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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王开林:中国改革者命运有多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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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林:中国改革者命运有多惨烈

历史随笔 古代变法难度大

(本文首发于《今晚报》2014-02-18)

古代变法难度大

中国古代的王国和王朝只要弄成了“百年老店”,占据官场要津的就必然是保守势力,把控国家命脉的就必然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求稳不图变,安故不谋新。倘若有人要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在经济上破冰除霜,就必得时地相宜,内因和外因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不可。谁要是轻举妄动,试图改变国人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维新变法,大幅削减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和财源,那么就很可能丢官丧命。革故鼎新,除残去秽,结怨之深,阻力之大,代价之高昂,后果之严重,洵属可想而知。官员怕的是火中取栗,讲的是浑水摸鱼,安常守故者多,锐意变革者少,谁要是自作主张,不按常理出牌,就会被当成异端,视为另类,旧规则的维护者将群起共讨之,甚至奋起共诛之。毫无疑问,维新变法是政治冰面上的高难度旋转动作,是“后外点冰四周跳”。在国家积贫积弱时,不变法则其亡也速;变法呢?动的可是“开颅”、“换肾”之类的高危手术,肯定会使某些人产生恐惧,带来百分之百的惊悚效果。有时,由于变法的触及面广,反对者夥,敌视者众,唯有决断力极强的铁腕改革家才敢冒着断头灭族的风险,毅然拿起手术刀,走向手术台。

“安于故俗,溺于旧闻”和“安其所习,毁所不见”是定式,“不破不立,不断不续”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变调,在改革家看来,倒逼式的维新变法属于特殊处置和非常举措,外部的强力推动固然必不可少,内在的迫切需求才是至关紧要的。改革家不可能独行其是,他必须与当朝君王的关系融洽无间,君王怀大志,改革家抱雄才,正如一个人手里抓着鞘,却没有刀,另一个人掌中握着刀,却没有鞘,二者型号相应,志趣相投,于是刀鞘合体。齐桓公与管仲、郑简公与子产、魏文侯与李悝、楚悼王与吴起、秦孝公与商鞅、汉景帝与晁错、宋神宗与王安石,莫不如此。这种君臣之间捆绑式的合作关系多半还算紧固牢实,问题就在于这种合作关系总是受到君王年寿的限制,君王不幸早死,变法者即顿失凭依,立刻裸露于狼群之中,只剩下死路一条,鲜有例外。吴起人死而法灭,是莫大的不幸;王安石人存而政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制定的新法被肢解被废除,是无限的悲哀;至于商鞅,他是改革家中罕有其匹的成功者,他的改革使秦国日益强大,却将自己送上了黄泉路,惨遭五马分尸的酷刑,死无葬身之地。

古代改革家的命运牢牢地攥在君王手中。君臣相得,则言听计从。君臣相失,则祸自天降。在历朝历代的帝王当中,昏君、庸君、暴君的概率高于97%,雄主、明主、贤主的概率低于3%。改革家的命运如何?还用细问吗?即使是汉景帝刘启那样开创过汉朝“文景之治”的明君,一旦吴王刘濞率领东南诸侯王打着“清君侧”的幌子联合叛乱,剑指首都长安,他明知其中藏有诡诈,仍将自己最欣赏最信任最倚重的“智囊”晁错当成一根废柴劈掉。汉景帝打的如意算盘是:虽无法用晁错的冤头弭解兵祸,却可以令叛军彻底理亏,再也找不到叛乱的借口。晁错提出削藩大计,为刘姓皇室的长治久安着想,到头来却被汉景帝当成猪仔卖掉,当作抹布扔掉,那种吊诡、荒诞和凄绝令人揪心,也令人寒心。

那些见于中国古代史的变法维新,短期见效的偶有,昙花一现的居多,具有长效机制的范例罕见,这是为何?因为变法难在得人得时,难在逆流而上,难在顺势而为。一种体制固化僵化之后,改革就不仅仅是破冰之旅,简直就如同外科医生给自己动手术,麻醉师是自己,主刀医师是自己,止血者和缝合者仍是自己,休想指望他人的帮衬和补救。这个难度,比探险家攀登珠穆朗玛峰极顶只高不低。


最后更新[20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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