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当时是一个美丽的名词，他们是时代的宠儿，为伟大领袖所注目，为党所重视，是革命的接班人，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同是知识青年，一个是“下乡”，一个是“回乡”，其待遇却有着霄壤之别。下乡知识青年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下乡来的，是城里人敲着锣鼓，放着鞭炮用汽车送他们到乡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则是自己背着两床破旧的被褥，带着腌菜坛子，米袋子独自回乡的，我们本来就是乡下人，即使伟大领袖不号召，也得回乡；我们的优势或者说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我们本来就长期接受着贫下中农的教育，无须接受再教育。他们来到乡下，村里的书记、大队干部，全大队的老老少少列队敲锣打鼓，放着鞭炮来迎接他们。而我们回家的时候，家里冷冷清清，父母亲皱着眉头，因为米缸里已经好多天没有粮食了，只能喝稀饭，吃野菜；只有邻居的小狗摇着头摆着尾，跟我套近乎，很热情似的。他们下乡的时候，国家拨付给他们一笔安居费，大队用这笔钱给他们修建了在当时来说还是不错的居所，而我们则只能长期和父母兄弟姐妹们挤在一座破旧的勉强能够遮风挡雨的房子里；如果要改造自己的居所，只能靠自己；生产队里干一天的活，能够挣一两毛钱，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活命就是一个奇迹，如果说你要修新房子，那就近乎梦呓了，谓予不信，著名作家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可以为证。他们下乡来的时候，衣着光鲜，款式时髦；而我们能够有衣服蔽体就不错了，遑论着装的样式和质地？他们下乡来，给苍凉的乡村增添了青春亮丽的色彩，同时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供了新的生活的参照背景：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个模样的！总之，他们尽管认为自己下乡是来受苦受难的，即令现在很多人也作如是观，但是的的确确他们还是我们农村人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本来我们年龄差不多，学习经历差不多，个头和体力可能也差不多，但是在生产劳动中，轻松的事情总归他们下乡知识青年做，叫人累得不行的事总是让我们回乡知识青年干。如果大队民办老师或者赤脚医生出缺，大队干部首先推荐的是他们，尽管我总认为自己比他们更合适做老师或赤脚医生。他们在农村日思夜想的就是赶快通过招工或参军脱离农村这个苦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我们从来就没有或者不敢有这些奢望。他们到农村生活了几年之后，都像小燕子似的，飞离了旧巢，永远地离开了贫穷落后的乡村。而我则是其中的有幸者，后来通过参加高考，才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回乡知识青年，当然也是出于无奈，终生坚守在贫穷的乡村，有的人最后因贫穷或疾病而过早地终老于乡村。

 

　　下乡知识青年的到来使我们乡下的风更加温柔，水更加清洌，天更加蔚蓝，阳光更加明媚。城里到来的姑娘风姿绰约，面貌姣好，而且能写会算，擅长用甜美的歌声装点生活，更是农村出身的我们年轻男人的梦中情人。而那些活泼的青春的男知识青年会打球，擅弹琴，会用粗犷的喉咙展示他们的青春活力，他们何尝又不是回乡知识女青年人的梦中情人？但是即使我们这些农村年轻人如何白天梦寐以求，夜晚辗转反侧，他们也不可能做我们的情人或者妻子、丈夫，个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彼此之间横亘着一座大山，这就是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他们的根在城市，他们的梦想当然也在城市。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不敢公开鄙夷农村、农民，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农村落后、贫穷、蛮荒，他们下放农村，完全属于无奈，农村只是他们的人生的中转站，他们的归宿是城市，他们念兹在兹的是与城市相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的另一半毫无悬念，也将是在城市。其实他们成长的环境就和我们乡下人有着云泥之别，他们原来上的软硬环境大大优于农村学校的中小学是我们不能够上的，他们经常出入的公园、剧院、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由于空间的阻隔也不是我们想进就进的……想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去世的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想到经过他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被废除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当然我有幸赶上了高考制度的恢复，通过高考，我离开了贫穷的乡村，用一个时髦的词来形容，完全可以称之为胜利大逃亡。但是非常遗憾，直到现在我身上还打下了“回乡知识青年”的烙印。在农村辛苦劳作的四年，我曾经耕过田，左手扶着犁，右手挥着牛鞭，吆喝着牛，在田垅上犁着地，在我的身后翻起一道道泥浪；我曾经挑过土，用自己的双肩担着装满泥块的箢箕，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行走，最终在我的面前矗立起一座座巍峨的大堤；我曾经做过船工，撑着木船，在洪湖的风浪中绞过丝草（用船运回后做稻田的肥料），我曾经做过伙夫，在风雪弥漫的水利工地上为数十名农工做过饭……可以这样说，农村里的苦事脏事累事难事，甚至老农才具有的技术活我都做过。我生产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交了公粮，我做的大堤为老百姓，当然也为做官的挡过风浪。一句话，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尽管我不敢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我的这些经历都被所谓的政策屏蔽了：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劳动经历是算工龄的，但是我的这些经历却不能够计算到工龄当中。所以，和我的相似的下乡知识青年比较起来，我的工龄要少四年，我的技术职称要比他们评得晚，我的工资要比他们低。这就不是对我一个人的歧视，而是体制对整个农民的歧视！

 

　　有人说，你何不向上反映你们的情况，说不定上级了解这种情况，或许能有一些补救措施出台。说实在话，我们中国人要办成一件事，首先想到的是在关键部门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为你说话、办事。我查看了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履历，如果说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大凡都是下乡知识青年，我还没有看到那位领导人是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的。我也看了一些省部级领导人的履历，如果他们曾经是知识青年的话，也基本上是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下乡知识青年本身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比回乡知识青年要快数步，也可以说，他们的人生起点本来就比回乡知识青年高。仅此一端，就可以折射出中国的农民阶层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既然当政者中缺少如我们这样身份的人出来为我们鸣不平，那么要改变这种现状，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所以我不寄希望于谁谁谁，当然我也就将终生保留农民出身这个鲜明的印记！

 

　　回乡知识青年，曾经眩目的一个名词，糊弄了一代农村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回乡知识青年，一个并非美丽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