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
北京师范大学2002级人文实验班 杨晓帆
《铁屋中的呐喊》原序：“我之所以写这一本书，是因为从鲁迅四十年间大量著译所提供的证据，使我深信，尽管他自己非常谦虚并自我节制，他的有些东西却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阐释。”
面对图书馆密密匝匝的鲁迅专柜，几倍于先生著作的形形色色不同门类的批评研究，我习惯性的斜睨那些靠先生吃饭的“书脊”，然后愤愤的抽出先生自己的作品。我固执的认为，蜂拥作一锅粥的“批评研究”里，大家竟忘了加“米”，或者把鲁迅神化成革命英雄，或者就说他是个孤僻病态的人。我只是想安静的阅读他的小说或者诗文。老实说，最初拿起《铁屋中的呐喊》，即因为它是不得不完成的作业，还因为它很薄；我鼓足勇气，不知道自己幻游的阅读是否又成为那群青蝇后漫无目的的又一只小虫。整天屯在图书馆里，宁静的有些窒息，倒有些感动于李欧梵的真诚了，因为他正是从先生的文本入手去探索他的心灵。于是重新阅读鲁迅的作品，跟随李欧梵的重新阐释。
《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rse）李欧梵将鲁迅称为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着重从心理角度和艺术方面阐释鲁迅和他的创作：
一、从鲁迅童年的家庭和教育及其早期的文学观形成，开始阐述作家成长的心智历程，以“公”和“私”表达他复杂思想内在的矛盾，特别强调当时研究中被忽视的后者，即他悲观的黑暗面。这种心理上的探寻，试图将其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暗含文本与作者的系联，特别体现在他惯用的隐喻中；
二、从艺术方面强调作家的独创与伟大，主要将鲁迅的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传统背景中审视，强调作品的现代性；思考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生成的中间之地的阵痛，而这又恰恰是他所承担的内心痛苦的由来。
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或许将是最易引起争议的一部分”，这给予了他研究中核心的自我意识，但是出于我个人的私心，竟不愿意去读，理解“战士”的鲁迅需要更多的冷静吧。
关于阅读
一 旧事重提
《野草》编定后，鲁迅将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改为《朝花夕拾》。这是我年少时唯一可看懂的先生的书。最喜欢的是《阿长和山海经》，总在脑海里描一个长妈妈在铺上摆大字时的样子，满是童趣。李欧梵从鲁迅的家庭和教育涉足，幼年关注言情谈故刺时志怪的传统小说，从注重实物到注重人学、文学和艺术，他专注科学，渐渐将文化和道德的重要性置于科学之上，而不是走向科学的实用观点。强调“幻灯片事件”最终触发了他明白病根不在中国人的身体。这些早年生活的描述实际暗含了李欧梵研究的思路，从传统入手，并运用心理上的分析。他引用了艾力克逊的“早期的意识发展”，在鲁迅关于父亲的文字中发现“父亲的病和死一定向青年鲁迅的头脑里带来他儿时世界的全部黑暗力量，从而促进了他的心理转机。”于是，关于鲁迅最终选择了文学救国的路，就不再是单纯的被夸大的革命情愫或者爱国热情，李欧梵总结：“正是这种本质的对文学的文化—精神观点，加上潜在的心理因素，成为鲁迅思想的主导并激发了他的文学活动。”在文学中开始寻找疗治自己民族“精神上的病”的诊断。
我觉得第一章为后面的讨论作了一个背景说明，它毕竟不是一本传记，也不是一本心理分析学派的解构文本，但我以为这里恰恰体现了最具作者特色的关于“心灵探寻”的研究情愫。
二 传统文化情结
“诗人正陷于一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无人之境’，并徒然的寻找着意义。”第二章传统和抗传统中，李欧梵给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很高的评价，并且驳斥了认为鲁迅那段钞古碑的经历是完全的类动物的蛰伏和装死这种论调，他认为那段传统学者典型的考据研究行为有积极的意义。“他实际上是抓住了这段精神压抑的时间，从不断积累的文化资源中建立某种可资参考的框架，在其中寄托他生存的意义。”关于鲁迅对小说的研究，李欧梵总结了两点：首先，鲁迅给神话与传说极重要的地位；李欧梵引入了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厨川白村的思想，强调了鲁迅对虚构性的迷恋；其次，他总结了鲁迅迥异于传统考证研究的关于文学如何写史的观念：弄清文字和版本；对一些名著版本渊源的研究；确定每一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缺点；最后找出作品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并且强调后两方面为鲁迅研究首创，他把小说放到整个时代的价值观、社会风貌中去考察，并且纵向的评价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仅仅局限于小说的风格和体裁了。这是《中国小说史略》最具独创的、颇为大气的地方。
李欧梵师承夏济安。1957年，夏济安发表《旧文化与新小说》，严肃批判了五四以来新小说家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化态度。五四的作家们从传统孕育中走出来扛起“抗传统”“新文学”的大旗，新旧文化冲突导致的内在矛盾和精神苦闷被解志熙称为“文化情结”。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节片论》中，他通过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文学作品强调了那种“旧文化情结”的艺术再现，“积淀在现代中国人生活经验中的文化情节及其在新小说家笔下情不自禁的表露。”[i]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对鲁迅激进反传统的革新战士般形象的误读。“他对当时争论的问题所采取的极端态度，和他的积极鼓吹进步、科学等开明风气，都是众所周知的，但这并不构成他的整个人格，也不能代表他的天才；除非我们把他对他所厌恨的事物之好奇，和一份秘密的渴望与爱慕之情也算进去。”[ii] 呐喊之声对于过分强势的传统桎梏，或许无奈的要更激烈和专注，这暗含了对文化—社会改革策略的考虑。而正如李欧梵将公和私分开后，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不可割舍的“怀旧”。这或许并不准确，但我们不能忘记《风筝》里那个哥哥的形象，他秉持着传统的道德情操，他以己之力支撑着家庭，妄图和兄弟、家人不分彼此，共享天伦，而苦心经营的回报却是猜忌和彻底的裂痕。“对新文化他既热情向往又不无犹疑，对旧文化他极为厌憎又不无留恋。”
“故乡的主题”一直暗存于他的创作，回忆性文字《朝花夕拾》，散文化的小说《故乡》，甚至后来《在酒楼上》所体现的主题；那些反复出现的场景，S镇、鲁镇、咸亨酒店；“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旧事重提，时时肩负着黑暗闸门，沉痛也不间隙的流露出童趣，你不无怜悯的想起他也是个凡人，一个会为小海婴送一盆翠松的慈爱的父亲。从吕纬甫的独白，李欧梵提到了“追溯抒情”的技巧，“在小说中回溯自己过去足迹的过程也是自己发现一系列道德教训的过程。”他认为是鲁迅有意安排于其艺术中的一种“局限”，“在这家乡的世界里寄寓更深广的意义，在他早年的见闻中找出象征”。套用解志熙的话，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阅读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可以用他的“中间物”意识来概括李欧梵提出的“传统和抗传统”的思路。关于自身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对立，汪晖的表述是“他们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作为从传统文化模式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留恋。”[iii] 这种中间物的意识恰恰反映了鲁迅强烈的自省，这种被投入到必然的又无可选择的历史中的绝望，使那种反抗多了某种孤独和沉痛。
李欧梵始终没有放弃从传统去理解鲁迅，这被忽视的泥土提供了更原质、接近人性的养分。当强调“现代小说之父”时，我们偏重于去从西方寻找相衬的现代性手法，而恰恰是脱胎于传统的新的尝试性的先锋试验，更体现了其现代性。李欧梵说：“着重通过中国传统的根子来寻找鲁迅的现代性。”
三 小说现代化技巧
李欧梵在叙述《狂人日记》的发表时强调了鲁迅当时的年龄，三十七岁，心理和感情上的成年，与那种过激或者颓废的个人色彩相比，作品中始终有忧愤深广和沉郁宏达的格调，小说结构上更为严密和冷静。循着传统的思路，李欧梵强调鲁迅的短篇小说这种压缩的形式受到唐代及其以前的文言传奇、志怪等传统文体的影响；另外还有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富于想象。这种自由和简练的结合，不只是白话文这一工具的使用，更多强调的是从重文的形式到主观性创作的独具风格的叙事试验。这种实验是刻意违逆传统形式的，因而似乎带有一种先锋性。
以《狂人日记》为例，“日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根源在明代的游记和历代笔记中都可以找到。鲁迅却用一种极端的主观性更新了这种形式，这是前所未有的。”序告诉我们狂人的“狂”与众不同，后来治愈；既然有了“治”，那就肯定了他的荒谬。他成了吃人的人，自捧了日记，嘲笑当初自己的病症，欢呼恢复了健康。日记最后那声撕心的“救救孩子”反而不再能给人希望。正如李欧梵指出的，小说真正的结尾是文首的序，这正是鲁迅的高明之处。
文本套文本的双重结构，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作者直接介入叙事，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议论和评说；而另一方面恰恰是一种策略性的退出。这种虚构的反讽“作者既不对叙事进行直接的干预，也并非退出作品，客观的交待事件的发展。”[iv] 格非在其《小说叙事研究》中说：“实际上，作家在使用反讽这种方式时是以另一个读者作为被欺骗人来加以考虑的，也就是说，叙事者是真正被嘲讽的对象。”我想这段论述正和乎李欧梵所述的一种“聪明的设计产生的虚构的效果”。[v]
李欧梵简略的按试验技巧对鲁迅的小说做了艺术分类，如人物描写、简短复述等。虽然只是简单的划分，但我觉得这里所用的词汇，反映着一个国外学者在研究时采用的较为新锐的理解，组合了电影、美术等多种元素。格非认为“任何一种风格和结构一旦成熟，同时也就意味着这种风格和形式丧失了活力。对于作者来说，他构成了某种思维的定势和情性，而对于读者来说，它实际上削弱了参与作者创作的热情。”[vi] 李欧梵反复证明的就是鲁迅创作的这种多种尝试产生的强烈的生命力。
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如叶圣陶的“为人生”，总觉得实用性很强，时时点题似的评价和说教；或者感怀于郁达夫的主观性浓郁的自叙传小说，同时感到的是结构上的松散和刻意安排。而鲁迅的叙述显得很自然。李欧梵概括了他的小说的基本结构原则：一、人物刻画和叙述方式的结合；二、中心人物和叙述者的结合。他着重人而不是场景，独幕剧似的《在酒楼上》吕纬甫和“我”仿佛都是鲁迅自身的投影。于是，李欧梵回到了他研究的起点，“从寓意方面的研究来寻求组成他的精神结构的类型学。”“研究在鲁迅小说中常出现的那些由某些隐喻或抽象主题所组成的关系的结构。”
严家炎先生注意到鲁迅小说中的混响和多种复合矛盾的态度，提出由于他象征主义、写实主义、表现主义等创作方法的运用，叙事角度的自由变化等技巧上的原因，鲁迅的小说成为复调小说。亢奋的控诉、反抗，冷静的自省，不惜用曲笔造成的迂回，李欧梵更多从造成这些文字矛盾的心理去分析，并没有太注意形式对这种矛盾表达的影响。从复调小说这一形式反观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理解和形而上的把握，也不失为一种思路。
四 独异个人和庸众
李欧梵在这一章节是极为诚恳的，做了很细致的对鲁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但是，就我的阅读看来，这一部分并没有他自己研究的特色，可以说更多了感性的关照而少了理性的分析。独异个人vs庸众；庸众中的一员vs嗜血的看客；这正如铁屋子的隐喻，独异个人被唤醒，肩负着毁灭铁屋的希望。鲁迅曾经用吃醉虾来做比喻，“醉”，半活的状态，无力逃脱被吃的命运，又清醒的看着自己成为美味。吃的过程纯粹是吃客所贪恋的恶癖，如看客看剥羊一样，以别人的痛苦来宣泄自己的奴性。“这在历史上被奴役被迫害的中国群众，也是非常善于奴役和迫害自己的同类的。”
在第十章结束语中，李欧梵提到了鲁迅“直面中国社会现实并揭示他可怕的真相以求疗救的态度”，他毫不畏惧的解剖着自己和社会，他挑剔的不给独异个人一个希望，更加不掩饰看客的残酷，这些让他笔下的人物多了一种狰狞，这种恐惧强压到读者身上。
关于人物形象，我认为“典型”也是一个讨论的要素，这里不做展开。
下面，我迫不及待的想马上进入我最喜欢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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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野草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vii]
我和室友屯坐在日光灯刺目的上铺，如临刑般等待熄灯刹那。一片漆黑前，我捧着薄薄的《野草》大声朗读。先生教导我们要直面人生，我始终迂回着步法寻找那份勇气。
第五章 《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李欧梵从形式试验和心理剖析两个角度分析，延续着整本书心理印证的探求，窥探着那份柔光与晦暗之间的角落：
李欧梵分析的起点是形式，“能包容他哲学沉思的适当形式”。他认为这种散文诗受弗洛伊德学说、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以及尼采哲学的影响，是一种“个人杂感的诗意的变体。”“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人在潜意识渴求下对具象进行了随意的扭曲，使它具备了别的含义，被压抑的心灵的创伤蒙盖了双眼，使双瞳透过这薄雾般的主观情绪看到不真实的幻境。李欧梵概括了形式上的三个特点：创造诗的意象；结合现代小说的手法；文言词组和句法的插入。在“召唤的”、“意象的”、“隐喻的”三个层次上，它又返回到与传统的比较：中国古诗情景交融，兴寄手法达到了自然和诗人的情感交流，这种天人合一延续了人和物在同一地位上的传统观感；而《野草》已经主观扭曲了具象，寓言性，结构型的重新改造。自然景象和现实的错位，作者游弋在梦境中，于是产生了大量的隐喻。李欧梵最后用“精英的读本”给了《野草》一个至上的地位，长足的阅读的生命力即在于它形式上提供的破译的欲望。
在心理分析的角度，李欧梵结合具体的篇目表达鲁迅死亡的主题以及在希望于绝望、处于两极的更多对立意象之间的“无地”。他引用了1925.5.30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白，使颓废悲观色彩的《野草》具备更多的复杂性。内倾的作品源于他心中极黑暗阴惨的一面；而外倾的部分表达了独异个人也无法摆脱的与社会的牵绊。《淡淡的血痕中》、《狗的驳诘》那几篇“记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的文字，确实有类似呐喊的批判。
这两个主义的同体是《复仇》：于是我们看到了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决，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的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
“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viii]
关于这套“复仇”逻辑的终点，李欧梵说：“孤独者总要为那迫害他的庸众而死”。如此壮烈和惨痛，于是想起先生的话：“梦醒了，却无路可走。”
再次提到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编第二节“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题目极类似。汪晖的分析从死亡开始，海德格尔“自身被抛入世界”，不知道从哪里来，到何处，是谁，过客的彷徨表达这存在的荒诞。而死火的壮烈，雪生命终结时的流动婉转，反而证实了生命曾经的存活。“对于绝望的反抗或许并不是对希望的肯定。在人的生命流动中消解绝望和希望的绝对性。”从对死的认知，到自我反省，把对世界的否定同时指向了自己，“决心自食，欲知本味”，这恰巧是一种用自己充当“牺牲”，以决无的生命去赌注和反抗。
影选择了沉没于黑暗，死火选择了烧完，两极之间真正的境遇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汪晖最妙的论断是认为它彻底超越了“绝望——希望”二分法的现代作家中永恒不变的模式。这种模式，或者为希望而奋斗，或者为绝望而沉沦，或者在模糊中给晦暗加上一点光明的尾巴。鲁迅则是“以绝望与虚无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的坚守着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ix]
汪晖的研究比李欧梵多的正是这样一种横向的比较。
残雪记：“在一个真正的新文学尚未产生，同辈们都还沉浸在表面化的浪漫情绪之中的时代，鲁迅先生却凭着艺术家的直觉感到了自己心中有鬼。又由于容不得半点虚假的天性，由于心中的魔鬼的召唤，他开始了这场混合着阴惨与壮美的灵魂之旅，决心在自戕的搏斗中展露原始的风景——人类真理故乡的风景。”[x]
六 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xi]
这在我当时的语文课本上是背诵的一段,似乎看到先生高举了革命火炬抚平那些失望和苦恼的创伤,给他们一支前途光明的兴奋剂。可是现在，我开始怀疑当初误认为的坚定的希望，连李欧梵都模模糊糊的说“只能解释为某种责任感的内心的呼唤”。
面对歧路他不哭也不返，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面对穷途，则跨过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姑且”二字，总觉得含有太多的无奈。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呢？坟？或者开满野百合野蔷薇。过客不要回转，于是他说：“是的，我只得走了。”夜色在他的身后，他踉跄的闯入野地。
周作人《歧路》：“而我不能决定向哪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极慕平淡自然之地的他是犹疑的寻路的人，那“路”有来出和去向，这“走”更多在他个人，独自选择一个去的方向。可是鲁迅不同，更近乎于早已明晰了路尽头的风景，反而更义无反顾的坦然的去选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于是我喜欢《孤独者》，魏连殳死了，“隐约象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再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xii] 我一直压抑着心去体味那种痛苦，我反复揣测这文章的结尾“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的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我再无法愉悦的确认那种轻松或坦然。
李欧梵分析“路”的隐喻时，提及了“路”的古义，说到了屈原、王国维。在鲁迅的小说里，还有一个路的隐喻。涓生和子君炽烈的爱情，勇敢的对新生活的追求，那条路上终究只剩下了一个孤独者，于是我惶恐的担心他去选择魏连殳自摧的复仇。
“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的像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我要想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的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的 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xiii]
对鲁迅自己来说，他笔下人物的内心矛盾或许正是他自己的声音；但是他那样不辞的肩扛黑暗的闸门，要让年青人过去，李欧梵说这种政治承担扎根于一种“道德感情”，“和那种盲目的、宗教似的信仰有本质的区别。”为说明这个问题，李欧梵用了书的后半部分去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有关鲁迅的杂文，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读不下去，当时那些睿智犀利的文字，针锋相对的辩论，我也仅只能想象那一个“诸葛亮舌战群雄”的场景。好些人说他病态、偏激或者尖刻、粗暴，玩味他对于政治和革命所持的态度。李欧梵在这一章的分析还是局限在形式，无论怎样评价，确实不能将杂文和那个特殊的时期分离。这些观点持续到了后半本书。受魏晋名士的影响，鲁迅追求那种自由放任的个性主义，一种执拗的热情。
然而，即使是在那段左倾的时期，如李欧梵所说“他选择的是文字而不是行动，并不喜欢那种必然与任何一种革命行动伴随而来的流血和骚动。”
最后，鉴于我阅读的懒惰与好奇，我曾迫不及待的先看了第十章结语部分和附录。关于结语，感动于那种个人阅读鲁迅的尊敬和诚意，我以为恰恰在这很短的篇幅里，李欧梵细微的将他整个的分析思路纲要式的走了一遍；而附录：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这段分析我以为最具时代特色的，因为融入了文化理论批评的思路，不再局限于文本语言或者人物典型的分析，而很有活力的联系了艺术，思想等更广的领域。这篇论文很能激发阅读的思考。
其他
钱理群《心灵的探索》，从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性格、情感等方面研究。望着书架上的其他研究，越来越多的感受，人们的阅读想要还原鲁迅为一个“人”，而不再是“民族英雄”式的铜像。连王朔狂轰乱炸后都说：“我倒希望他不是这样石刻像般的战士，宁愿说得 黑暗点，真实点，然而哀叹‘他还是很热情的’，这才是绝望的反抗。”[xiv] 对一个大师，有所敬畏，我以为去思考如何超越他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或许更应考虑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包括一个作家的气质。
再次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发现阅读的微妙的变化，在想自己是不是果然长大了，可以去理解先生的沉重。有一刻觉得他象个诗人，那种放肆喷勃的感情，可又觉得过分简单化了。心的自然非理性的流露和智的理性的有意为之，这之间的融合和矛盾一直是我思索的问题。在网上看到了王晓明的《鲁迅传》，“已经被黑暗逼入了死角，还不思逃避，心心念念要将这黑暗刻画出来，倘是一个崇尚天国的诗人，一定会摇头叹气：这人实在不可救药。”[xv]李长之却说“正因为他病态，所以他才比普通人感到的锐利，爆发的也才浓烈，于是给通常人在实生活里以一种警醒，鼓舞、推动和鞭策，这是一般的诗人的真价值，而鲁迅正是的。”[xvi]于是我想，诗人的气质或许也不是单纯的天国般的恬淡，诗意之外兴许也有血腥的锐感，透露着生命灵动的脉搏。那么，对自己，我不再把先生看作战士或伟大的思想家，我想，他是一个诗人。每个人的阅读后，沉静下来，希冀着先生半个多世纪后的地下的平静。
结语
缘起《铁屋中的呐喊》，在又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重新读先生的作品。习惯称呼鲁迅“先生”，或许是因为亲切。看李欧梵的阐述时，也看了一些别的研究者的论述，加上自己的胡思乱想，也就写下了这篇笔记。断断续续的，妄图走进鲁迅的小说，更甚是他的心灵。从书堆里抬起头，觉得沉默好久，不知不觉的发现周围张灯结彩，吹罗打鼓进行着又一年盘点。换个身份、换个时间，对鲁迅的读解都会不同，只是每个人从中间找到了切合自己的思想，从众多的鲁迅中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鲁迅。
“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xvii]
阳光刺目下，无所畏惧的走下去；阅读没有结束……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