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苦心经营的随便

                             鲁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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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尤其他的散文，是公认的文人散文，没有空泛的说教，也没有宏大的题材，字里行间都是一个文人的趣味所在。他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

他因此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每一篇文字，都自觉吸收着传统文化，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他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这期间受到当时担任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所以，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很轻易地就读到了沈从文的气息，那些文字，一如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散文，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他与沈从文的师承关系。

汪曾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极富地方特色。他的作品在疏离中中透出凝重，在平淡中显示出奇异，风致清逸灵动，篇篇都是让人拍案叫绝的佳构。

汪曾祺同别人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师承沈从文先生时期，他在那里接受了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时，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他们的身上，他耳濡目染学到了他们的精髓。尤其不同的是，他同那些大学者不同，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从《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中，学到了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时期的散文传统，从晚明小品中领略到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当然，他的文化修养，还在于在他是拥有2000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出身，他有一个琴棋书画，诗歌辞赋样样皆通的父亲，家教熏陶就可想而知了。

汪曾祺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这些贯穿他一生的曲曲折折的沧桑经历，使他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古训，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散文小说。不论是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还是小四合院的京城韵味，他都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的散文随心所欲而不滥情，传达的是一种情调，一种趣味。 他的语言很少诗文辞赋典故，偶尔用时随手拈来，不着痕迹。他自己说：“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家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形成，也缘于他对人情世故的超然心境。他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时间里，造反派让他画一套马铃薯图谱，他就认为那简直是一段“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马铃薯，然后就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这样的冲淡与达观，这样的超然物外，这样的淡泊境界，这样的心态，在那个时代真是不多的。

王安忆曾经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我们看下面这段文字，印证王安忆的话，是再贴切不过了：“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

是的，汪曾祺的作品，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没有题旨的玄奥深妙，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是超越章法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