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散文无关的——好像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就很容易可以上升到散文的范畴。

    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 而散文又是文学世界里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

    “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是这些年来已经出版过的多种世界散文选中，较为别具一格、多少另有新意的一种。其新意就在于编选成集的角度不像过去一些选本那样是以国别分集，而是以作家个人成集。其作家总数，则不多不少，恰好是八位。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数字文化：八仙过海、唐宋散文八大家、武学八大金刚，甚至烹调术中的八珍丸子……都是古已有之。正是出于这种沿用传统的意识，深圳海天出版社前几年请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出版后颇获成功，现在余兴未尽，又约请我主编这套“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以期构成他们散文出版中的“双璧”。这便是这一套书的来由。

    世界散文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各国的散文文库也有其客观的存量，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与好恶为转移。如何选？选多少？是取其六，还是取其八？都不是一个绝对真理问题。而选这一些，不选那一些，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本套书所选的这八位，我只能说是根据我个人对世界散文历史的认知，选取了我心目中较有影响、较有广泛声誉者。而在思想艺术风格上，则选取了较大程度上投合更广泛读者的口味者———也就是说，力求避免过于保守或过于前卫。这种选法实不敢期望能获得所有行家知者一致赞同，至于这八位散文家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风格，已分别由各卷的编选者加以论述，就用不着我再赘述了。

    倒是有一个问题，这里必须着重加以说明，那就是：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因为，凡读论散文者，凡编选散文集者，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只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阅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至少也起着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阅读者的散文理念、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源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以及我周围人群的经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在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上，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 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传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园林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练，通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所以，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也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

    现在，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里士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其用于人类各种活动中不外记事、论说与歌咏等各种形式，并由此自然而然地讲究到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以及修辞学的运用，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那么它们离散文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散文无关的———好像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就很容易可以上升到散文的范畴：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便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便有了嵇康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便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 便是一张写得很讲究的公文告示，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也不过是写得义正词严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的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 而散文又是文学世界里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世界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做基础，小说与戏剧这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可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 《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 《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 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 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 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而散文的写作则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人际关系及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辨的热情； 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皆可成为散文佳品。

    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化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去，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为散文，又称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可说是构成了散文王国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识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形象性、堪称经典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