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正是中国历史上康雍乾盛世的顶点，高度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无处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就在这样一种盛世背景下，一种“人的灵魂和躯体可以分离”的民间传说，借助着一些偶然的和虚构的割辫事件，将无形的叫魂恐怖播散到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到秋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上至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下至遍布乡野的小民百姓：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一边绞尽脑汁应对皇帝以便永得隆宠，一边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小老百姓们不是忙着抓住叫魂的机会打击报复，便是夹紧尾巴得以自保。折腾到年底，案情真相终于大白，“叫魂”恐惧纯属子虚乌有，其间充斥着造谣诬陷、屈打成招，一场轰轰烈烈的妖术大恐慌“病去如抽丝”般草草收场。

 

　　这便是孔飞力为我们呈现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①]。该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但他并不是讲妖术，而是通过妖术和叫魂事件，透视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等诸多方面，以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本文从叫魂故事的阶层映射、历史意蕴和对今日警醒三个角度来探究叫魂故事给我们今人的思考和启示。

 

　　一、百姓官僚君主——叫魂故事的阶层映射

 

　　好的故事总是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的。孔飞力阐幽发微，成就了“叫魂”这个情节非常精彩的故事。读这本书时容易发现孔飞力其实是将1768年的妖术恐慌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它们分别叙述了百姓、官僚和君主这三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角色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

 

　　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平民百姓的故事。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和雍正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但这看似“盛世”的繁荣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人口的剧增，生存竞争压力增大，加上一些官员大量聚集财富、占有土地，社会财富的分配极其不均，更加大了农民们的生存压力。处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人们，也对自己稳定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脆弱的神经时刻绷得很紧，当谣言传开时变得神经更加过敏，失去了辨别的理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此变得疑神疑鬼，这种心理长期积压，必定要找到一个爆发点，而四处漂泊流浪的乞丐和以化缘名义乞讨为生的游僧，势力弱小，在社区内缺乏纽带联系，得不到任何保护，便成为没有权利的平民百姓的发泄对象，缓解自己绷紧的神经，减轻焦虑和种种焦躁情绪。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政府进行镇压的对象。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人们对于外人所普遍采取的恐惧是通过举行对“鬼”予以安抚的严肃礼仪活动而表达出来的。人们认为，“鬼”是一些缺乏家庭联系的无根无基的游魂。[②]这就致使在1768年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

 

　　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与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不同，各级官僚阶层饱读诗书，是知识分子群体，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也较为安适。但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不得不担心，恐慌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对其管辖地方治安的威胁，而这又直接关系到官位的得与失。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此，当叫魂案件始发时，地方官僚一方面怯于皇帝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为了在官场自保，采取消极的缓和措施，打击一些无事生非的地方胥吏来制止谣言的蔓延，以此安抚民间的恐慌，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各省官僚也官官相护，欺上瞒下，以减轻对自己的威胁。但是，在民众的压力下，事态的发展使各级官僚无法有效的控制，事件也最终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隐瞒案情的官员被惩处，于是各级官员的态度逐渐转为积极。官员的介入加剧了谣言的肆虐，结果导致民众对于妖术的恐慌愈演愈烈。清朝的这一无稽的闹剧在持续了几个月之后，最终以制造了无数冤案，残害了众多无辜的生命而因破绽百出收尾。

 

　　最后，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的版本。与下层民众和官僚不同的是，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对他来说，妖术本身与他无关，但“叫魂”案件无疑是对他君权统治地位的威胁。在清查整个案件期间，一些官吏的欺上瞒下、玩忽职守更使得皇帝愤怒，这也加强了他长期以来对汉族官僚的猜忌和怀疑，便把“妖术”的蔓延归结为官僚们的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和官官相护，影响着整个帝国的活力和管理能力。要想彻底清除妖术，必须现对官僚机构内部进行一次系统的整治，以加强君主对官僚的控制，采取更有效的选贤与能的措施和考评制度，增强清朝的统治。在这样的恐慌心理以及君威之下，皇帝开始了对妖术的清剿活动，亲自坐镇，使得清剿成为帝国的重中之重。运用其君主的权威和帝王手段对督抚们激励鞭策、威胁，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且紧张激烈。然而随着案件的逐渐扑朔迷离、漫无头绪，“妖术”的破绽也越来越多，清剿变得毫无意义，碍于君主的权威，逐步转变成为了皇帝与各级官僚的较量。越来越多的冤案浮出水面，这场闹剧也走到了尽头，碍于时局被迫宣布停止清剿，最终以处罚部分官吏而收场。

 

　　二、盛世横行妖术——叫魂故事的历史意蕴

 

　　把上述三个从百姓官僚和君主等不同阶层来叙述的故事串联起来则是一个“盛世除妖”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在于故事其中包含的种种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争论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但是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杆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那么，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如何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过对叫魂妖术危机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孔飞力强调是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与其对传统政治的分析相比，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更为精彩，虽然书中这部分的篇幅远比前者所占要少得多。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读《叫魂》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③]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巅时期，通过叫魂危机，乾隆盛世已经向后人透露出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因而，还会不断地重现，尤其是在表面光鲜的“盛世”之时更是如此。[④]

 

　　三、戾气下的危机——叫魂故事的今日警醒

 

　　对于历史我们今人总是要以史为鉴，在作者将叫魂故事娓娓道来之后，最后一章的分析就显得尤为犀利。在最后一章的“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部分，作者提出了“受困扰的社会”这一概念，从当下中国的现状来看，这一部分应该是最为精彩的。作者写道：“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围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收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⑤]

 

　　同200多年前相比，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农民也不再是这个工业国家的话语主体。然而，我们还是隐隐的感觉到，透过两个世纪以来多变的外表，这个国家身上依然流淌的是千年不变的骨血，依然保有了她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这片土地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口众多、资源不济，来源于道德国家的教化统治，来源于从未获得过真实权力的庶民百姓。于是，正如许知远所说，“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⑥]原来，理性和客观，从来就不是这里所需要的；这里的人们需要感情，正如需要团结和被保护一样。几千年来，世事无常塑造了这样一个感性的国家，养育了这样一群感性的民众，可以说，后来的‘红色中国”只是把这感性重新着色罢了。[⑦]

 

　　我们发现虽然时代在变，但全社会的歇斯底里似乎未曾改变。感性似乎已经主宰了大众的情绪，若有与这一情绪不相符合的，则瞬间成了人民的“敌人”。在1768年民间的心态与行为其实在叫魂案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即便处于盛世，但在近代中国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冤冤相报为形势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