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书中，“心”字出现超过百次，是所有涉及“人”的理解中最常见的。相对于此，《论语》中的“心”字只有六见。由此可知，从春秋到战国，人们的自我意识或主观看法，得到长足的发展。

“心”字的一般用法是指人的意识作用，可以观察、比较、衡度事理、表达心思与想法。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它显然是以自我为主，而与别人未能互通，甚至彼此对立。我们可以简称之为“心意”。

譬如，《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认为自己对于国事“尽心焉耳矣”，他口中的“尽心”当然不是孟子《尽心上》所谓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那种“尽心”。同样的词语却有毫不相干的指涉，这是因为孟子另有一套关于“心”的理论。

对当时的诸侯来说，“心”无异于自己心中所想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只顾自己而不管别人的。简单说来，就是想要统一中国、称霸天下。诸侯如此，底下的大夫与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正是孟子在《梁惠王上》开篇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这样的心只是人这种高级生物的官能之一，它的思考作用全依耳目口鼻等“小体”的本能需求而运作，所以显示为无穷的欲望。试问：若是没有这样的心，耳目口鼻又怎么会逾越分寸而不知收敛？

孟子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正人心，息邪说”（《滕文公下》）。从他论断“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的人心全都走偏了。杨朱与墨翟是思想家，还各自提出了一套理论可用以宣传介绍及吸引民心。在孟子看来，个人心意过于“利己”，还算是小问题，若是人生观陷于异端的陷阱，才是大麻烦。于是他作了迅速而犀利的推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朱熹注解此语时，引用程颐的话，其内容牵连甚广：“程子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止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

这样的注解有些夸张，因为孟子之时尚未有申不害与韩非等人的学说，至于在北宋程颐与南宋朱熹时代颇有影响力的佛教，则更是千年之后流行的思想，现在经由朱注而让人以为孟子也会采取这种排斥的立场，实在未必恰当。

孟子知道思想的力量很大，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公孙丑上》）以及“作于其心，害于其事”（《滕文公下》）。这样的心可能“放”（失去），也可能“陷溺”。如果这是心的全部真相，人类还有什么希望？

因此，孟子谈到“体”概念时，要区分“小体”与“大体”。大体即是心，但是谈到“心”时，显然也要做个区分。在此，他的区分不是某种静态的二分法，而是以动态的抉择来表示。心若是被动的，无法自觉及自主的，那么就无异于小体的官能之一，会走向“养其小体”的路径。真正有资格作为大体的心，显然应有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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