”所发现的那样，“父亲”干家务、参加社会活动，其“神情终究在事外，像是专注在内心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和人跳舞，其实没有跳；在讲台上讲课，其实没有上；吃饭，其实没有吃。像是有另一个他躲在暗处正在盯着吃饭的他，跳舞的他，讲课的他，看。”与这种形神分离的状况不同，处于“心斋”佳境而又形神合一的“父亲”就如自然的赤子，面对一天的大雪，“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与自然融为一体，谛听天籁之声，“父亲”的生命就在这种无功利的审美境界中提升为自由的精灵。
概言之，成名后的“父亲”开始关注被名利等“外物”牵累和遮蔽的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执意追问生命的真意，他在一段时间反复追问“你知道你在做……吗？”这一问题，已用言说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试图弄清生命真意的精神探求意向。“父亲”关于生命自由的理想，是在古哲人庄子设计的“心斋”与“坐忘”这样的悟道法门中通过主体意识在精神中的超越来完成的，他竭力摆脱人间世俗的束缚，力图为个体生命在宇宙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纷乱的人世中为人找到一个生命自由、精神逍遥的场所。在追名逐利的时代喧嚣中，“父亲”这一与悟道、通道相统一的生命理念与精神探求的向度，显然是高蹈的。
“父亲”内在精神的高蹈，并不能总是如其所愿。生命的自由与精神的逍遥，需要主体凭借“心斋”、“坐忘”的悟道法门化解主观与客观、自我与非我的矛盾，抛却人间情缘，超越世俗社会，达到无功、无名乃至无己的“至乐”状态。而实际情形却是，在做出最后的“弃世”选择之前，“父亲”无法断然割舍与生命之他者的现实关联和人间真情的羁绊，这使“父亲”陷入无以开解的焦虑与癫狂之中，做出许多在“我”和“母亲”看来不可理喻的反常之举。
“父亲”首先无法割舍的是乡土恋情。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眷恋。这种眷恋甚至在吃、穿这样的日常生活细节上，也有近乎顽固的显露。譬如，“六味地黄丸”这一细节就在颇有戏谑性的趣味中表现出“父亲”对故土挥之不去的记忆与爱。老家带来的咸萝卜即所谓“六味地黄丸”，在“我”和“母亲”眼里是味道怪异难以下咽的近乎垃圾的东西，“父亲”却视若至宝，不仅自己吃得决绝而夸张，而且强人所难地逼着妻儿同吃。并非咸萝卜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仅因为是故乡的，它就同“父亲”的生命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关联，一种无法忘却的情感记忆，老家记挂“父亲”与“父亲”守望心灵中的故土，都以它作为凭借。刻骨铭心的眷恋使“ 父亲”孕生出巨大的责任感，这主要表现在常年将自己的全部工资用在对老家人的接济上，“父亲”不仅负责了老家一家八口的口粮，供四个侄子上学，而且给村里所有的人都接济过钱，这使安贫乐道的“父亲”却也不无矛盾地把钱看得很重要。显然，如此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正是儒家所倡言的世俗伦理情怀，而非道家的高蹈与超迈。
“父亲”无法断然割舍的还有亲子之爱。“父亲”对“我”的爱也极为复杂，“父亲”生命观念的变化与内在精神探求的紧张，也都在对“我”的爱的方式上显露出来。“父亲”眷恋故土，似乎也想把这种感情移植到“我”身上来，逼“我”吃老家带来的咸萝卜，大有叫“我”不忘本的意思。在“我”读书求学的事情上，“父亲”的态度也前后不一，先是把他所推崇的道家的那套顺其自然、不求功名的思想观念用在对“我”的教育上，“从不问我的考试成绩，对时下家长比较关心的考了班里第几名的问题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不仅如此，而且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毫不在意。“父亲”后来似乎不再把他所持有的道家的生命观念用在对“我”所应走的人生道路的抉择上，转而支持“我”参加高考，像常人那样去博取功名。为此，“父亲”竟也亲理家务，也时不时用默默无声的注视给“我”以温暖和力量。在精神探求的紧张与无以开解的焦虑中，“父亲”的亲子之情最后依旧让位于对生命自由与精神逍遥的追求，这就有了送“我”上大学之后离家出走的大结局。这一结局总令人记起《红楼梦》中贾宝玉金榜题名后离家出走的故事，只不过在这篇小说中，由贾宝玉一人完成的故事分摊在“我”与“父亲”两个人身上。简言之，在亲子之情上，“父亲”虽然也表现出了全部的复杂，但不论怎么复杂，在其做出“弃世”的最终选择之前，“父亲”对“我”的爱，是其难以割舍的世俗伦理情怀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由此言之，在“父亲”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念中，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对生命真意的执意追问和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对人间真情的珍重与眷恋，显然是其基本构架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有时是可以互补的，但在更多的时候充满了无法弥合的抵牾。生命本质的两面即“独立”与“间性”，被儒道两家分别予以注意和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生命是命定的独立体，追求或维护其存在的独立性和由此而来的自由，是生命自然本性的要求，道家的生命哲学发现或曰顺应了这一要求。但不能忽略的是，生命要在与生命的联系中，要在相互映照中，要在相互陪伴中实现自己，找到自己，确认自己，这就是“生命间性”，儒家所倡言的世俗人间伦理情怀充分注意到了生命的这一特性。生命的绝对自由的获得，不论是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还是在内在精神的超越中，都必得斩断与生命之间的关联，斩断与社会的种种联系，亦即消除“间性”，不受羁绊，但同时也因此无以映照和确证自己，也就不能不堕入孤独与沉寂之中。反之，充分关注“生命间性”，确也能建构起整饬的世俗伦理秩序，让人际间充满生命所需要的温情，但过分强调“间性”，也会漠视甚至扼杀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温情也会变成虚伪。儒道两家的先哲们未能弥合的生命本质两面的抵牾，“父亲”同样未能解开这一抵牾与纠结，这迫使人格特异的“父亲”做出决绝的选择。“灵龟扫尾，扫其行迹，行迹虽扫，又落扫迹。”这样的“劳动配乐”，不仅是对老庄生命哲学所隐含的内在矛盾与焦虑的形象诠释，而且也流露出了“父亲”要做出决绝选择的心态。当“父亲”把生命自由与精神逍遥当作最高追求的时候，“弃世”亦即离家出走，就成了必然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价“父亲”的生命观念、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作为作者的代言人，叙述者“我”的理解和评价，是应该受到注意的。小说中，“我”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是故事的参与者，一是故事的叙述者，两个“我”对“父亲”的理解和评价并不一致。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亦即上大学前的“我”，更多地站在“母亲”的角度，在对“父亲”显露人间真情的常态表现予以肯定的同时，将“父亲”的“心斋”、“坐忘”和“弃世”等行为视为怪异和乖张，对之加以否定。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亦即上大学后讲述“父亲”故事时的“我”，对“父亲”的高蹈与超迈，则更多同情和理解。譬如，当故事的参与者“我”对“父亲”反复追问“你知道你在做……吗？”这一问题感到不耐烦甚至反感的时候，故事的叙述者“我”却对“父亲”的追问表示赞同，“发现父亲问得还是有点道理”，并在“父亲”的启示下，注意到人们只在意生命的外在行为而忽略这些行为之于生命的意义，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在高度物化的时代，当人们日益喧闹着追名逐利而对生命的异化浑然不觉的时候，当人们忘却如此作为之于生命的本来意义的时候，“我”有这样的认识并有意强调这一认识，显然是极有意义的，这可以理解为是在温婉的时代批判上的终极关怀。或许，这正是作者之所以要不合时宜地讲述“父亲”水上行出走故事的深远用心。
毫无疑问，两个“我”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作者面临的矛盾。同作者其它的小说作品相较，《水随天去》显露出了作者试图超越自己进行新的精神探索及其相应的艺术探索的意向。问题是，当作者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放逐了自己的“父亲”之后，何以才能弥合生命真意与人间真情之间的抵牾，其最佳途径在哪里？这是作者没有最终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生命的清醒者应当继续追问而不可能有唯一答案的问题。单是提醒在尘世中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要忘却这一永恒话题，《水随天去》就有行世的意义。
作者：李兴阳（1962——），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西部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