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李瑞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河北省举办总编辑研修班，李瑞环的讲话是学习的要件之一。当时我就感到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话说得直率形象，且思想深刻。比如他谈新闻的党性原则，谈“工具论”，他说：我是木匠出身，如果斧头不听使唤，老是砍我的手，没有办法，我只好扔掉再换一把。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极深。此后，我便特别注意读李瑞环的讲话，尤其是近几年读了他的几本书，最近又认真地拜读了他的四卷本新作《看法与说法》，越发感觉李瑞环的语言风格很值得研究。他不说大话、套话、空话，不说正确却又无用的话。他的话很有个性，直来直去，亦俗亦雅；嬉笑怒骂，亦庄亦谐；形象生动，思想深邃。在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活动中，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读一读李瑞环的语言风格，也许大有裨益。
说老百姓的话，土到好处便是雅
最生动形象、最丰富多彩的莫过于老百姓的语言。李瑞环常常说老百姓的话，注意从老百姓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比如他谈大吃大喝、奢糜之风问题，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问题，一个关系到我们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天天过节是不祥之兆。
现在官僚主义严重，形式主义泛滥。空话、套话、假话盛行，会议、文件、应酬成灾，占用了许多时间，贻误了正常工作，浪费了财物，得罪了群众。各种“节”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人有人节，物有物节，时有时节，地有地节。过去只讲四时八节，现在已不知道有多少节了。李自成进北京天天过节，老百姓说，因为他赶着把节过完了，所以垮台快。
《听取中央统战部工作汇报时的谈话》（1995年1月3日）
这段话李瑞环讲得实实在在，仔细听听，振聋发聩！
李瑞环讲领导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说领导只有相对于群众才能存在，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领导的积极，归根结底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更积极，如果领导的积极带来周围的人都不积极，那么这个积极性就值得怀疑。什么是领导？对此有许多表达，但李瑞环讲得很有意思：
所谓领导，就是要“领”要“导”，什么叫“领”？就是带领，后面没兵，光杆司令一个，这只能叫个人溜达；什么叫“导”？就是引导，没有群众，这只能叫自拉自唱。
他说得生动形象。语言不多，却说得很到位。这也许就是群众语言的魅力吧。
我常想土与雅的关系。土和雅这两个本来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相互转化，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有的时候你附庸风雅，偏偏是那样的俗不可耐；有的时候，土到好处，却雅味立现。李瑞环的“土语”说得很风趣，乍一听简直是土得掉渣，但琢磨起来并不觉得土，反而觉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
李瑞环在与天津环卫工人座谈时说：
一个人的工作受不受尊重，一个人受不受尊重，不取决于干什么，而取决于干得怎么样。我有一个老朋友叫时传祥，开追悼会时，八宝山大灵堂里边、外面都站满了人，不下一两千。而有些人自以为了不起，官是不小可并不被人尊重。不管什么人，不管多清高的人，多以为了不起的人，在化粪池里看，拉的屎是一个德性。有些人就是提起裤子不认账。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是忘记了自己也是拉屎的人。……一个城市里，环境卫生这块工作搞不好，不行。要让大家的生活都方便有序，干干净净，心情舒畅，没有环卫这支队伍是不可想象的。
《同优秀环卫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88年１月30日）
李瑞环讲到的那个时传祥，是环卫工人，全国劳模，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曾亲切接见过他。刘少奇握着他的手说：你掏粪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不光荣的工作，只有不光荣的人；没有没出息的行业，只有没出息的人。
原来我一直以为，李瑞环讲群众语言，以至于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主要是他来自基层、熟悉老百姓的缘故。后来我发现，这个观点不全对。读完他的几本书，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他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和坚定的群众观点。他说，从知和行的角度来讲，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角度来讲，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讲，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脱离群众的人，失去群众的人，不管职务多高、本事多大，统统都是纸老虎。他说，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心里想着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不是孤芳自赏的。把思想表达得越充分，越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越显示其魅力。之乎者也那一套，不适合老百姓的口味。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毛泽东堪为楷模。胡适对《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诗的韵脚说三道四，但他却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白话文最好。
说老百姓的话，说到底是个群众观念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是个世界观问题。不走基层，不与老百姓打交道，不清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不热爱老百姓，怎么可能说出老百姓的话？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都要像李瑞环这样说话，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语言风格，有的人出口成章，有的人幽默风趣，有的是关西大汉的豪放，有的是吴侬软语的亲切。我们不能强调一致，也不可能一致，但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就是一定要讲老百姓爱听的话，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说心里话，把自己摆进去
说心里话是李瑞环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勇于坦露自己的思想。我想，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讲话人们爱听，有一种亲切感。
我注意到，李瑞环说心里话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把自己摆进去。“我”怎么看、怎么想。在李瑞环的讲话中有时是“明摆”，有时是“兼摆”。谈自己的情况是“明”，谈自己的思想是“兼”。不管是“明”是“兼”，都实实在在、自自然然，没有形式主义、花架子。
比如他在谈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时，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从下边往上边看，透明度很低，掩盖物太多，搞得有些神秘化。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
《在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研讨汇报会上的谈话》（1986年9月24日）
比如他说：
我常讲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一是火葬场，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男人、女人，当官的、老百姓都一样，往火炉子里一推，一按电钮，立即变成骨灰。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想不开？为些小事小非争个没完没了，有啥意思？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二是医院。在那里不管什么人，一旦病倒住院，什么伟大设想、什么重要工作，都得放下。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没有身体，其它一切无从谈起。
《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1986年1月13日）
李瑞环曾做过木匠，对此他从不忌讳，而且常常以此为豪。实际上英雄是不问来路的。最聪明最能干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三国时期，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绍志大而才疏，有谋却寡断，终未成大事。而出身低微、甚至是被人耻笑的阉人之后的曹操，魏武挥鞭，文治武功，名彪史册。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把袁绍打得落花流水。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李瑞环认为，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人，是一种最没知识、最不懂道理的人。劳动人民，别管干哪行，只要是凭自己的劳动，为人民、为他人做工作，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他曾同优秀环卫职工代表座谈时讲：我曾当过木匠，现在阴差阳错的当了市长，我们是完全平等的。
刘少奇平反昭雪后，李瑞环看到一幅刘少奇干木工活的照片，感慨万千。他写了一首题为《木匠》的长诗，四段32句。这首诗赞美了木匠，也赞美了少奇同志，在1980年第1期的《建筑工人》上发表。诗的最后几句是：“功过谁评说，后生定先祖。劝君莫论一时遇，九泉之下看荣辱。”
李瑞环讲心里话，总是客观地看问题。他分析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忘我”的思想境界时说：
如何时刻了解到更多人的情绪，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控制大局面很重要的一条。所谓讲团结，重要的是讲要团结多数人。有时少数人想不通的，多数人拥护，于全局有利。但少数人常常是有权的，他发言的机会多，并且常常是到节骨眼可以评判你工作的人，而多数人常常发言的机会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得有忘我为民、忘我为公的思想。
《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有的领导干部也讲自己，但多属自夸，讲的是过五关斩六将，很少有人讲走麦城，自我表扬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李瑞环是讲“实”，坦坦荡荡，口中之语是心中所思。他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时多次强调：把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变成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的对立，这是错误的。
我们的宗教政策是信仰自由，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我常讲，你信不信佛，信不信神仙，都可以。你不信、我信，或者我不信、你信，这是个人的私事。
有人讲，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个策略，是权宜之计，这不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真诚的。我本人不信教，但家里有人信，比如我母亲和儿媳都信佛。有人讲，有神论和无神论水火不兼容，这也不对。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不能说信仰不同，人与人就“有你无我”，就是搞对抗。我的母亲、孩子信佛，但我们相处得很和睦。信与不信，这是个人的自由，应当各自方便，互相尊重。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贵在坦诚，说实话，说心里话，不设防。若此，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定要做到以善度人。以善度人还是以恶度人，不仅是个人性问题，也是个党性问题。李瑞环讲，许多人并不是鬼，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结果把人变成了鬼。他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来说明这个观点。一个是小靳庄的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做过国务院副总理的孙健。对这两个人，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很熟悉。小靳庄是江青蹲过点的地方。小靳庄的支书在文革后期当了宝坻县的县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批判他，他不理解，他说“当初到县里来是你们让我来的，现在你们批我的那些理，我连听都听不懂”，说完话，拎起行李，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他以后在村里带领群众致富颇有成就，村里党员又选他当书记，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他是“三种人”。李瑞环问他还是不是党员，既然是党员，既然是多数党员都选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当村支部书记后干得非常好。孙健曾在天津大成电锯厂、天津中国机械厂当工人。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1978年3月被免去职务，回天津机械厂工作。下台以后，他告诉别人，自己胡里胡涂地上去了，又胡里胡涂地下来了，他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党时，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李瑞环为此专门找了薄老，希望将此人留在党内。孙健本人深受感动，跑到天津市委组织部大哭了一场。这个人回单位后同样干得很出色。
说两句话，倡导辩证思维
李瑞环讲话的哲理性，是他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他不讲空话套话，也不讲片面性和绝对化的话。他不讲一句话，总是讲二句话，在他的讲话中体现着辩证思维。
看人、看事都要看两面，正面和反面，成绩面和问题面。当然，要区分主要面和次要面，但决不能只看一面。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叫做片面，就是孤立，也是绝对。孤立、片面、绝对是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也是我们过去常犯错误并因之吃过许多苦头的一个老毛病。
《在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85年10月12日）
我们搞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讲两个理：一个理是讲市场经济、成本核算、优化组合、按劳分配等，另一个理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最高宗旨。这后一个理是我们作为执政党的带根本性的大道理。
《在辽宁考察工作期间的谈话要点》（1995年4月10日—16日）
关于辩证地看问题，李瑞环讲了许多令人寻味的话：宁可不及而不过。一时“不及”，我们还有时间继续往前搞下去；而如果过了头，就会出现反复，已有的成果也很难巩固。我们既不能样样都强调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样样都没有成效；也不能片面强调某一项重要，不讲全局，顾此失彼。很多事情按客观规律办，看上去慢了，但实际上是快了。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应该像风筝，放出去了，有线牵着；而不应像放生，放出去回不来。不能把办实事片面理解为只讲实惠，也不能把少说空话曲解为不讲道理。诸如此类的语言，在李瑞环的讲话中随处可见。
辩证思维对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异常重要。正确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是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和一把钥匙。毛泽东欣赏鲁迅，他多次说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认为鲁迅的文章既尖锐深刻，又没有片面性，充满着辩证法。思想方法对了头，什么事情都好办。
如何看待一个班子的团结？李瑞环认为，什么问题都是完全统一，没有不同声音，并不正常。一呼百应、一言九鼎，久而久之必犯错误。
现在，有的班子讨论问题很少有不同意见，没有议论、没有争论，讨论就是表态。有人以为这样很好，是团结的班子。其实，这样并不好，这样的班子也不是真正团结的班子。
《同天津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谈选人配班子问题》（1987年12月10日）
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报纸宣传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但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是不要舆论监督。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对舆论监督的看法颇有问题。李瑞环说：
报纸是面镜子，你要有气，不能砸镜子，要砸镜子反映的社会现象和不正之风。当然镜子也有哈哈镜，镜子不平，照出来变形。如果是镜子的毛病，就要换镜子、修理镜子，所以新闻界有时候也需要改进和整顿；如果不是镜子的问题，你就要多照镜子，反思镜子照出来的问题，而不能把气撒在镜子上。简单地讲镜子不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
《在新闻界谈心服务会上的讲话》（1988年2月13日）
在推荐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李瑞环讲他和邓小平谈话情况：
许多事情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比如说这个人有锐气，敢开拓，这是优点；另外一种讲法，说这个人太露锋芒，不稳当，这又成了缺点。如果过多地苛求他不要露锋芒，他的锐气也就没有了。……我向小平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小平同志说，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呀！我说有说我好的，也有说我不好的；有说我优点突出的，也有说我缺点突出的。他问，主要指什么？我说，比如有人就说我这个人有点主见，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主观，我就在主见与主观这个问题上，捣鼓来捣鼓去，越捣鼓越胡涂。他说那胡涂什么？拥护你的人就说你有主见，反对你的人就说你太主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是伴生的。过多的苛求这边，缺点没了，优点也没了。只讲人人有优点、人人有缺点还不行，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是主要的。
《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11月29日）
我认为李瑞环的这段话讲得很有见地，讲得客观辩证，值得认真地深思。第一，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要民主又要有主见。一把手不能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但也不能一把手说了不算，十八口子乱当家也是不行的。这是对民主集中制最通俗的解释。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第二，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表现为优点，但在一定情况下，又可能表现为缺点。因此千万不能苛求，重在引导。第三，对人对事都要坚持两分法，但两分法必须有重点论，一分为二不是一半对一半，没有重点就是非不清；不讲哪个是主要面，就是折中主义。
说管用的话，重在解决实际问题
李瑞环对一些不解决问题的会议，对一些形式主义的讲话是很厌恶的。他说，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之所以鸦雀无声，或者普遍存在说假话的现象，固然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根本在领导身上。如果来了这么多人开会，讲的所有观点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开这个会就是多余的。
他在分析干部队伍状况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有的人不干事却事儿很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你长我短，一帮一派。我讲过领导干部要坚持“四人”：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领导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讲，和我打过交道的人知道我这个脾气，或者叫毛病。我讨厌告黑状的人……对人总是要宽厚，总是要诚恳。待人以诚、以宽。其次是实实在在地干事。你说我们这个班子里边有多大的本事？没有。我出过一个题：两头骡子拉车快还是两头驴拉车快？毫无疑问，一般地讲两头骡子拉车快，力量大。我说未必——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拉，把车拉散了。小毛驴劲不大，但一股劲蹦跶蹦跶老往前走，一定比骡子快！
《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11月29日）
管用的话，常常是尖锐的话，针砭时弊的话。这样的话，老好人说不了；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的人说不了；患得患失，生怕自己得罪人、丢选票的人也说不了。然而，要能解决问题，就要说管用的话。拜年话、套话、空话都无济于事。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净说些门面的话、圆滑的话，专门买好的话，“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见着问题就抹，见着矛盾就溜”。这样的人，哪能说管用的话？
李瑞环对讲空话、大话非常反感，1985年5月28 、29日，他在天津日报上，连发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一谈、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文章切中要害，尖锐深刻：
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的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
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正确而又无用的话，我们强调了多少年，但如今情况依旧，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主要是它们有市场，这样做是能得到好处的。第一，可以掩饰自己的无能。讲一些豪言壮语，起码表明自己有建功立业的决心；说一些套话，可以做到无懈可击。礼多人不怪，你能挑出什么错？如果不让讲这些，我就没有多少要说的话了，连话都没得说，水平何在呢？第二，说这些话不费力，也没风险，保护层厚。说实话，实事求是，那是要下功夫、费脑筋的。没有一番调查研究，没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琢磨过程，不去认真地研究问题，你就说不出有见地的话，更何况有见地的话也不见得谁都喜欢，说不定还有政治风险，谁愿意冒这个风险？第三，有的领导喜欢。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最为关键的。李瑞环讲，如果你是大家选出来的，你就会眼睛看着大家。但遗憾的是现在还不是。看着领导的眼色行事，一切体现领导的意图，一切为了让领导高兴，对上唯恐不周，对下不顾民怨，这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出现假大空。同时，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又必然使一些人既爱听假大空，又爱说假大空。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有些人还特别爱听奉承的话。其实谁也爱听好话，好话盈耳神仙乐,爱河饮尽犹饥渴。爱听好话是人的本性，领导也不例外。李世民与魏征一对明君贤相，一个从善如流，一个冒死进谏。尽管如此，李世民一次下朝后，也曾愤愤地对皇后说：“我什么时候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只因理智战胜了冲动，聪慧战胜了愚昧，这个一念之差才悄然而退。齐桓公那是何等的贤明，赫赫春秋五霸之一。虽曾重用鲍子牙、管仲一类贞良死节之士，但最后也还是没有挡住竖刁、常之巫一群人的巧言令色，常使后人唏嘘叹息。看来领导要听一些逆耳良言，绝非一件易事，但光听好听的话是一定要坏事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是本性也不能放纵，不能信马由缰，要克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伟大来自于克制，来自于对自己的把握。我们特别需要克己奉公、自我修为的胸怀和决心。如今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为重点，深得人心。这个问题真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一个领导者能不能说管用的话，除了问题摸得清、工作思路明等条件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李瑞环说，如果我们又要掌权，又不为人民办实事，那还不如让人民另请高明。一个人的情感只有与国家和民生连在一起才值得景仰。同时自身的形象也很重要。他说，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你在台上讲人，人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
说精彩的话，注重总结概括和提炼
李瑞环常常用通俗简洁、鲜明生动和富有个性的语言，去讲一些复杂的、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让人听得很有味道，深受启发。
讲坚持改革开放，他说：不能因为有蚊子、苍蝇飞进来，就不开门。在中国，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
讲抓紧时间、埋头苦干、老老实实抓经济，他说：要想多吃西瓜，就得研究种西瓜，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怎样切。
讲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时，他说：海水没有边界地来回流动，空气不用签证地进进出出，环境问题更是互相影响，利害与共。一个地球，一块地；一个星球，一片天。环境保护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
讲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必须研究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时，他说：你吃海鲜我吃萝卜，碗里的东西可以有所区别，但必须有吃的。当文件和实践不一致时，修改的应该是文件，而不应该是实践。
讲领导干部要勇于自我批评时，他说：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一定都添乱。认为个人凡事都能说明白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不明白。若干人就是因为凡事老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最后做了很多胡涂事。
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纵论世界风云，他说：听蝲蝲蛄叫，还能不种庄稼？有的人个头很大未必就会去欺负别人；有的人个头很小，但也会寻衅惹事。既不能面对强大的国家低三下四，也不能在弱小的国家面前趾高气扬。国与国之间，难免对一些问题存有不同看法，再亲的兄弟也难免吵架，再好的夫妻也难免拌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
讲等因奉此、形式主义时，他说：那种单纯的照抄照转，看起来似乎是执行的很坚决，实则是最大的怠工，必定坏事。
讲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时，他说：对共产党领导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
通俗形象是李瑞环语言中的一道风景。有些人故意把简单的道理说得很深奥，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装腔作势，好像是让人听懂了，就显示不出自己的水平和学问似的，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他们讲的那些东西令人生厌，用覆酱瓿。
在品读李瑞环的讲话中，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精彩的话，为什么能形成个性化的语言风格？
1 深厚的理论功底
李瑞环经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强调的学习，主要是指理论的学习，哲学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1987年，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同样的环境、大体相同的条件下，有些同志进步很快，工作很有起色，能够开创出一种生机勃发的局面，而有些同志水平一直提不高，工作很吃力。这既不是天赋差异，也不是机遇不同，归根结底，进步快的总是得益于下功夫学习理论，进步慢的总是吃亏于不重视学习理论。有没有学习理论的自觉性，肯不肯下功夫学习理论，确实是个重大原则问题。
1988年7月2日，他在《关于党校建设的意见》中讲：
我几次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些干部没有坐下来读书的习惯，总爱坐上车到处跑。就现在的条件而论，坐车下去不一定就是什么艰苦的事。有的领导干部下去以后讲话很多，说有用吧，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说错吧，都是报纸上的，也没有错。要使这些干部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把他们招到党校来学习一段，集中时间读点书，研究些问题。领导干部必须能坐下来，报纸要读进去，文章要看进去。
他提倡学点哲学，认为哲学是“明白学”，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不学哲学，天赋再好，也当不了明白人。一个人能否有出息，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能否刻苦学习。他认为，能不能认真读书，这不是个人爱好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个革命责任心的问题，有条件的话，我主张一些领导同志关在屋子里，平心静气地读几个月的书。但就多数人来说，更现实可行的，只能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李瑞环对如何学习讲得很具体：一是靠自学，养成读书的习惯；二是要自己经常动手写，写东西就要查书，就要思考，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三是要在工作过程中养成总结经验的习惯，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不重视读书。不读书，没有理论知识，尽管海阔天空讲实际，也不能算是理论联系实际。
李瑞环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他说，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错，奔驰车翻车撞墙，不是车子不好，而是驾车人的问题。
2 善于总结概括提炼
李瑞环讲，很多事情你不总结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找不出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尤其是在内内外外一片赞扬声中，一定要冷静下来，研究一下存在的问题，总结一下已有的经验。高明的领导之所以高明，主要不在于他的脑袋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善于综合，善于概括，善于汲取更多人的实践经验和聪明才智。所谓总结，就是把大量的现象和零碎的东西加以概括、抽象，使之升华。经常不断地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包括向群众学习语言，这是李瑞环的一贯倡导。
李瑞环很佩服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创造了一代语言。毛泽东善于从古代语言、外国语言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其语言艺术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道理，一经他之口说出、他之笔写出，就具有非凡而独特的魅力，晦涩难懂的理论、博大精深的哲学、生死对决的军事、庄重严肃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可以生动形象、风趣幽默、通俗易懂地表达，让老百姓都能够听得懂、记得住、会运用。
3 把讲话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能力来对待
领导干部的讲话、文章不单纯是文字问题，而是对事物的看法，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对改造世界的意见，不是说着顺嘴就行了。起草文稿是很锻炼人的，尤其是年轻干部必须养成这个习惯，要自己动手写稿子，能不能提高水平，能不能有个飞跃的进步，过好这一关非常重要。
《同〈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记者的谈会》（1985年1月9日）
执政能力对于一个人来讲，关系到工作的成败，对于全党来讲，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啊！李瑞环是把讲话、文章作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能力来对待的。这是他认识的基点，也是他形成自己语言风格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