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可以否定，目前国内唯一衡量“语文水平”的标尺就是学生中考和高考的语文成绩。假如我们丢掉这把标尺，那么，所谓的“语文水平”就百花齐放了。“人文论”派，“工具论”派，“语文味”派，“形式训练”派等等，可能每一派都会有自己的解读和答案吧？
（说明：本帖作者为方帆博士。方帆，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现任美国加州旧金山公立林肯高中双语系主任，担任该校中国语文课和高中生物课教师。曾任加州教育厅“中小学生中文课外阅读书目”编审委员，并主编旧金山校区的高中中国语文课程和课本。2001年获“加州最卓越教师奖”。目前在美国从事汉语教学，曾积极参加K12网关于程少堂语文味、《荷花淀》课、《咏雪》课讨论。方博士并非是称呼“语文味派”的第一人。）
（http://sq.k12.com.cn/bbs/index.php?t=msg&rid=0&prevloaded=1&th=209508&start=135）

这堂课自然也引起多家媒体广泛讨论，弹赞皆有。但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这堂课被共推为我国新课改后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代表性的课例。

例如成都七中教师母红梅曾在网上评价这堂课称：“这堂课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因此形成当代中学语文教学的‘语文味派’。”

例如在语文界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上海师大王荣生教授，在其主编的“高中新课程教师教育系列教材”《走进课堂——高中语文（必修）新课程课例评析》一书中对这节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程少堂的“《荷花淀》课例教学是别开生面的，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量是巨大的，对教学改革的突破不再是一般的教学方式的变革，而是‘教学内容的创生’。……执教者程少堂老师致力于打破对《荷花淀》解读的常规范式，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荷花淀》，独具慧眼，有所开掘，有所发现，并且，把它们化为课程内容在课堂上进行生动深入的演绎和妙趣横生的展开。这堂课，充分体现教师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的教学理念。在这堂课中，课文《荷花淀》在程老师那里只是教学的一个‘脚本’、一种‘道具’、一个隐喻，教学内容主要是由教师开发出来的。正是由于教学内容来自于教师的开发，渗透着教师的独特感悟、生命体验，因而教学的过程成为教师生命激活、情感荡漾、心灵放飞的过程，也由于教师生命情感和心灵的投入与融入，激发并带动了学生，教师与学生一起进入到一种心智活跃、激情勃发的亢奋状态，于是，教学过程也就成为师生情感交融、智慧展开的过程。教师是课程资源，学生也是课程资源，这一点在这一堂课中得到生动展示。”（王荣生主编：《走进课堂——高中语文新课程课例评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4页。）王荣生教授主编的《走进课堂——高中语文新课程课例评析》，把我的这堂《荷花淀》教学实录放在全书第一篇。

由此可见，一线教师和业内著名学者，都不约而同用“巨大”来形容我这堂《荷花淀》课的影响。

比王荣生教授这本书稍早一点，教育部语言文字报刊社、《语文建设》编辑部组编，由教育部语文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高中新课程语文教师读本”《高中语文新课标新课程新课堂》一书问世。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部语文课标组十几位专家撰写的《高中语文新课标解读》，一共七篇文章；第二部分是全国五套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语文版、苏教版、粤教版、山东版）主编撰写的《高中语文新课标教材的特点与使用》，一共五篇文章；第三部分是《高中语文新课程新课堂教学案例》，从全国各地精选了6篇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我的这堂《荷花淀》也是放在第一篇。

可见，十年前这堂课的影响的确非常之大，地位非常之高。连批评这堂课的学者也不得不认为：“程少堂老师执教的《荷花淀》课堂实录，作为新课程改革的典型课例，在一定范围内被认为代表了新课程语文阅读教学追求的方向。”（彭金红、黄伟：《语文教师与他的课程——试论教师对教科书选文的解读与阅读教学的关系.》，北京教科院《教育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的确，就一堂课而论，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语文界，要找出比这堂《荷花淀》影响更大的教学案例，是不容易的。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意义也很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从大学教育学副教授改行做语文教研员，短短几年后就在中国语文界如此快速地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主要是，或首先是，得益于这堂课。说是“一课成名”也不过分。

不过，对这堂课“作为新课程改革的典型课例，在一定范围内被认为代表了新课程语文阅读教学追求的方向”的看法，我自己呢，对此并不认同，岂止不认同，甚至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当然，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公开反对这种说法）。原因如次：

其一，我讲《荷花淀》，仅仅就是要面向深圳市全体中学语文教师，讲一堂大型公开课，当时没想到什么新课改。

其二，《荷花淀》是高中课文，我讲《荷花淀》的时候，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改刚刚开始不久（2001年秋季学期），我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们一样，对课本最厚、但课标最薄的《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还相当陌生。而按教育部规定，高中阶段首批进入新课改的时间是2004年。就是说，如果我要想把自己的公开课和新课改挂上钩，我应该上一堂初中语文课才顺理成章。

其三，这堂课的教学设计思想，和新课改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我一到深圳市做教研员，就想好了要找机会讲这堂课，具体说，我设计这堂课的教学思路，是在参加深圳市教研室举行的全国招聘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之后，就确定了的。那时，我还在珠海一高校工作，新课改还没有启动。

其四，我的《荷花淀》这堂课，当时甚至和我2001年提出的“语文味”概念也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说有关系，也是“语文味”和这堂课有关，而不是这堂课和“语文味”有关。我虽然于2001年上半年就已经在学术界首次将“语文味”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和研究，并就此发表了一篇千字短文，但当时我对“语文味”的重视多半出自学中文的人的一种本能或直觉，同时隐隐感觉到它和中国传统美学的某种潜在关联，对其深刻丰富博大的内涵，当时实际上还不甚了然。后来学界将“语文味”和我的《荷花淀》一课联系起来讨论，有人将《荷花淀》一课的特色作为所谓“语文味派”的教学特色，并命名为“文化语文”，得到我的首肯。《荷花淀》一课获得巨大成功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强化“文化语文”特色。简单点说就是，不是我明白了如何教才能教出“语文味”，才来教这堂《荷花淀》的，而是这堂《荷花淀》教得非常成功，大家认为这样教才有“语文味”，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语文味”内涵的深度阐释和不断丰富。

《荷花淀》一课在我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归纳起来至少有三点。

首先，这堂课奠定了我从事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正确方向。它让我从一开始就走上语文教育科研的正确道路——即不是先在语文教育理论上鼓噪“出名”，而是先在语文教育实践上即打造公开课、代表课“出名”。

第二，这堂课在我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点类似于《资本论》中的“商品”、动物学中的“细胞”等概念，换言之，它全息着或含孕着此后“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发展壮大的所有重要元素的萌芽。

第三，从这堂课也可以看出，我十多年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之路之所以是一条摇曳生姿之路，是因为这条道路本身，具备走过去就会绿草如茵、风景如画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特质——即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教学实践出发；不是只构想出一个名词概念，然后继续在也仅仅只能在自己个人的理性思维层面将其自我扩张，进而写几篇文章自我欣赏，而是通过自己的公开课教学实践，将自己从实践中得来的教学思想与一线教师和同行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讨论，在此基础上，来调整、深化、丰富自己的理论思考，进而又将相对成熟的理论思考成果运用于自己未来的公开课教学实践。通过这样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反复，将自己的理论思考、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协同式或捆绑式推进。这个过程，说得哲学一点，走的是一条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路线。说通俗点，就是展开实践和理论的两翼翱翔，所以能飞得更高。（这也是我曾把《两只翅膀的翱翔》作为深圳市高三年级统考作文试题的“生命体验”之所在。）

由于我走的道路方向正确，科学，所以，在中国语文界，论教课，也许我不是最好的；搞理论，也许我也不是最好的。但我现在完全有自信可以引用外省一个省会城市正高级教研员称赞我的话说：在将自己的语文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相结合方面，在中国语文界，程老师是数一数二的。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当时我讲这堂《荷花淀》课，主观上是和新课改无关的。没有新课改，我也肯定要面向深圳全市中学语文教师，讲这堂《荷花淀》课。

《荷花淀》一课，只与我的生命和生命体验有关。

顺带说一下关于《荷花淀》一课的“花絮”。2002年三月下旬，我组织全市高中语文教师，在深圳中学举行全市高三语文复习观摩课活动。我安排了梅林中学张汇汇和深圳中学W两位老师主讲，张汇汇讲“连贯”，W讲文言文复习。W老师很会讲课，有激情，很幽默，风格潇洒，课也讲得有深度。年轻女教师张汇汇则讲得更中规中矩，更像复习观摩课，课讲得滴水不漏。听课间，我征求听课老师的意见，老师们说，论功底，当然W好；论复习课，张汇汇的课对一线教师启发大些。这和我的看法一致。W老师当时在参加广东省骨干教师培训学习。评课时，我先表扬W老师讲得好，并列举多条优点具体表扬，最后说，W老师已经是市级省级名师了，我就不多表扬了，下面我多表扬一下年轻人。于是就根据复习课的宗旨、听课老师的意见以及我个人的看法，重点表扬了张汇汇的复习观摩课。我是有话就要说的人。评课最后，我讲了一句完全是“画蛇添足”的话，我说，两堂课都不错，但如若大家非要问我更喜欢那堂课，我就要告诉大家，我当然更喜欢张汇汇老师的复习课。

其实这句“画蛇添足”的话，谁也不会问我，是我自己要说的。这样的话，当属我这样不是不够狡猾，而是彻头彻尾一点都不会狡猾的人，才会这样得罪人说出来的。我知道讲出来就得罪人。但是我不讲就不舒服啊。

深圳中学W老师觉得我表扬他不够，自然不大高兴。散会时，深圳中学科组长吴敬东老师走过来，也低声表示不满，说：“程老师，你总是批评我们，我们忍了很久了。”

吴敬东的这话有些来历。实际情况是，老教研员2000年退休时特地告诉我，以深圳中学为首的几个重点中学语文科，老不参加市里的教研活动，要用力扭转。接手后最初的那几年，我开始大力整顿，我整顿用的是一个“土”办法，也是我能使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发挥到极致，即在全市中学语文教师大会上多次地、反复地、连续地、不留情面地拉下面子痛批深圳中学为代表的几所市重点中学语文组，甚至连“你们牛什么牛，你们在一流学校工作，就像我当教研员一样，只是来得早机会好，把好位置占了，但你不要以为你们在一流学校教书你的水平就是一流的，深圳最好的语文教师根本不在你们这几个学校”这样伤人的话也经常性地讲。（相应地，那些年我在大会宣传胡立根及其所在学校红岭中学语文科组最多，宣传的力度也最大。自此，胡立根在市内的知名度迅速扩大。）所以那几年几所市重点中学有的语文老师最恨我。不过，骂归骂，一有机会，我就会给他们，比如2002年评定深圳市首批学科带头人，深圳中学语文组报的两个老师，论文都不合乎要求，最后评上的潘树森老师，论文最高级别是《深中教研》，就是他们学校自己的杂志，但我坚持深中要有一个，把他有国家级骨干培训班的录取通知（由于带高三没有去学习）作为重要依据力争，所以最后潘树森评上了。隔两年，评定深圳市第二批学科带头人，深圳中学语文组长吴敬东入选。2005年，根据上级要求派骨干教师到香港指导语文教学，去的人，家里工资一分不少，香港每月另给15000港币，两年时间30万，那时港币值钱，我也派深圳中学吴敬东老师去了。前两年评深圳市首批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深中王木森的材料报上来了，我是评委之一，坚持深中要有代表，就评上了。这次评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语文学科评了5人，市直中学占了4人，其中三人是以前我经常痛批的市重点名校的老师。

回头接着吴敬东的“我们忍了很久”的话头说。我对吴敬东说：“我今天没有骂你们啊，只是说两堂课都不错，大家和我更喜欢后一堂课。”然后我一字一句道：“看样子你们想骂一下我啊？好，给你们一个机会，下周我来讲一堂课，我面向全市中学语文老师讲，给你们骂。”吴敬东马上说：“你要上公开课，我把深中最好的班给你，给我带的超常班。”可是等我上课头两天，上课班级的语文教师、湖北宜昌老乡张可喜（复旦新闻系研究生，现已退休）来电，吞吞吐吐地说，程老师啊，我替你担心啊！我说你担心什么？张可喜说：我这个班是最差的班。我说我这堂课讲法比较深，吴敬东不是说把她教的超常班给我的吗？怎么给最差的班？张可喜不吭声。我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便问张可喜，如何差？张可喜答：“上课很死的。”我有数了。我说，谢谢你提醒，你放心，我有办法把死的搞活，再说你们深中的学生从整体说是深圳最好的学生，你们的学生要是死，那别的学校的学生就不要活了。那时深圳市教研员还没有讲公开课的，我是第一人，所以一些好朋友，就私下劝我不要讲（许多朋友劝我不要讲这堂公开课，想必当时不少人是等着看我的笑话的）。例如当时深圳中语会副会长、深圳中学初中语文科组长薛安康老师（一个很有个性、很有思想也很有激情的老师，已退休五年），跑到我办公室劝我：“老程，这堂课，你不讲是上策，你讲好了是中策，讲得不好是下策。”深圳中学另一个语文教师、市学科带头人潘树森到我办公室，我把薛安康劝我不要讲的话给潘树森讲，潘则说：“那不行，你不讲不行，而且还得讲好。”我跟潘树森玩笑说，你这家伙心肠不好，想逼我跳楼啊。

他们都不了解我的性格。我是说一不二的人。不就是讲一堂课嘛！比起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讲一堂公开课有什么了不起的？讲得好，我再接再厉；讲得不好，我下次再来！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经典课例《荷花淀》诞生了。

听完课，薛安康给这堂课打了90分。我说老薛你扣的分是什么分？薛安康说：“讲课总不能打满分嘛，本来你这堂课可以打95分，扣的5分是你讲课时老表扬我们的学生好。”实际上不是我故意表扬，深中的学生就是好啊。我后来常常以此为例，提醒重点学校的老师身在福中要知福，我说你们教的学生聪明，教学过程中你们能体会到“教学相长”的乐趣；可是生源差的学校，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体会的是“教学相蠢”啊，因为他们提的好问题，学生答不出来，时间一长，老师就提不出好的教学问题，自己也慢慢变蠢了。

薛安康打的这个分数，语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一的《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第127页有记载。

（2014年7月26日14:58:57）

（原题：纠正关于名课《荷花淀》的一个误说，顺便讲点此课背后的花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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