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内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的逐步展开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出场语境,语文课程文化基本理论研究得到不断深化、语文课程文化的现实状态审视受到关注、语文课程文化的建构研究逐渐增多。但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存在“外围化”倾向,对其文化特质的研究比较薄弱;研究“思辨式”范式居多,实证性研究和操作性研究较少。因此,应加大力度研究语文课程文化在母语方面的独特基质、尽快确立语文课程文化的分析框架及研究范式,从而彰显语文课程文化研究对于语文课程理论建设与课程改革实施的独特意蕴。
一、背景与概况
国内语文界开展语文课程文化研究是近几年的事情,并从2001年第八次课程改革开始,逐渐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其研究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一是伴随课程文化研究热潮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爆发了“文化”热潮,受其影响,国内关于教育文化、学校文化的研究相继出现。作为教育文化和学校文化重要内容的课程文化逐步进入人们的研究视线。例如刁培萼主编的《教育文化学》列专章考察了学校课程文化的传播功能和机制。郑金洲的《教育文化学》明确把课程文化作为学校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来研究。此后,不断有新的关于课程文化的研究专著出现。如郝德永著的《课程与文化》围绕课程作为文化传承工具这一命题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在赋予课程文化品质的基础上,阐述了一种着眼于文化批判与生成的建构性课程文化模式。王德如《课程文化自觉论》论述了课程文化自觉的建构以及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实现途径。余强翻译的《课程文化》在分析美国六种课程文化后,阐述了一个全新而完整的课程文化分析框架以及如何在未来理论探究和课程改革中应用这一框架。伴随国内课程文化的研究浪潮,语文课程文化的有关文章和论著开始逐步出现,并延续至今。
二是应国内第八次课程改革的要求。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述给语文重新定位,强调了语文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实现了质的飞跃,也催生了“语文课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观点。人们开始关注语文课程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探寻语文课程背后的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不断思索语文课程如何拓展学生的新文化视野。他们一方面重视语文课程本有的文化传承的本职,探索如何处理好经典作品与大众作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更加关注语文课程文化的独特基质。于此引发了一股从文化角度考察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性、文化建构等的理论研究热潮。
三是由于对课程的认识视角的转换。伴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人们对“课程”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入和多元化。特别是从“课程开发”到“课程理解”研究范式的转换,再加上文化研究把课程改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意图揭示课程改革的实际运行和存在方式,力争为人们正确理解课程改革和采取恰当的行动提供有效的指导。这就为人们研究课程的文化开辟了新的视角。对课程改革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理论发展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加强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是课程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从这一角度看,语文课程作为“理解课程”以及语文课程改革的文化意蕴就自然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二、成绩与进展
本文重点检索了截止到2009年10月的CNKI数据期刊库,收集到了关于语文课程文化的论文30多篇,并在参考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对我国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概括地说,研究的成绩与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文课程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得到不断深化
1、语文课程与文化的关系
“语文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是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绕不开的命题。研究主要围绕这种关系以何种方式存在,又如何处理和实现展开。大部分学者认为,文化是语文课程的母体,语文课程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化传承的工具。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基本的认识曲解了语文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导致语文课程文化本体地位的缺失。提出“语文课程与文化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决定了课程的内容与范畴,没有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另一方面,课程又形成文化,为文化的传播、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途径,没有课程,文化便成一滩死水,终将枯竭。”[1]还有研究者认为“语文课程作为文化的特殊载体,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汇的地方,是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的地方,是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相吸纳的地方,是书本文化和生活文化融会贯通的地方。语文课程自然会产生自己的文化。语文课程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2]
2、语文课程文化概念的厘定及特征
由于语文课程以及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研究者学习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同,研究者对语文课程文化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人从静态的意义上来看语文课程文化,认为“语文课程文化是语文课程形态和实践活动中体现的规范、价值、信仰和表意象征符号符合体”。也有研究者是从语文课程的独特性着手,从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语文课程文化,认为“语文课程是一种文化建构过程,从动态意义上考察‘课程’与‘文化’的内涵才真正让课程成为一种文化,即课程文化,才真正还原了‘课程’的文化本体地位”。[3]P147还有研究者既考虑静态意义的语文课程文化,也考虑到动态意义上的语文课程文化。认为“语文课程文化不是‘语文课程与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是‘语文课程’与‘文化’两个词的内涵黏合,而是一种具有学科独特性的教育学化的文化形态。既包含静态意义的文化,也包括动态意义的文化构建过程和人的体验成长。”[4]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再纠缠于对语文课程文化的概念的界定,而是侧重从语文学科的独特性解读语文课程的文化基质。
语文课程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传承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针对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及特点,国内很多学者作了深入的研究。如曹明海教授提出语文课程文化的“整合性、体验性、理解性[3]P156-163”特征;吕映老师概括了语文课程“语言文字的文化品格、课程自身的文化属性、生命提升生命实现过程[5]”等三个方面的文化品质;孟祥英等提出语文课程“作为文化性存在的教师与学生、作为文化性特征的语文教材、作为文化过程的语文课程实施[5]”等三方面的文化内涵;陈金才老师将语文课程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一种感性教育为特征的文化、一种以‘诗性’教育为特征的文化、一种以情感教育的文化[2]”。
3、语文课程文化的具体形态
语文课程文化作为一个综合的复杂体,其具体形态有很多。比如语文教师文化、语文教材文化、语文课堂文化、地方(民俗)文化与语文课程、民族(传统)文化与语文课程等。
(1) 语文教师文化
教师文化是指教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语文教师作为语文课程改革与实施的关键,从教育文化学的视野来思考语文教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自然具有特殊的意义。有人认为新课程下的教师文化研究要考虑教师承担的诸种角色及表现。如谢荷青从教育文化学的视角出发,设定教师是基于一个“文化代理人”的角色出现的,并以这一角色特质作为一个基点进行教师文化的研究,试提供一个可行的教师文化研究领域。他结合语文课程,一方面,教师要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总结反思个人的教育教学经验,保持教师个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教师要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能力,不仅自觉检视自身文化,还要有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与批评的意识和能力,这些都构成了教师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新课程下,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具备“自我更新”的文化自觉能力。这是一种教师自身进行文化理解、批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觉”的特殊文化活动方式。语文教师作为“文化代理人”[7]角色的思考在新课程中的大背景中是具有关注与研究的价值的。还有研究者认为语文具有天然的弹性,不同水平的人教出来的语文课文化味儿不一样。一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教师教出来的东西要丰富一些,深刻一些。新课程对老师的文化底蕴要求很高,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博学,多读书。其实,教师教的过程也是文化底蕴生成的过程。
(2)语文教材文化
教材即课程,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是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曹明海教授对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做过专门研究。他认为:语文教材作为一种文化的构成,一种对象化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是把语文教材作为特定的文化存在形态,对其本体进行文化的营构与编制,即对语文教材进行文化设定,赋予它一种文化主体地位,使其具有文化的特质与品格。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理念,即打破把语文教材只作为社会文化传承工具的逻辑、机制与旨趣,使语文教材成为一种文化的、培育的、开放的文本建构。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模型,就是摒弃知识型教材体系,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主线,化教材的知识结构形态为主体的生命活动形态,强调教材服务于学生主体的学习活动功能。语文教材的“人本化、生活化与活动化”[8]等文化建构模型,是语文教材文化建构新理念的必然所指,无疑有助于推进语文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与创新。
孙伟强老师针对语文教材中外来文化的问题,提出“中小学教师学习外来文化知识,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挖掘课文中的文化知识,使学生充分了解世界各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以及思维方式,从而对自己有启发、有触动、有感悟、有共鸣、有交融、有深化和升华,在作品的思想内化后,在心理图式的解构后,进行价值观念的再建构,道德修养的厚培育,思维方式的更新和拓展,有效达成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人文素养的培养”[9]。
(3)语文课堂文化
课堂文化是语文课程文化的重要部分。许海霞、吴运友指出“语文教育是文化精神建构过程,语文课堂教学是一种最基本、最广泛、最普通的文化体现形式,新型的语文课堂教学应充满生命活力,语文课堂教学应努力构建‘体验’文化、‘融合’文化、‘对话’文化、‘质疑’文化,让语文课堂充盈化精神,显示文化特质,发挥文化功能”[10]。潘冠海老师从语文课堂切入,从理解和生成两个视角来思考语文课程文化在课堂层面上的构建,反思并积极寻求构建课堂层面语文课程文化的路径,营造一种新型语文课程文化。认为应“将理解贯穿语文课堂以现人文化,将生成贯穿于语文课堂以创生文化”[11]。
(4)地方(民俗)文化与语文课程
李学老师认为“地方文化是语文课程创生的重要环境,明确地方文化与语文课程资源的内涵,认识开发地方文化,语文课程资源的意义与指导思想,是有效开发地方文化语文课程资源的先决条件,也是拓展语文课程内容、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变革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关键所在”[12]。唐群老师从语文课程资源的概念和意义出发,认为将客家文化纳入客家中学语文教学轨道,利用客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引入中学语文教学过程,是可取之道。并提出了三种途径[13],即语文教师应该树立本土文化意识,将客家文化的精髓与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培养目标结起来,将之渗透进语文教学中;采用编写校本教材的方式对客家文化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利用;建立一个多层面多渠道的地方文化信息通道,使学生拥有获得语文知识的乐趣,变“要我学语文”为“我要学语文”,直至“我会学语文”。
(5)民族(传统)文化与语文课程
语文是汉民族的母语教育课程,自然不能忽略民族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与语文课程的研究也成为人们研究的关注点。语文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重视并发展民族文化教育,既是学科的性质所担负的责任,更是历史赋予的神圣职责。那么,我们语文学科怎样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去滋润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学生的发展奠基。陶月梅老师提出了四点建议,即“要十分重视汉字汉语这一民族文化载体的积累;要强调在语文课程中发展民族精神,形成良好的个性和人格;要承传语文教育教学方法的民族文化精华;要以民族语文为基础,重视吸收各民族的文化”[14]。
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语文课程与传统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语文课程的关系方面,叶波、范蔚基于文化认同视角,认为“语文课程与传统文化是互相诉求的,应该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加大传统文化在语文课程中的比重。在实施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熏陶,以文化解读文化,并能做到‘破’与‘立’相结合,从而发挥语文课程的文化功能,加强国人的文化认同感与精神归属感”[15]。语文课程应该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吸纳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与价值,使学生在获得、保持与创新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思想纳入自身的心理结构之中,从而增强其文化认同感。这不仅是课程自身的功能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立足自身、面向世界发展自我的现实需要。也有研究者更注重语文课程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如陈秀春认为“文化传统渗透在语文课程的设计、实施和评价的各个方面,但它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和复制传统文化,而是以主体的自觉意识反作用于文化传统,实现文化的再创造与再建构,即按照它内在的文化要求去选择、传递传统文化,在文化的选择与传递中实现文化的整合、创新与超越”[16]。
(6)大众文化与语文课程
一般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表现手段、按商品规律运行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大众文化引发了学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消遣文化以及“读图”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丰富了语文课程,但同时也带来了冲击。罗美洁、熊昌萍分析了大众文化进入语文课程的合理性,即尊重多样文化的需要、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的需要、丰富课程内容的需要。还提出了将大众文化正式引进语文课程应注意的问题,即“大量接触大众文化并提高理论素养、能对大众文化作品进行‘再加工’、 转变教学方式”[17]。
(二)语文课程文化的现实状态审视受到关注
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在理论上获得了不断深入的发展,那么现实的语文课程文化又如何呢?不少研究者对当前语文课程文化的处境进行了审视和反思。如陈金才以文化的视野对当前的语文课程进行整体观照,认为语文课程文化与新课程改革的不协调性尤为突出。他提出了四个缺失[2]:缺失‘标准’的语文课程标准、缺失‘价值’的语文教科书、缺失‘人’的语文课堂、缺失‘尺度’的语文课程评价、缺失‘个性’的语文课程活动。潘冠海老师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考察语文课程文化的内涵后,认为新课程改革中语文课程文化的建设问题依然回答的很含糊。一方面表现为茧式化课程取向,即语文课程在长期以来在‘主义化’逻辑与‘性化’逻辑的影响下,将自身复杂、生动、活跃的现象简单化、凝固化、封闭化,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僵化逻辑。另一方面表现为固守化,即缺乏批判性和超越性,特别是语文教材常常容易选择一些凝固化的内容,简单地将语文课程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特点过分强调,在功能上凸显维持、传递、加工的作用[4]。
屠莉娅立足于当今语文课程,带着“学生究竟体验着何种课程文化、这些文化如何潜在地对他们施加影响、他们又在其中担当何种角色”等问题,从对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及其课外阅读辅助材料的抽样分析出发。对涉及人物主题的文章进行归纳,尝试分析教材所反映的课程文化意蕴,并试图探讨能够反映真实世界及其人性的反思批判性课程文化的途径。提出了要从发现被隐藏的他者世界和人性开始,打破现有语文课程文化所存在的完人的模型、生活的镜像、发现生活选择的代价,进而完整地认识他者世界,并以此为中介,最终进入自传反思式的自我关照,实现课程文化和学生角色的“自我”转型,实现课程最终为学生自我的真实生活服务[18]。
语文课程所蕴含的文化与文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赵才甫针对语文课程载体中的文化内容、语文课程实施中的教育文明、语文课程编制中的机制文明、语文教育理论的思想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归纳,文本内涵:滞后现代文明追踪;文本架构:模糊民族传统文化记忆;文本解读:悖离现代教育文明准则;阅读指导:缺少语文文化价值指导;教学活动:缺失理性文明钙质[19]。
(三)语文课程文化的建构研究逐渐增多
从研究者对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者不满足从普遍意义上来研究课程文化,而是希望紧紧抓住语文课程的独特性来认识、理解、建构语文课程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语文课程,与单一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语文课程具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只表现在语文课程文化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特征,更表现在语文课程文化自身建构的品质与属性。因此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来重构语文课程文化。
曹明海教授关注语文课程作为文化主体存在的意蕴,认为语文课程应该承担的是文化建构的使命,提出要求语文新课程以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建构一种生命形态的、过程性的、富有超越品质的文化运行模式,树立语文新课程的文化建构观[20]。即建构语文新课程的生命形态(一种价值取向观)、建构语文新课程的过程模式(—种文化过程观)、建构语文新课程的超越品质(一种文化反思观)。很显然,这种研究已经更多的是从动态的视角来探讨语文课程文化,充分关注汉语文课程以其特有的汉语言魅力和内在的文化蕴涵及情感动力,希望赋予个体生命以价值、尊严、自由和意义,赋予汉民族以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创造力。
潘冠海老师也提出应抛弃语文课程简单作为文化传承、复制、传递的功能,建构一种内在更有助于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语文课程文化。即在取向上,建构关注生命的语文课程文化。因为具有生命意识的语文课程,关注的是人的内在尺度,追求的是人的生命的内涵与意义,强调人的自在性和主体性。在过程上,建构重在理解的语文课程文化。动态意义上的文化,更能体现语文课程的文化特征和品质。语文课程文化更应关注文化的建构过程和学生的理解;在态度上,建构分享和反思的语文课程文化。语文课文化倡导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进入一个共同的文化建构过程。以合作者的身份,一起分享预设的定向性语文学习,也一起分享未预设的伴随性语文学习[4]。
谢兰荣老师考察了传统语文课程文化变迁,认为传统语文课程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息息相关的;也考察了近现代语文课程文化,认为近现代语文课程受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文化影响较大,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文化特征。提出语文课程文化一方面要敞开心扉、广纳百川,拥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应该坚守语文课程文化的基质,树立起新时代语文课程文化精神的新境界,并处理好两个基本关系,一是应用文与美文的关系;二是精英、经典作品与大众、时尚作品的关系[21]。
陈金才老师反思当今语文课程文化不协调因素后,认为必须建立起充满活力的新语文课程文化,并提出了几个着力点,即进一步强化新语文课程观念、建立和健全新语文课程制度、努力提高师生对新课程文化的适应能力[2]。
有研究者关注语文课程文化的更微观层面的课堂文化构建,认为语文课堂教学是一种最基本、最广泛、最普通的文化体现形式。新型的语文课堂教学应充满生命活力。语文课堂教学应努力构建“体验”文化、“融合”文化、“对话”文化、“质疑”文化,让语文课堂充盈文化精神,显示文化特质,发挥文化功能[10]。王化民老师在对新课改背景下中学语文课堂文化做了诠释后,提出新课改背景下中学语文课堂文化构建应注意的问题,一是承前启后,做好新旧课堂文化的过渡工作;二是崇尚文学,丰富语文课堂文化的文学意蕴;三是整合资源,构建多元共生的课堂文化[22]。
三、评价与前瞻
国内近年来关于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的角度比较广泛,领域也比较宽,内容比较丰富,有些观点比较新颖,为我们研究语文教育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借鉴,但综观这些研究,仍然发现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为:
第一,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存在“外围化”倾向,关于语文学科课程文化特质的研究比较薄弱。由于“文化”一词的复杂内涵,人们集中在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来切入研究。静态的研究注重语文课程文化作为“信念系统、价值观、行为、语言、艺术表达、权力关系和课程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即关注的是语文课程形态和实践活动所体现的规范、价值、信仰等;静态的视角意在把语文课程看做文化过程,突出语文课程的文化建构过程和人的体验成长。从目前已经开展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于静态的研究,少数着力于动态的研究。换而言之,针对语文课程文化在语文学科的得天独厚的文化基质研究不多。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课程,它背后都体现了文化,蕴含着一定的规范、价值和信仰。但是,语文学科作为汉民族母语学科,它与文化的关系更加特殊。但语文学科对于语文课程文化的独特文化基质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方面,这样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第二,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思辨式”范式居多,实证性研究和操作性研究比较少。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研究存在着过度“经验描述”的现象,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也沿袭了部分缺点。从目前开展的研究来看,大多停留于经验描述或者理论论证阶段,主要采取的是思辨式研究范式,侧重于语文课程文化应然方面内容的理论演绎。相比之下,运用实证方法开展的实践性研究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态意义上的语文课程文化存在建构性、动态化等特点,很多人认为这东西有点“玄乎”,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很难把握。这就需要加强实证研究,在进行理论推演的同时注重操作性研究的展开。
对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做个梳理,就是要总结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的成绩,发现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的问题,找到将来研究语文课程文化发展的可能空间。通过整理目前关于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的成果,分析目前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语文课程文化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仍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加大力度研究语文课程文化在母语方面的独特基质。从已有的研究看,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这样的发展过程,即语文课程从被视为“文化模塑的工具”、“文化选择的过程”到“文化改造的手段”、“文化建构的过程”,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语文课程逻辑范式的本质转变。除了语文课程在传递、复制、选择、改造文化上的功能和意蕴外,其在人的“文化化过程”、“主体文化建构”上的功能和意蕴更值得研究,也是必须加大研究的。比如,语文课程文化的文化基质和文化品格是什么?语文课程文化在引领人的文化建构和体验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语文课程文化未来的走向究竟应该如何?如何立足于汉母语语言文字的特点、语文课程文化的本质属性来彰显语文课程文化的独特意蕴?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一方面是基于语文学科的特性,另一方面是旨在培养人的语文素养上有所作为。笔者认为,关于语文课程文化的自主性(作为文化主体的价值取向、自我完善和提升功能的发挥)、培育性(着眼于人的发展,以生命的自我实现为内在本质)、超越性(引领时代、先锋文化的导向以及新文化的创生)将是将来需要加大研究的,也是要着力彰显的。
二是尽快确立语文课程文化的分析框架及研究范式。明确有序和成熟规范的研究框架不仅是语文课程文化研究者获得最大可能地对话、交流、深化问题探讨的理论平台,也是实施者实践语文课程文化构建的理论指引和有力支撑。已有的关于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视角多、层次复杂,有点“乱花迷眼”之势,一方面体现了语文课程文化研究的初步繁荣 ,但有透露出语文课程文化研究在研究和分析框架上的含糊和不确定。笔者认为,应尽快确立相对完整和清晰的课程文化研究分析框架。比如构建相对完整的包含“引语、印象、观点、历史、学生、教师、内容、情境、规划、评价、实践困难、批评[23]”等在内的理解和分析语文课程文化的框架。此外,由于文化学的复杂性,“在诸多的课程文化研究和实践中,往往只是从局部或片段来考察课程文化,造成课程文化的整体割裂,从而无法发挥课程文化在实践中的引领作用”[24]。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语文课程文化的时候,应该意识到文化研究这种全新的综合性视角和途径。因为它是应用当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最新成果,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语文课程、分析语文课程文化的制约性、揭示语文课程文化的特质、探究语文课程文化的要素的。
总体而言,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对于语文学科来说,不仅具有明确的实体内容,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关注语文课程,将会在语文课程的理论建设中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语文课程实施和推进改革中扬帆护航。
注释:
[1]吕映.语文课程的文化研究: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8期.
[2]陈金才.文化就是力量:论语文课程文化的建构[J],语文教学通讯,2007年第11期.
[3]曹明海.语文教育文化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147页.
[4]潘冠海.语文课程文化的检视与建构[J],教育评论,2007年第3期.
[5]吕映.语文课程的文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走向[J],现代教育论丛,2007年第6期.
[6]孟祥英、王娟.论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7]谢荷青.论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师文化——从文化代理人的角色谈起[J],考试周刊,2008年第26期.
[8]曹明海、史洁.语文教材的文化建构理念与模型[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孙伟强.课程文化:语文教材中的外来文化及其价值[J],新课程,2009年第8期.
[10]许海霞、吴运友.语文课堂教学文化构建的理论与实践[J],理论探索
[11] 潘冠海,.理解与生成——从语文课堂审视语文课程文化建构[J],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第12期.
[12]李学.论地方文化中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3]唐群.客家文化与中学语文课程资源的拓展[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4]陶月梅.简论新课程语文学科的民族文化教育[J],语文教学通讯 2004年第10期.
[15]叶波、范蔚.从文化认同视角看传统文化与语文课程的关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
[16]陈秀春.语文课程:文化传统的整合与创新[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17]罗美洁、熊昌萍.大众文化与语文课程[J],河北教育,2006年第2期.
[18]屠莉娅.从“他者”到“自我”:试谈语文课程的文化转型[J], 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12期.
[19]赵才甫.在路上:行走中的语文课程改——语文课程中的文化教育与教育文明[J],语文教学通讯,2009年第6期.
[20]曹明海、陈秀春.语文新课程的文化建构观[J],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1期.
[21]谢兰荣.新时期语文课程文化的重塑[J],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4期.
[22]王化民.新课程背景下中学语文课堂文化的诠释与构建[J],甘肃教育,2006年第11期.
[23][美]帕梅拉•博洛廷•约瑟夫等著,余强译.课程文化[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
[24]王德如.课程文化自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注: 《回眸与前瞻:语文课程文化的研究现状及反思》,作者:邱福明,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大参考》,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