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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越活越明白》
出处：程少堂转贴    作者：南方周末   阅读次数：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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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越活越明白

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越活越明白




南方周末　  　2004-04-01 15:52:11

杨争光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蒋春柳

　　在文坛消失已久的作家杨争光去年底露面，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和上一部长篇小说《越活越明白》一样，杨争光说，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不得不写的两本书。
　　试图描述杨争光的身份是艰难的。先锋小说家、寻根小说家、地域文化小说家、诗人、著名影视编剧、策划人……杨争光在这十几年里，被人贴满了标签。
　　因为喜欢文学，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天津工作的诗人杨争光，两年后调回了家乡陕西。因为喜欢他写的诗《站在北京的大街上》，曾经有读者从北京跑到天津，为的是站在他面前给他朗诵一次。
　　1998年以前的杨争光，由诗歌转入小说写作，以《土声》、《赌徒》、《黑风景》、《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作品而引起广泛关注，和贾平凹、陈忠实一起被好事的评论家誉为文坛的“陕西三宝”。
　　因为文学，在陕西省政协办公楼下面的那层地下室里，杨争光一家人像卡夫卡的小说《地洞》的主人公，在终日不见阳光的环境里生活了11年。
　　1989年之后，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专业编剧，不写小说的杨争光专心于电影和电视剧本创作，创作出《双旗镇刀客》、《棺材铺》、《水浒传》等一批剧本，成为编剧这个行当里身价最高的编剧之一。1995年，靠着触电写剧本挣来的钱，杨争光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也从地下搬到地上，一家人从此能看见太阳了。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从两个蛋开始》封面上，写着这么一段广告语：“喜欢剑走偏锋，专好奇幻一路；会讲故事专讲故事，独门技法招数诡异。《双旗镇刀客》、《水浒传》著名编剧杨争光之最新小说。”这令他感到尴尬和不安。

　　1一个村庄的历史
　　《从两个蛋开始》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去写一个国家的历史。1949年，革命军人雷工作和白云霞组成的工作队派到驮伏村，打破了驮伏村生活的宁静，改变了驮伏村千年一日的生活习惯，二流子北存在雷工作的革命影响下成了劳动模范，入党组织了互助组，还当上了支书兼队长。在几十年里，革命的洪流一波又一波影响渗透到这个封闭的村庄，这恰恰给想大施身手的北存提供了革命的机会，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文革”、毛主席逝世、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北存和驮伏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强大影响。
　　记者：在《从两个蛋开始》里，你通过写一个村庄来表现一个国家的历史，以个人眼光把上世纪4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历史整理了一次，选择这样的题材是基于什么考虑？
　　杨争光：从文学观念上来说，我是拒绝那种宏大叙事的写法的，但是这个小说表现的时间长度和跨度，展现的生活可能跟宏大叙事有关。后来我发现以个人的方式进入历史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这50多年的经历是很特殊的，有很多东西与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有关。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我最熟悉的就是这段历史生活，能够表达我的很多想法，另外也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作家来完整地写这50多年中国人所经历的生活，那我自己就写一部吧。
　　记者：写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杨争光：我原想从1900年写到2000年，一年写一个事，写满一百年。中国一百年里发生的许多有意味的大事在我的书里都有反映。后来觉得工程过于巨大，还是写一半算了。我翻阅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好多文章。我也认真地翻阅过《国史全鉴》，政治、经济、文化重大事件都有。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我想尽可能地涉及到。
　　原来的想法是在结构上用四个中篇小说组成一个长篇小说。但是，越写后来越觉得故事是有局限性的，开始、高潮、矛盾、结束都得要。后来就采取了现在的写法，按照年代写，写到哪儿算哪儿，既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也不破坏阅读的快感。可以接着继续往下写，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前边插写故事。我觉得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信息量可能会大一些，辐射力更强。我写得很困难，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记者：你试图从驮伏村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去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呢？
　　杨争光：中国社会最基础的是农民。中国的城市人说到底也是进了城的农民。中国的城市是都市村庄。农民的根性渗透在我们的各个方面，我们的行为方式，依然是农民的行为方式。十几亿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和几千年前比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是谁让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
　　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础是由哪几类人组成的？农民和读书人。在《从两个蛋开始》里，我想认真地梳理一下半个世纪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揣摩一下中国人在经历这些事件中的心思、作为、状态，这肯定是有意义的。我的下一部小说是写读书人的，中国的读书人给我们的国家政权源源不断输送着血液，成为管理者。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都有我们的道理，因为我们有一样法宝，那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能坚守的时候就坚守，守不住了就消解就变通。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中国很少有写读书人的这类小说。有人说《范进中举》应该算一个，但是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漫画，作为小说我觉得是不够的。如果我把农民和读书人这两个阶层搞清楚了，我就没白当一个小说家。

　　2　知识分子
　　记者：《越活越明白》里的安达应该可以算这样的读书人吧，你通过安达写了要改天换地的“老三届”人的精神溃败，让人触目惊心。
　　杨争光：我熟悉的其实是建国以后国家培养的读书人，比如“老三届”那批知识青年。
　　打破他们的梦想的绝对不是上山下乡，还有比上山下乡更深刻的原因。有一个无形的东西还在决定他们的命运。比如说读书人为什么读书，怎么表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是怎么样立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抱负？还是当官。
　　在今天的社会里，能形成一个群体的，建国以后还是“老三届”，今天的他们，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形成了一个重要阶层，影响着这个社会，也受这个社会影响。虽然我在《越活越明白》里写过上山下乡那一代人，但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记者：你写“知青”，角度和以前的小说也不同。揣着“理想”、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安达的人生经历其实是那一代人的经历。
　　杨争光：我不同意那种一写“知青”生活就控诉就批判，认为城里的孩子被下放到农村之后不公平，如果说这样不公平的话，生在农村的人怎么办？以前的一些小说拿这个来说明这种不公平，我认为这里面隐藏着更大的不公平。
　　我一直在想，理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理想依然是理想的时候还是崇高的，但是一落到实处你就会发现它立刻就改变了：什么是人类的命运？什么叫人类的解放？革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对社会的影响力。
　　有人说文化人的言论也可以影响社会，最具话语权的就是最有权力的人。所以我认为像中国的读书人几千年不变的命运是社会和自己合谋而造成的。因为你自己首先信奉这个，你自己也愿意，你的欲望与社会对你的要求合在一起把你塑造成这个样子。仅仅说你是被迫害、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是不准确的。
　　所以《越活越明白》真是与社会批判无关，从我的创作初衷来说与社会批判无关，我更多关注的是读书人本身。
　　记者：仕途不再是读书人惟一的路了，现在的路也多起来了。
　　杨争光：中国社会真正出现一点变化，是在1980年代初，中国人试图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搞改革开放，也就是信奉另一种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情况也有所变化，比如你不做官可以去做生意赚钱去了。而在我们过去的文化传统里，对金钱是很鄙视的。经过改革开放，我们更能理解权和钱之间的关系。过去你当官以后肯定也会有钱，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不是说读书能给你带来钱，而是你通过读书当官以后会有钱。就像我在小说里面写的，改革开放在起步阶段，歪门也是门，邪道也是道。
　　记者：很多人不会同意你的看法的，过去一百年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跳出这个怪圈的吗？
　　杨争光：有一个两个人不能说明问题。在《越活越明白》的后记里，我提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几个代表人物，像屈原、司马迁等等。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感丰富充沛，但他的忠君之情带有奴性，奴性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中具有传承性，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关，与政治形式有关。司马迁没有自我，在他受刑绝望后，穷困潦倒，没有什么功利思想了，反而写出了《史记》。但是，在他的文字中有一种怨妇般的情结，比如在《报任安书》中，还带着奴性的控诉。
　　现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责任是对人类群体的终极关怀，还要永远跟现存的不完善体系形成对抗。人类的生存体系永远不会完整，人类要前进必须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鲁迅是个标准的知识分子，是和秩序对抗的人，很彻底，永不妥协。他也是把奴才和奴隶分清楚的人。奴隶是种身份，而奴才是自找的。鲁迅在批判社会的同时对自己也不放过，而且从来不装饰自己，不掩饰自己，不替自己说好话。

　3　“国民性”问题
　　记者：通过这两部小说，你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杨争光：这种答案我认为是永远找不到的。耶稣到现在还在十字架上挂着，那就证明人类还没有被拯救，如果什么时候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那才算是真正把自己拯救了，所以人类现在依然还在拯救自己。人类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更符合人性，人类并没有找到答案。美国那么发达，它也没有说它那里就是天堂。
　　我有一个观点，你想去了解别人很难，你了解了自己就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大半。实际上我是通过写作在解剖我自己，我不是医生，我没有能力去救别人，连我自己都救不了。
　　记者：《老旦是一棵树》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被认为是继鲁迅笔下的“阿Q”之后中国文学里最难忘的文学形象，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达到了非常深的地步。
　　杨争光：《老旦是一棵树》后来被法国人买走了版权，改拍成了电影，好像还得奖了。法国人认为它是一个人类的寓言，把它改成了一个欧洲的故事。
　　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鲁迅当年思考的“国民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比过去更好了？我们是怎样活着的？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看清楚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等我们想改变的时候，也就好改变了。
　　跟几千年我们的祖先相比，我们的道德水准很难说更高尚。是的，我们的日子比以前的人好过了，我们速度更快了，因为我们有出租车、火车、飞机，但是我们的精神、灵魂、素质有没有改变？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记者：和上个世纪中国历史相比较，文学并没有拿出相称的作品来。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
　　杨争光：中国小说比以前有进步。作家在技术上驾驭和结构小说的能力，随着多方面的借鉴与继承普遍性地提高了；从关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到关注人，作家关注的东西更丰富了。
　　遗憾的是，上世纪中国人经历过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少伟大的作品。比如前苏联的四年卫国战争，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难道中国的八年抗战不比卫国战争更悲壮、更惨烈吗？但是作家写不出来与之相称的作品。每一次我看到抗日战争时候的幸存者，还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要跟日本人讨一个说法，而作家对此视而不见。问题还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自己不想这个问题，不愿意想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遗忘。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上吊的苍蝇和下棋的王八蛋》，在这个小说里我想探讨一下记忆和遗忘的问题。有一对兄弟，一个整天生活在记忆当中，一个整天生活在遗忘当中。弟弟觉得这个哥哥是一个王八蛋，老是跑到河东去跟人下棋，咱妈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哥哥回答说，有这个事吗？就算有这个事，难道你让我整天把这个事情记着活，不让我下棋了？哥哥说弟弟是一只苍蝇，总是影响他的生活。最后弟弟上吊死了，留了一句话：“这个世界是王八蛋的，而苍蝇应该上吊。”人家告诉哥哥说你弟弟上吊死了，哥哥头也不抬，继续和别人下棋。
　　人总是活在记忆中是不对的，对经历过的事情没有任何记忆也是不对的。人经常处在两难的境地里面，无可奈何。
　　记者：你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帮助？
　　杨争光：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比如说女排打球打赢了，然后我就和同学排着长队上街游行，激情澎湃，觉得整个民族的强盛和命运我负有责任。后来大学放假回到农村，村里人就问我，听说你在学校里很胡闹，不好好念书。我发觉我们村里的人跟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突然打了个激灵，想这个问题。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分到了天津工作，我当时想在外面呆上5年，有一些人生经历，可以丰富我。
　　结果在天津没呆够5年就迫不急待地回西安去了。然后是到陕北蹲点。我给基层搞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帮忙，带着医生满山上去追违规超生、怀孕的女性。我还帮助农民一起在山上栽苹果树。
　　那段生活对我的影响非常巨大，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跟土地最接近的人是农民。中国的市民文化是从土地文化、村社文化演绎过来的。
　　农民观念的一切渗透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军事里，几千年来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包括对金钱的认识，都跟土地有关。
最后更新[200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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