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客”到“共犯”——“火烧圆明园”事件146周年祭

周英杰

(转自:http://yingjiesixiang.blog.sohu.com/16072229.html)

　　我灾难深重的中国每至“国难”当头的时刻，总是会冒出一些认贼作父，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烂人”来，这是被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所证明了的铁的事实。而这样的一些“烂人”，就是通常被千夫所指的“汉奸”是也。
　　考诸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在外敌入侵的当口，类似于“汉奸”这样的“俄奸”、“法奸”、“德奸”等名头，自然也不是没有。但是应当说，与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比照起来，这些国家出此败类的数量和危害的程度，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个“小巫见大巫”的水平。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刻的民族性方面的因素？看来，只能交给有关的专家学者去做出科学的结论了。
　　国难当头，同时也是“汉奸症”的多发时节，这定律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我国国耻之一的“火烧圆明园”事件中，自然也不例外。现在，当我们再次回首这一段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的时候，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英、法联军在整个劫掠、焚烧圆明园的事件当中，固然处于“主犯”的位置，罪不容逭。但是，那些引导、纵容侵略者，和侵略者沆瀣一气，大行劫掠，甚至公然帮助侵略者纵火的部分中国人，则显而易见是“从犯”和“教唆犯”。这些民族败类的可耻的行径，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
　　实际上，在整个“火烧圆明园”事件当中，部分中国人所起的恶劣作用，连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也是十分清楚的。就在“火烧圆明园”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正在热河逃难的咸丰皇帝就在其发布的一道“上谕”中明白地指出：“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
　　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中的《龚自珍之死》一节中认为：皇帝诏谕里出现的“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云云。李国文先生就此将棒子全打在了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的身上，认为咸丰皇帝是其实在指责龚自珍生了这么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其实，这是李国文先生对于“火烧圆明园”的这段历史还不是太了解。假若他能接触到更多的有关“火烧圆明园”事件的史料，他就会知道唆使、参与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中国人，绝对不只是像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这样的少数人，更有世代居住在圆明园周围相当一部分的普通群众。
　　关于龚自珍的汉奸儿子龚半伦在整个“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作用，相关史料的记载十分完备。这里转引李国文先生大作中的引文以为说明。
　　根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的记载：“定盦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
　　而《圆明园残毁考》中则说得更严重：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自珍子，为好大言，放荡不羁，窘于京师，辗转上海，为英领事记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响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趣圆明园。”
　　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的罪恶行径是否真的因为龚半伦一人的主意而得以实施，其中或许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实际上，以英法两国军队对于中国情况的熟悉和侦察情报的能力，他们对于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是不会一点也不知道内情的。但是，说这个当了侵略军“参谋官”和“翻译官”的龚家少爷，在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一点好的作用没起，甚至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龚半伦或许是出于对英国主子的感恩戴德，或许是出于对清王朝的极度不满，或许是出于对自己怀才不遇、蹉跎半生的一种报复，才行此下策，引狼入室，导致了最终的惨烈结局。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的汉奸卖国的行为都是不能被后人所原谅的。他是名副其实的“汉奸”，这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
　　那么，在整个“火烧圆明园”的事件中，是不是只有龚半伦这样少数的中国人参与其间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晚清著名报人、政论家汪康年所著的《汪穰卿笔记》卷一中，有专门的一节叫做《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其中，引述辜鸿铭所发现的法文资料和以后的一些英文资料无不显示：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络绎不绝前来参与抢劫圆明园的华人。
　　法国军官如是说，当然有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护的成分。但是，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却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汪康年先生书中的记载，刚开始，联军进入圆明园抢掠，是在议好了分赃的方案之后，比较妥帖地进行的。其时，“园门有兵士持械鹄立以守护”，搬运物品的士兵和看守、维持秩序的士兵分工严密，可以说是很有秩序地、“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但是，由于两国士兵的成分过于复杂，有“非洲兵”、“印度兵”、“阿剌伯兵”与“在营服役之华人”等分野，逐渐使局面变得浮躁起来。这时，“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登，络绎越墙而入。”可以说，这些华人的到来，更是加重了本来就有些失控的局面，从而终于演化成了联军和部分中国民众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劫掠行动。
　　据汪康年先生书中的记载，参与到整个劫掠、焚毁圆明园事件的中国人，大抵有如下三种人：
　　一是在英法联军中“服役之华人”，也称为“华役”。由此看见，直接加入到当年的英法联军当中为虎作伥的“华役”，当不在少数。
　　另外一种则是对清朝统治者久怀恨意的“邻近乡民”。可笑的是，这些人“穿越宫墙，争相攫物”之余，竟然高唱起了“排满”的高调。
 来看法军军官的记载：“华人摽掠未已，忽萌一念，号于众曰：‘光复吾汉室之旧，在此矣！’复有人告余（即叙事之法国军官——笔者注）曰：‘屏逐蒙古人（当为满人——笔者注），再不容其据我中原，享受我中华之利益也。”
　　公然把趁火打劫的恶劣行为与什么“民族大义”和“排满大业”联系起来，为自己的丑陋行为寻找理论上的借口。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氓”所能做得出来的，至少是读过些经书，了解些时事的读书人。这些人趁乱嚣集在圆明园，参与联军的抢劫行动，虽然打着的是堂而皇之的“反满”旗号，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满”实在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一个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对象。无形之中，他们没有变成“反满英雄”，倒是成了英法联军的“帮凶”和“走卒”，有意无意地成了整个抢劫行动中实实在在的“共犯”。
　　除了“华役”和口口声声喊着要“光复汉室之旧”的“民族英雄”之外，还有一些“下流华人，积惯为贼，亦乘间蜂起。”
　　连主使抢劫的“洋人”也把这部分人称呼为“下流华人”，可见这些人是些什么东西了。而且，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自英、法联军北塘登陆以来，就一直尾随在英、法联军的后面，希望能够从“兵火”中得到一丝好处。因此，相比起来，这些人平时就是些游手好闲的泼皮诬赖和鸡鸣狗盗之辈。他们此时而来，明明白白就是为了扩大事端，以便于趁火打劫，中饱私囊。
　　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以上的三种中国人身份各异，动机不一，但是，他们都趁着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跑到圆明园里来，准备从英法两军的手里“分一杯羹”了。
　　尤为令人气愤的是，当联军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可就在联军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的时候，正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一俟纵火命下，即可施其技（其技，即是趁火打劫的技术——笔者注）矣。”
　　为了更加便于抢劫，公然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火，这就是我中华的部分子民在国难前的表现！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并“偕各兵士入园，倏忽之顷恣意囊括，各厌所欲而出”。说白了也就是帮助纵火，并领联军入园抢掠。
　　如果说，英法两国的军队置国际公理于不顾，公然干出了为世界正义力量所一致指责的丑恶行径，实属罪恶滔天的话。那么，那些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地参与了整个劫掠、焚毁圆明园的中国人又该如何定位呢？难道仅仅是骂一两句“汉奸”那样的简单吗？
　　当年，鲁迅先生在论及中国的国民性时，曾经令他耿耿于怀的便是部分国民已然麻木的“看客”心理。然而，他竟没有发现，这些看起来麻木的“看客”们，并不是一直在“看”的，“看”仅仅是他们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的一个阶段而已。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是立刻会摇身一变，由“看客”变成“共犯”的。换言之，“看客”和“共犯”之间本来就没有明显的分野，两者本质上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而当“看客”不满足于“看”的层次，进而做了“共犯”之后，其为害的程度，较之于“看客”来，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一点也正是笔者在从新检阅“火烧圆明园”这一段民族耻辱史时最大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