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张教授说中国文化“反智”，令我深感疑惑。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弊端根本不是“反智”而是过于“主智”了。

查诸历史，中国的一个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撑的。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而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过于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使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的利益和意见的渠道，到了近代也是如此。由于士大夫掌握了权力，他们抵制的“奇技淫巧”，自然不会有太多市场。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遭遇的窘境，恰恰是中国的“主智”传统造成的，而不是反智。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在西方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一些“反智主义者”的目标，就是取消对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特权，使普通人和知识分子在相对平等的架构中参与博弈。相比外国，中国的“反智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缺乏两者间正常的博弈。

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把知识看作是价值的源泉，并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占据道德高地。比如在《韩非子·和氏》中，所谓“法术之士”就被描述成屡次因为要奉献璞玉而被砍掉双脚的忠贞之士。而“群臣士民”则全都嫉恨这种忠贞之士，使之不敢发言。贤明的君主，则应该摆脱“群臣士民”的影响，任用法术之士，珍惜他们所奉献的璞玉。这一故事，也成了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统治者要在少数有能力的人的帮助下，建立对大多数“群臣士民”的操纵。

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以儒家为标榜，骨子里还是这种法家情怀，觉得自己是掌握了最后真理、代表着社会良心、只求奉献和牺牲、毫无私利的人，应该超越“群臣士民”，成为“圣人”来指导社会。即使到了“五四”的时代，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跳不出这样的思想框架。比如鲁迅，竟因为在日本的幻灯片中看到了精神麻木的国人，于是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开始认定这样的人的肉体不值得救治。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中老百姓可以让渡的“智力”权力，即被狭窄、具体地界定的医生治病救人的职责，他是不要的。他要的是在民主社会中不可让渡的权利：即决定什么样的生命值得拯救，什么不值得。我相信，每一个走进医院的病人，当知道医生要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进行一番道德判断再决定是否救治时，都会感到毛骨耸然。当然，鲁迅先生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但他的文章中却透露出了这种思想。

张教授文章中提到了“康德”和“荷兰农民”，在中国，康德会被“大学士”打成“奇技淫巧”来批判。荷兰农民在中国绝对不会这么幸运，因为在中国，农民是受到歧视的，就在近代某些启蒙者的笔下，中国农民也是“精神麻木”的，是被教育的对象。农民巧干，就像民科有了新发明一样。在中国的传统中，农民往往指望读书人为他们说话，时间一长，奴性养成，创造力自然也就消失了。

写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一个“主智”的社会，慢慢就会演变成“反智”，这两者的概念和身份都不是绝对的。传统中国一直奉行精英治国的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统精英被西方近代精英打的落花流水。中国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为什么那么难？就是因为传统精英们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和利益，给改革带来了困难，而这一困难恰恰是中国的“主智”传统造成的。而批判“反智”这套老戏码在现代中国还在不断上演，变化的仅仅是戏剧中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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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中国文化，很少有国人不激动和自豪的。激动和自豪的地方就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古文化，只有中国文化这个独苗一直没有间断，从古代延续要现在。可是，很少有国人意识到中国文化具有低智和反智特征。就反智这个特征而言，笔者只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武际可老师和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经批判过中国文化的反智特征。

武际可老师在其著作《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一书中，批判中国文化具有反智特征如下：^[1]

“封建专制制的第三个恶果，在专制的统治下，从理论认知上形成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由于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附于统治者，走向上爬‘学而优则仕’的路；另一类是远离统治者，走逍遥出世的隐士道路。这两种道理的知识分子，各自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为走前一条路的理论基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达则先达人’，‘忠、恕’，“仁、义”等一系列说教都是为这条道路服务的。”

“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在批判商朝的皇帝纣时说他‘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注解说：‘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中国传统上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就是从这里来的。实际上，在专制统治下，是有一批人想靠进献发明以图皇帝嘉许达到做官的目的。古代有许多发明，在没有市场经济的需求下，只能作为宫廷游乐之用。例如与力学相关的发明，被中香炉、孔明灯、轮船、爆竹、火箭、焰火、风筝、竹蜻蜓、编钟都是这样的。上述儒家著作的观点，认为靠这种发明以求晋升的路子是一条不足取的道路，不是仕途正道。仕途正道是读经应试。”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为隐士道路服务的。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

“他们主张无为到了什么程度呢，在《庄子.外编.天地》中有一段：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掬掬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掣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以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

“这段话深刻反映了道家对于技术革新的无为态度。为了要保持“道”的“纯白”，连任何先进的工具都羞于使用。更不用说去勤奋地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了。”

“在周朝的著作《易经》中有一句话：‘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孔颖达注解说：‘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之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为天下之利，惟圣人能然。’中国从古就有很强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人类活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认识与发现自然规律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也就是说，你要是作一件什么事，他就要问‘有什么用’。如果你回答不出有什么用，就被认为是‘无的放矢’，这被认为是反对科学研究的最有力的武器。何况这里的‘应用’经常被解释为爵位的晋升、财源的开发等等。 ”

王小波在其著作《沉默的大多数》有一篇“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文章，作者被荷兰人较早年代运用科学与技术解决的排涝问题所震撼，对比作者作为知青下放的中国农村，中国人在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只会苦干，很少能够巧干。作者在文章中说道：“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在同一本著作中，王小波的另外一篇文章“人性的逆转”，也较深刻地揭露了中国文化的反智和反人性特征。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武际可老师是根据儒道两家的经典著作和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反智性。王小波是采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游学欧洲的见闻和自己当年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的实际生活体验进行对比，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反智特征。其实，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肯定沉淀着通过生活经验获得的认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智慧的，这一点不分中外。不过，我们民族文化具有低智特征，鲜见有人提及。本博文除了介绍武际可老师和王小波两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智特征的论述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要论证中国文化具有低智特征。

什么是文化的低智特征的呢？这要从康德的认知论说起。关于人类的认知过程，康德有几点著名的论断：“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2]，“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再从感觉上升到概念，最后形成思想”（Thus all human cognition begins with intuitions, proceeds from thence to conceptions,and ends with ideas.）^[3]。文化的低智特征就是对于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认知，仅仅在经验圈子里面打转，没有能够实现从经验抽象到概念，更没有实现把概念综合为一种思想。正因为低智文化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受低智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人，特别害怕和反感概念辨析。在我的老家乡下农村，乡亲们经常将一些喜欢辨析概念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的言行，斥为“究经”、“裹经”或“结根”（注：这些都是方言的发音，不一定是其拼写）。但是，乡里“究经”的人，毕竟没有受过现代数学和科学训练，顶多是采取互相矛盾和列举事实来“究经”。因为，“究经”的人，不能运用形式逻辑和科学实证来分析或者辩论问题，太多的时候，是用自己的错误见解替代对方的错误意见。因此，喜欢“究经”的人的言辞，常常被乡亲们视为“歪究”，意思是不讲道理。从康德的认知论来看，喜欢“究经”的国人，远比反感“究经”的国人更有智慧，或者更有可能得到挽救。因为，喜欢“究经”的人，虽然往往不会形式逻辑和科学实证，但是，至少有概念意识，而反感“究经”的国人，即使经验再丰富，仍然是没有概念意识，认知仍然是在经验这个圈子打转。可是，像“究经”这样有初步智慧的人，却不被乡亲们待见。反而遭到乡亲们嘲笑或者鄙视。我们乡里将这类人称为“不懂板”。看看，连基本概念辨析这点智慧都没有，怎么可能学习现代数学和科学的呢？连“究经”这点智慧苗头都不能容忍，整个文化不是低智或反智，还会是什么的呢？我们这种低智和反智文化，居然还敢做领袖全人类的“中国梦”。这样的低智和反智文化，我们没有被灭亡，已经是老天格外开恩。如果我们不能看清这点的话，老天不会有第二次“法外开恩”的。

太多的网友，见到我对中国元素（思维、语言及文化），如此猛烈批判，深表不满。有少数留言污言秽语或人身攻击，笔者深表遗憾。笔者要着重声明的是，本人没有接受任何外国资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迄今为止，还没有迈出国门一步，出于自救以及救救自家孩子的目的出发，将自己肤浅或者错误的认识，不怕丢丑和被抹黑地分享出来。一方面期待饱学之士能够伸出友爱之手，纠正本人的错误认知；另外一方面，更加期待本人曾经走过的错误之路，成为绝路，不要再被其他人士，特别是被孩子们所重复。其实，本人批判中国元素（思维、语言及文化）的内因，与那些批评中国PM2.5事情的国人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因为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并且还深爱着这个国家所致。就像那些认同环保理念的国人，对待祖国大好河山被污染不能坐以待毙一样，本人对于中国元素（思维、与及文化）妨碍我们民族的智性发展，同样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我本人就是受害者，我的孩子和中国其他的孩子仍然继续在受害。为了我们民族最终能够与欧美匹敌，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早日享受到鲁迅先生一直呐喊的“第三样时代”，也就是能够做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时代，本人豁出来做一个过河卒，鼓与呼！

最后，本人要特别对科学网上的教授们呼吁：中美大学老师的差异，始终决定中美之间的差异。如果中国大学教授不如美国大学教授，那么，习总见到奥巴马就要低头。中国大学老师如果不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地追求科学真理，还在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话，中国大学老师的水平将会被美国大学老师远远抛在身后，我们这些大学老师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的呢？

参考文献：

1、武际可著，《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p9

2、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8，p68

3、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1978英文版，p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