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先生：
近来身体好吧？
我的北大校友去年编了一本《告别未名湖》，作者都是北大老五届毕业生。今年 编了续集，其中收了我一篇回忆文章。如觉得还值得一看，请放到“语文味”上。
未名湖水，在山沟里扬波
那年月，知识分子整体运交华盖。
比起众校友来，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我没吃过再教育的苦头，但是也命运多舛，几经辗转流离，穷愁潦倒。但是，我始终牢记我曾经喝过未名湖的水，保住了北大人的风骨，也做了不少虽然不大却不能不说很出彩的事情。
这里我说说在山沟里的几件小事。
“五·一”登门找学生
1970年3月，我同丁广举等60多名北大老三届校友被发配到辽宁省昌图县，年末，为了养家糊口，调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在县城，老婆孩子都没有户口，是“黑人”，当时什么都凭票供应，没户口，连口粮、燃煤都不能买，怎么能活得下去？不到一年，又转到山沟里的小三线兵工厂子弟学校，一呆就是15年。
1972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兵工厂不少家长不让孩子上学了，在家等着工厂招工，因为工厂招工不招在校生，家长都怕错过招工的机会。我是北大生，北大人有的是定力，是独立思考的一群，无论“读书无用论”的妖风刮得如何昏天黑地，我都不相信读书无用，知识无用。我自己品尝过失学的苦味，那是因为穷，念不起书。现在学校就在家门口，孩子们正是读初中的年龄，却被迫中止了学业。我理解家长的苦衷，却更心疼那些孩子，无价的生命怎能这样荒废？认定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北大历史名人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然命运让我成了一名教师，我就该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于是，我决定去游说那些家长。工人们白天都上班，车间在很远的山沟里头，我只能利用假日登门拜访。可是我的对手都不是省油的灯，尽管我有三寸不烂之舌，可人家有一定之规，对我的行为不理解者有之，反感者有之，有的问我：“姜老师，我的儿子要是上了学，进不了厂，耽误了前途，你能负责么？”说实在的，我真负不了什么责，我也不可能知道五年后“四人帮”会倒台，文化大革命会被革命。我只能说，要看得远一些，学了知识，早晚能派上用场。因为费时费力，我一个星期天，顶多能串上五六家，被我说动的也就是一两个家长，可是还有三四十家没到呢，我心那个急啊。赶上“五·一”节工厂放假，我很高兴，心想：我又多了一天时间。这一天我早早起来，吃完早饭，带上饭盒，就骑车出发了。我几个星期天找学生上学的事也在工人中传开了，他们通过议论，开始认真思考该不该让孩子复学的事。这一天，我收获颇丰，有四个家长同意让孩子复学。中国人难的是第一个吃螃蟹，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易的是从众，傻子过年看街比（邻居），一旦有人做了，就蜂拥而上，就像塑料布，没有口子很难撕开，一旦有了口子，哪怕很小，也会势如劈竹。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加上工厂招工的事迟迟不见动静，小孩子老在家“放羊”也不是办法，几个星期下来，大部分退学的孩子都陆续复学了。五年以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当年为避免因孩子上山下乡把家庭搞得分崩离析，被迫从大城市来到山沟的家长们都不甘心祖祖辈辈烂在山沟里，不约而同把孩子离开山沟的希望寄托在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上，这时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上了高中，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很多家长才回过梦来，见到我说多亏当年听了我的话，否则，可是肠子都要悔青的。可他们不知道，为了他们的孩子有一天能挤上独木桥，我曾经翻下了独木桥，险些丧命，说的是我在找学生的过程当中一次遇险的事。
我来兵工厂的时候，工厂没有房子给我住，我住在六七里外的农村，中间有一条30多米宽的小河，上面只有一条不到一尺宽的木板桥，骑自行车上下班，过桥时要车骑人。山里的五月初，河面上的冰刚刚化净。有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当了一天苏秦，又累又饿，骑着自行车回家，扛着车走到桥中间，忽然来一阵大风，我猝不及防，连人带车掉到河里，幸亏我会游泳，扔了车游上了岸。虽然有河水的缓冲我没有摔伤，可被自行车砸得不轻，后腰青一块紫一块，右胳膊当即肿了起来，全身衣服湿透，成了名副其实的落汤鸡，冷得上下牙打架。那也舍不得把新买的自行车扔在河里呀，那可是我四个多月的工资啊，而且我还欠着给父母治病拉的饥荒等着还呢。没办法，我重演了20多年前，我爹在寒冬腊月从砸漏子掉到河里的马车上抠黄豆袋子的一幕，返身跳回河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自行车拖了上来，赶紧骑上，飞车回家。
让更多的孩子知道北大
别看是闭塞的山沟，这里的大学毕业生还委实不少，厂里的技术人员很多还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不少还是著名学府的，有哈工大的，厦门大学的，北京理工的等等，有的来自国家著名科研院所。我的到来，给这个小小兵工厂填补了一项空白：山沟里来了北大生！北大生就是不一样，没听说别的大学生有“赵工大”“钱厦大”“孙北理”之类的绰号，我进厂不久，就有了新称号“姜北大”。
我代表不了北大，但是我毕竟是北大人，不能辜负了从未名湖带出来的水滴，别让军工战士们白叫咱一回“北大”。咱没别的能耐，就在全世界最小的“主任”（班主任）岗位和三尺讲台上敲打出北大人的不同凡响，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北大人，通过我对北大有个感性的认知，并且受到鼓舞。我经常给孩子们介绍北大的历史和传统，北大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贡献。有机会就现身说法，介绍我从农村学校考上北大的经历，我家世世代代是农民，我能考上北大，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有一天也能考上北大。我说，我希望在你们和你们子女中间能出现我的校友。
我当班主任，当班主任好，能多一些施加北大影响的机会。我教语文，教语文好，语文属于人文学科，对人的思想感情的影响比其他科更有优势。我的班是子弟校第一个高中班，70多号学生，以工厂职工子弟为主，还有附近林场职工、生产队农民的孩子。这批学生中小学都是读语录过来的，不是合格的初中毕业生。咱虽说不是师范科班毕业的，没读过凯洛夫，更不知道苏霍姆林斯基，没学过教育学、儿童心理学，没有那么多教学理论，只知道孔夫子、陶行知、蔡元培，但是咱没吃过肥猪肉却看过肥猪走，从小学到大学咱看过20多位老师怎样带班，怎样上课；咱还有自己10多年学习的经验。理论少，也不全都是坏处，咱脑袋里没框框，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首先，要从实际出发，把班级引上正常的教学轨道。
学习本来就是苦差事，当时，“读书无用论”像幽灵一样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大学又不招生，学生不爱学习，班级成天打打闹闹，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我的说教被他们当成耳旁风。把这样班级引上正常教学轨道并非易事。我有什么高招能踢好头三脚，打开班级局面呢？我想起了《说岳全传》和《水浒传》里周通、鲁智深制伏捣蛋鬼的故事，寻找机会给他们露两手，让他们服我。
机会还真来了。有一天，林场子弟王维民向我报案：他的新雨衣放在火墙里面不见了。那是他爸爸上工穿的雨衣，是新发的。当时条件下，有这么一件雨衣也不容易。王维民丢了雨衣怕爸爸发现打他，每天起早到地里干活。作为班主任，我有责任帮学生卸掉精神压力，更不能容忍偷盗之风在班内泛滥。可是明察暗访多日没有线索。我陷入破不了案的警员们那样的困扰中。苦苦思索中，有一天中午我偶然发现，王岩和程文礼跑到草场南边桥底下吃午饭，第六感官告诉我：这里面有事。我没有惊动他们，继续注意观察，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这两个学生一个是林场的，一个是农村的，此前两个人关系一般，现在，他俩这么近乎~一定有什么原因。会不会跟雨衣有关呢？可是，我毕竟不是寓言里那个丢斧子的人，几经试探，程文礼确实表现失常。有一天，我故意把程文礼叫出来，看见王岩在尾随，且显出惊慌神色，这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俩的接近和雨衣有关。于是，我对程文礼展开了心理攻势。跟他讲了一大堆如何做一个好人，不能在青年时期就留下污点之类之后，我突然话锋一转：“程文礼，我问你：王维民的雨衣是不是你拿的？不是你拿的，你知道不知道谁拿的？你拿的就承认，老师不处分你；你没拿，你知道谁拿了，告诉老师，老师感谢你，给你保密。你没拿，也不知道谁拿了，你立刻回班。”程文礼没有马上回班，也没回答我。我知道他陷入了思想斗争之中，于是趁热打铁，成败利害，交待政策，程文礼终于无处可逃，把王岩如何偷出雨衣，如何拿雨衣跟他做交易的事和盘托出，并且叫我放学后跟他到家里取雨衣。拿到赃物，退还给失主，雨衣一案，成功告破。
初战告捷，学生们认为我确实有两下子，校长也说不简单，班上打闹之风大为收敛。第二个战役是大兴学习之风，主战场是课堂。对于青年学生，光讲大道理进行说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用知识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吸引他们；用他们学到知识后的乐趣和成就感巩固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当时教科书里收了很多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文章固然好，但是和学生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距离太远，学不进去，引不起兴趣，教材再好也没用。孔夫子没有教科书，很多学问的传授是通过解答学生的提问完成的。真正好的教师，脑袋里有总目标和教材库，根据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境，灵活地选用教材，大概这就是因材施教吧。
和少林功夫一样，教师的基本功也有内功和外功之分，高尚师德、渊博知识、深厚理论、研究能力等属内功，面对学生的讲、写、批、导等属外功。讲是讲课能力，写是写作能力，批是批改作文的能力，实际上从属于写作能力，包括思想品德、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等方面的引导能力和组织班级活动等能力。我认为，语文教学流派虽然很多，但其共同点无外乎听、读、说、写、思五大能力的训练和兴趣、观察、自学、体验等方法和习惯的培养。任何语文教师都要在这些方面施展神通，终生努力，精益求精。讲是教师用得最多的一种功能，不会讲的教师也不是完美的老师。我当然也要讲，并且要讲究讲什么和怎么讲。我从学生们很熟悉的“老三篇”入手，避开了“中心思想，篇章结构，语言特点”这一个流行的套路，而是借题发挥，讲了一些中外寓言故事，讲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人和事，讲了柯棣华、马海德等援华外籍人士的事迹，也讲了各地华人对于所在国家的贡献，讲了现在一些为人民服务的人。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一个故事结束，还央求着讲下一个。这样讲法，不仅拓展了课文内容，还引起学生学习知识、由已知到未知的兴趣。
当时工厂和学校都找不到多少好书。国家出版的名著很少，像《红楼梦》《资治通鉴》这类有价值的书得走后门才能买到。为了让学生多读到好书，我把文革前自己口饿肚攒省钱买的书统统拿到班上供学生课外阅读。《红楼梦》很受欢迎，我先后买了7套。为了买到好书，我想方设法跟五常书店的人交朋友，多给学校图书室和学生买到不少好书，学生们接触好书的机会多了不少。
读说写结合是我常用的方法，学过《为人民服务》之后，我给学生布置这样的作业：
一，从你身边找为人民服务的人，采访他们，讲一段你最感兴趣的故事；二，写一篇文章，题材：为人民服务；体裁不限，记叙、评论、诗歌、曲艺都可以。
我检查作业的方式是：先在课堂上开故事会，每个人都是队员，又是裁判员。同学们争先恐后讲自己采访亲属、邻居得来的真人真事，并且认真的给别人的故事打分，课堂气氛极其活跃。作文更是各显身手，百花齐放，记叙文、小评论、诗歌、鼓词都有。我检查作文也不限于亲自批改，往往先让同学们互评互改，推荐好文章。顾令德同学根据学工活动写了一个小话剧剧本《小木匠》，经我修改润色后，由学生们自己排成话剧，在全校演出，受到学校和厂宣传科领导表扬。
我还让学生当先生，上讲台，指导他们怎样备课、写教案，鼓励他们独出心裁。起初，他们觉得很难，憋得够呛，可是过后，他们反映很好，说难归难，可是效果好，收获大，学一篇，顶几篇。我还鼓励学生坚持写日记，多帮别人写信；~每逢各种节日，我都鼓励学生收集、拟写标语、对联、谜语等，总之，引导学生读说写结合，书本和生活结合，学和用结合。我受命多次在保卫科组织的批判会上发言。我每次接受任务，都把素材告诉学生，让他们也写批判稿。有时学生不在会场，我也把我每次写的批判稿念给他们听，供他们和自己写的稿子对照，这对学生提高写作能力很有帮助。
我独特的教学方法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们说受益匪浅，我受到他们爱戴和崇拜。他们把“姜北大”传到他们所在的农村和林场，我成了这个山沟里的小名人。
在当时来说，这一届学生质量相当高，可惜大学不招生，他们毕业后，在农村的回农村，在林场的回林场，大部分都当上了民办教师；王瑞生、邹云龙应征入伍，都成了连里文艺骨干；大学恢复招生后，王桂华又回校复习，考上了哈师大数学系，现为大庆五十一中高级教师；本厂子弟多数接班进厂，当了工人；后来王宪考入呼兰师范学院，毕业后到七台河矿务局当教师后被提拔为教育科科长。
祝捷会场，一片呜咽
1973年，兵工厂三个产品跑通关（形成生产线）结束，全场隆重召开三弹开花祝捷大会。在跑通关过程中，我不仅受宣传科领导之命，多次深入科室、车间，采访模范人物，撰写广播稿，还经常带领学生进车间跟工人一起劳动。军工战士们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他们那种自觉的劳动热情、冲天干劲和忘我精神，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我写出来的通讯报导自然也感动了听众，为跑通关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我为祝捷大会写的《红小兵献词》属于文学作品，比新闻稿发挥文学才能的空间大得多。写稿子没费什么劲，很有点“下笔如有神”的感觉，两千多字的朗诵词一个多钟头就写完了。
就像全歼顽敌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一样，军工战士们奋战一年多，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三弹开花的一天，心情既自豪又兴奋。台上学生慷慨激昂地朗诵的《红小兵献词》，句句说的都是他们做过的，想过的，他们潜伏的情感被点燃了。
“多少个白天，
多少个夜晚，
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上床睡觉，
还不见爸爸回家；
早晨我睁开眼睛，
到处找不到爸爸。
我们听说，
铸造车间主任尹大伯，
把行李搬到办公室，
三个多月没有回家。
头发长得能招来絮窝的乌鸦，
脸像个野人胡子拉碴，
身上大虱子到处爬，
有几次他打电话，
对方还没接听，
他抱着话筒就睡着了！”
台下一片呜咽！
会后，厂党委书记让宣传科把《红小兵献词》印发全厂。有几个经常写批判稿的文友也赞赏有加，有的说看了三遍。宣传科搞板报的刘“画家”对我竟崇拜得五体投地，到处吹嘘我如何了得。他妻子和大姨姐是文登人，我到威海后，有一次偶然碰到她们娘家人，他们就像见了外星人一样：“你就是东风厂的姜北大？”
最小的大学校长
这个词组的结构是：最小的大学｜校长，不是：最小的｜大学校长。
我做了24年最小的主任（班主任），还做过最小的大学的校长，是那个兵工厂“七~~二一”大学的校长。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的批示中号召“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所谓“七二一指示”，但是指示中没有说工厂自己办大学，我想大概是因为文革10年不招生，也不给工厂输送毕业生，工厂闹起技术人员荒，不得已自己办大学，此风从上海刮起，很快就在全国遍地开花。
1976年春天，工厂把我从子弟校抽出来，筹办“七·二一大学”。政治处王主任找我谈话，没有任命，只有任务。我一听就傻眼了，我到北大上课不到一年，让我筹办大学，这不是抓鸭子上架吗？可是办“七二一大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很像战场上战士听到班长下令：“姜北大，你去拿下那个山头！”我于是二话不说，走马上任。不知道是恭维还是揶揄，除了“姜北大”，我又多了一个称呼：“校长”！
这回还真得看看肥猪走。听说在南沟的兄弟厂5505厂已经办起了“七二一大学”，去取经吧。我坐森林小火车从东沟到南沟，找到5505厂。该厂“七二一大学”负责人跟我聊半个钟头，介绍筹办、招生过程，然后吩咐打字员把文件、表格各给我拿一份。没遇见白骨精，也没大战牛魔王，我的南行取经顺利完成。回厂后，工厂派来一个书记??老李。我才意识到，我不是党员！党支部建在连上，大学可是上层建筑，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李书记很尊重我，让我放心大胆地干，“有什么主意尽管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给你做后盾。”我俩很快成了好朋友，配合默契。
没有纲要，没有规划，要做什么，怎么做全在脑子里。想好了就跟书记商量，分工合作。我们要解决如下问题：
设备问题。要办公室、教室、桌椅、绘图板等，书记跑一趟就落实了。
招生问题。招什么人，招多少，打个报告，批下来，发招生通知，申请报上来，审查，敲定，招了28个学员，都读过初中，都在30岁以下，三分之一是转业兵。
课程问题。开什么课，各用多少课时，请教老大学生。粗略地写了一个教学计划。初步决定先开三门课程：政治、数学、机械制图。我这个人一向对政治很反感，本不想开政治课，可是“七二一指示”里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啊，谁敢不开政治课啊？
课本问题。原则上谁讲课谁负责印讲义。
教师问题。我这个校长可以兼教政治课，毛泽东的四篇哲学著作我读过好几遍，也看过列宁的《哲学笔记》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这点哲学知识垫底，给这些学员上哲学课我信心满满。可是另两门课程特别是机械制图我就一窍不通了，非聘请教师不可。我请技术科长帮我物色教师，又二十四拜，逐一请求物色对象所在单位领导，找本人协商。幸亏我跟这些老大学生们个人关系都不错，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老大学生个个身怀绝技，满腹经纶，工厂那点技术活是牛刀杀鸡，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憋得慌，上讲台可以一显身手啊！所以原来我认为比较难的找老师这一关很顺利就过了。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上制图课没有制图仪。我跑到哈尔滨，找很多仪器、文具店，都没货，请一位老同志带我去一趟齐齐哈尔，连买带借搞到10多套。后来又费不少周折，总算把绘图仪买全了。~
这个大学没用两个月就筹备完成。
又是“五·一”劳动节，没放假，在“大会堂”（职工食堂兼电影院）召开“国营隆华林业机械厂（厂名已改）“七·二一大学”开学典礼”大会，全体职工参加。会场很隆重，主席台上高悬红布白纸的匾额，大厅两侧飘着很多彩旗，大喇叭传出《歌唱祖国》的乐曲。厂党委一把手王书记亲自主持会议。从他的开幕词中，我才知道，“七·二一大学”校长是厂长兼任，我这个实际创办人什么也不是，我的名字他连提都没提。厂长兼大学校长代表大学筹备组汇报了我写的大学筹备过程，学员代表发言，各单位致贺词，最后王书记作总结。
我们那个挂名的校长是个地道的甩手掌柜，大学的事务他不闻不问，也从来不到大学来。有几次我向他请示汇报，他总和和气气地跟我说：“你们放手干吧！”一副你办事我放心的表情。大学的全部管理人员就只有书记老李和我两个人，全部运作都是我俩的事。我为人正直，敢说真话，敢做敢当，对人坦诚，乐于助人，不怕吃亏，办事公道，点子多，不怕吃苦，很能战斗，老李很是折服，明里暗里总在学员面前夸我；他请厂领导喝酒，也总叫上我。我的哲学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举例贴近生活，语言通俗生动，学员很爱听，对我的学问、口才都打心眼里佩服。我在学员心目中，是校长，是导师，也是朋友。虽然上面没下过什么文，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实际上的校长，所以，他们总是校长长校长短地叫我。我听了总是一笑了之，心里也真地觉得好笑。
教学过程平淡无奇，学员们学习努力刻苦，脱离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而变身为技术人员是他们主要的动力；教学人员虽然都是义务的，也因为能显示出自身价值而尽心尽力，乐此不疲。两年后，这批学员结业，成了兵工厂技术骨干。
学员结业，“文革”结束，军品下马。工厂也不需要那么多技术人员了，大学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