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北大勺园举行成立仪式暨研讨会,嗣后在《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4日)刊出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温儒敏、胡军、陈平原等八文,总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笔谈”。我在《权当“编后”》中称:“成立一个虚体性质的研究中心,以学术课题为纽带,联系众多校内外学者,综合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想、学术、教育等,这在作为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北大,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具体操作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学术创新’、‘世界一流’、‘人才基地’等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套语外,该中心的宗旨,还有这么一条:研究艰难中崛起的‘二十世纪中国’,希望在重铸‘民族魂’以及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及文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了解北大的历史传统及其现实处境的读者,当能明白这句大白话背后隐含的学术‘野心’。”
今天回望,终于明白当初所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志趣、激情、想象力以及严谨求实精神的事业,同时也很可能是一条布满荆棘与陷阱的坎坷之路”,确实很有预见性。所谓“坎坷之路”,没有踏上之前,说起来很轻松,明显地低估了其“挑战性”。这里不说该中心组织的诸多学术活动以及召开的各种研讨会,就谈三种系列出版物:《现代中国》集刊、“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以及“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是如何迅速崛起而又逐渐衰落的,还有就是这背后蕴含的思想及学术潮流的转移。
总共刊行了15辑的民间学刊《现代中国》,由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先后得到湖北教育出版社(一至五辑)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六至十五辑)的鼎力支持。在《民间学刊的可能性》(《北京青年报》2014年7月20日)中,我谈及此集刊的特色、贡献与遗憾。至于停刊原因,在《告别<现代中国>》(《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1日)中有如下表述:“邀请著名学者‘友情出演’,一两次可以,多了是不行的;若是青年教师,为了人家的前程,好文章必须鼓励其投给‘一流刊物’。这样算下来,要想办好《现代中国》,不说‘绝无可能’,也是机会甚微了。”虽然2012年4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将《现代中国》列为CSSCI集刊,高校教师在上面发文章,勉强可以“算分”了,可我还是决定放弃。“原因是,一旦进入这套‘游戏’,为了适应‘规则’,必定变得亦步亦趋,患得患失,很难再有独立寒秋、挥洒才情的勇气。说实话,这套以制定计划、申请课题、编列预算、花钱报账为基本程序的‘学问’,非我所长,也非我所愿。”
对于今天中国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来说,“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再是可以随意挥舞的大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间学术已然全面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第一,计划学术——以课题为中心,以经费为标志;第二,集团作战——强调领军人物与协同创新;第三,国家认定——从刊号控制到刊物等级;第四,数量优先——配合大学管理的数字化。想想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人的英姿,如创办《新民丛报》《民报》《国粹学报》,还有《新青年》《学衡》《语丝》《独立评论》《禹贡》《食货》等,或议政,或论学,都是自立门户,激扬文字。这样的风采,以后很难再现了——读书人都被课题、经费、职称、荣誉等压垮了脊梁,不好意思再“呐喊”与“彷徨”了。
前些天在北大开过了《现代中国》停刊座谈会,剩下的,就是如何善后的问题。最简单的,莫过于将第1¬—15辑的目录挂到网上,以便读者了解此“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集刊。接下来呢,若出版社能提供电子版,则争取进入数据库,以便研究者检索与阅读。很多年前,清华同方来人要求将《学人》文章全部录入,因无法征询所有作者版权,我不敢贸然答应。事后证明,如此矜持,有很大的遗憾。因为,对于今天的年轻学者来说,无法检索的论文是“不存在”的。第三件想做的事是,将好几次圆桌会议的“论学纪要”集结成书,留一个纪念。至于专业论文,因版权属于各位作者,不想编“精选”之类的书籍。
相对来说,那两套雄心勃勃的丛书,更能体现我们的志向、趣味与困境。2002年起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希望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备受推崇的“专著”,但借此勾勒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这篇丛书的总序,曾以《立足反省的学术史》为题,刊2002年9月18日《中华读书报》: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说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经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即便是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套丛书的立意、宗旨与编辑思路,还是站得住脚的;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者阵容强大。以2002—2008年间先后刊行的十五种为例:罗宗强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张宏生等编《古代女诗人研究》、吴承学等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周勋初编《李白研究》、庞朴等编《先秦儒家研究》、褚斌杰编《屈原研究》、吴国钦编《元杂剧研究》、葛剑雄等编《历史地理研究》、王小盾等编《词曲研究》、徐朔方等编《南戏与传奇研究》、瞿林东编《中国史学史研究》、刘泽华等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乐黛云编《比较文学研究》、汤一介等编《魏晋玄学研究》。我相信,今天即便是“国家级”的科研中心,要动员这么多著名学者来做这件事,也都不是很容易。而当初,这套丛书竟然是我与一个地方出版社合力扛起来的。
当然,也正因为是“非正规”、“无资助”、“民间化”作业,时间及精力没有保证,以至未能一鼓作气,达成既定目标。等到出版社效益锐减、人员调换,后面几种书稿(包括我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周作人研究》)就只能胎死腹中了。顺便说一句,这套“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丛书,以目前的学术眼光,依旧值得重印或续编。或许,这就是民间学术的宿命——因系“业余”且各自为战,无法集中精力,更谈不上全力以赴。与政府主导或大学支持的轰轰烈烈的“重大课题”相反,民间学术的特点是很有创意,不拘格套,但因人力物力所限,多成了“半截子工程”。
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相伴而行、且起步更早的,是2000年起在贵州教育出版社陆续刊行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在回答《中华读书报》记者提问时,我曾这么勾勒这套丛书:选择过去百年的近百种图书,描述其来龙去脉,借以勾勒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先以推荐、整理旧书的形式面世,再将各书“导读”加以修订,最终撰成一部暂名为《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大书。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不说“思想史”或“文化史”,而提相对笼统的“精神生活”,这里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即意识到所谓的“思想史”,不应局限于哲学观念,而应包含大众的生活、知识、心灵以及审美趣味等(参见《书的命运与人的精神》,《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
六年间,这套丛书先后刊行了陈平原编选并导读的《<点石斋画报>选》、钟少华编选并导读的《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孙玉石导读的《死水•神话与诗》、钱理群导读的《鲁迅杂感选集》、陈平原导读的《章太炎的白话文》、陈平原导读的《尝试集•尝试后集》、夏晓虹编选并导读的《<女子世界>文选》、陈平原编选并导读的《<新青年>文选》、王观泉编选并导读的《<独秀文存>选》、陈铁健导读的《多余的话》、欧阳哲生导读的《天演论》等。此后几年,也是因出版社人事变动,加上我们的懒惰与精力分散,这套原本很有特色的丛书停滞不前了。直到去年,出版社方才重整旗鼓,继续编辑夏晓虹导读的《秋瑾女侠遗集》、王风导读的《静安文集》、陈平原导读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陈平原编选并导读的《<文明小史>与<绣像小说>》等书稿。今年八月在贵阳举办的第24届全国书博会上,这套新旧杂陈的丛书,将作为整体“闪亮登场”。至于日后是否继续,目前尚无定论,但该丛书“总序”中的这段话,还是值得推荐的: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学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回顾过去的“学术文存”,兼及当下的“精神生活”,加上注重整体及跨学科研究的“现代中国”,这三个关键词,合起来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有情怀的学术”。
当年因《现代中国》出版,我曾接受专访,谈为何以及如何关注“现代中国”,其中特别强调从《学人》之提倡“学术规范”,转为《现代中国》之讲求“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在我看来,规则是一个入门的东西,不可不谈,但也不可过分倚重。对于学者来说,除了规则,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在学术之外,对当下有所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合格的‘专家’,便不是最高境界”(杨早:《关注“现代中国”——就<现代中国>的出刊访陈平原先生》,《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
如此“宏大叙事”,虽很美好,其实非北大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所能承担。比起体制化的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复旦大学的文史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的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等,我们中心一无经费、二无编制、三无空间,即便不走弯路且余勇可贾,也都摆脱不了逐渐没落的命运。前些年北大制定未来二十年发展纲要,讨论稿中列出人文学方面的好几个重点发展领域,不是古典,就是西方,惟独没有“现代中国”。在讨论会上我慷慨陈词,称北大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家,不该如此“厚古薄今”。校方从善如流,加进去了,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猜想,不是怀疑现代中国研究的价值,而是担心其中的陷阱。这既是学术风气转移的表征,也代表了北大教授独立思考以及介入社会能力的日渐萎缩。
十年《学人》,加上十五年《现代中国》,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业余编辑”生涯,让我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各种坑坑洼洼。我们这一辈学人,从八十年代走过来,有过许多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若干暗礁与险滩,其对于“民间学术”的执着与坚持,如今显得很不合时宜。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中,我曾提及:“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
另一方面,我也在反省,习惯于特立独行的我辈,为何许多事情很早就意识到了,可始终没做好?说到底,集体作业与个人创意是两回事情。讲趣味,必须尊重每位学者的个性与才情;要效率,则希望红旗一挥,所向披靡。虽然集合了不少著名学者,作为中心主任,我其实没有任何“令行禁止”的欲望;反过来,还小心翼翼地努力保护每个学者的独立性。原因是,看多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界“集体编书”的陷阱,深怕重蹈覆辙。更何况,明知“水至清则无鱼”,我还是略有洁癖,不能容忍丛书中出现粗制滥造之作。挑选作者时眼界甚高,编辑文稿中又挑挑拣拣,还会因引文、注释乃至版式设计等枝节问题,与作者或出版社争执不休,这种性格,注定无法成为韩信那样的“领军人物”。看来,拿得起,放得下,忘得了,走得开,也是一种本事。
某种意义上,做学问从来都是寂寞的,想象马蹄过处遍地鲜花,那是很不现实的。任何时代,都是随大流的居多。而散落各地的志存高远的读书人,既期待特立独行,又希望相濡以沫,于是,组织同人刊物(不管是否公开发行)是很好的策略。尤其在历史转折关头,同人的眼光与步伐,决定了你的思考深度与精神高度。当然,突破藩篱的那一瞬间之后,不妨各奔东西,寻求各自的最佳发展途径。是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从八九十年代走过来的学者,因曾经的梦想,还能保持某种独立姿态。随着政府奖助学术的力度倍增,很多年轻朋友从踏出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整天沉浸在“项目”与“课题”中。可内心深处,不见得就没有那种海阔天空的境界或狂放不羁的精神需求。观察了很久,我终于发现,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应对之计——不像我们将自家理念写在脸上,碰到障碍时不会转弯,有时甚至硬碰硬;年轻一辈学者视野开阔,学养不错,有自己的坚持,但不太拘谨。念及此,没有理由杞人忧天。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贡献与局限性,都摆在那里了,任人评说;后来者自有超越我们的途径与策略——尽管他们有他们的困境。记得一个朋友说过,到了一定年纪,必须学会“推卸责任”,这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而且,也是为了给后来者腾出必要的舞台与灯光。
具体到北大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我及我以上的学者们,该到歇一歇肩、换一换跑道的时候了。令人欣慰的是,年轻一辈学者完全有能力接好班。于是,我们的工作,除了依旧“关注‘现代中国’”,还有义务关注年轻一辈学者的精彩表现,且不失时机地为其喝彩、加油。
(此文据作者2014年7月11日在北大召开的《现代中国》停刊座谈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要“项目”还是要“成果”
谈论“科研项目与学术发展”这个话题,牵涉当下中国大学的大跃进思潮、量化管理方式、学术书评缺失,以及民间学术瓦解等。前三者我近年多有谈及,相关文字见《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以及即将推出的《大学小言》(三联书店)、《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华书局)等。最让我痛心的是第四点,即民间学术的瓦解。再过一个月,我将借最后一辑《现代中国》的出版,组织一个小型座谈会,专门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七十年代末介入《红豆》,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东方纪事》,到九十年代办《学人》集刊,再到新世纪主编《现代中国》集刊,深切体会到民间学术是如何节节败退,最终溃不成军的。今天就谈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即“科研项目”的前世今生,及其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深刻影响。
先学周作人,当一回文抄公,看近十年来关于这个问题,我都说了些什么。
十年前,我撰写《学问不是评出来的》,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此文初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推出的《中国书评》第一辑;有趣的是,2007年7月6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必须声明,这并非我一稿两投,而是编辑“有感而发”。
半年后,《人民日报》又刊出我的《学界中谁还能“二十年磨一剑”》,其中有这么一段:“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最后才进入人文学领域。而在我看来,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现在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题目设计得很漂亮,计划也编排得很完美,主要精力和才华都用在如何把钱骗到手。你要检查吗,成果总是有的,好坏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如何设计项目争取经费上,至于原本需要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的著述,反而因‘时间限制’而草草打发,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就难怪,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那是在北大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改变奖励学术机制,注重成果而不是课题的建议,让在场的常务副校长点头称是,但又断然否定其可行性。为什么?他没说,但我能猜到,担心学校“科研经费”这一项排名会被别的大学比下去。说到底是排名的问题,无关学术研究的得与失。
又过了一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办的“改进学术评价机制”专题研讨会上发言,题为《“学术”谁来“评价”》。此文初刊《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前几天,《北京日报》理论部编辑来联系,希望重新刊发。五年前的旧文,还有阅读效果,可见问题依旧。文中提及今天的中国大学——“钱是日渐增加了,精神却日渐萎靡。其中的关键,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欣欣向荣的民间学术,如今土崩瓦解。在支持学术方面,政府与民间各有短长,本可互相补充。可如今,民间这条腿彻底断了,只剩下政府管理部门在唱独角戏。权力、金钱以及声誉的过分集中,效果并不好。”
2011年11月8日,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演讲,题为《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此文初刊《读书》2012年2期,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文章分五节:第一,日渐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学;第二,官学与私学之兴衰起伏;第三,为何人文学“最受伤”;第四,能否拒绝“大跃进”;第五,一代人的情怀与愿望。“结语”是:“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
去年,我应邀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谈中国的大学问题,其中4月9日播出的那一辑影响很大。也是批评眼下正热火朝天的项目制,顺带谈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北大不看重项目,若两位水平及著作相当的教师申请晋升职称,优先给那没有科研项目的。理由是,他没拿国家的钱,做得还跟你一样好,证明他比你优秀。很遗憾,北大没那么清高,只是对项目的要求不太严苛而已。
其实,过去十年,该说的话、能说的话、想说的话,我大都已经说了。教育的难处在于,任何一项决策,顺利推出固然不易,效果不佳想转弯或安全退出,其实更难。因为很多人已学会了这个节奏,且获得很多实际利益,不同意你改弦易辙。为政者,最忌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作为个体的学者,你我面对的,从来都不是一张白纸,即便你志存高远,也只能在已有舞台上表演,最好的状态也只是“移步变形”。否则,你就得隔岸观火,而不追求介入历史进程。我是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故只提些自认为的“合理化建议”。
首先确立一个大思路:“项目”是为“科研”服务的,允许有“科研”而没“项目”,反对有“项目”而没“科研”。人文学者以及偏于思辨的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完全可能在没有项目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大学问来。评价一位学者、一个院系、一所大学的高低优劣,应该考虑“投入产出比”,不以科研经费多少论英雄。花钱不算本事,出活才是第一位的;成果优先,项目及经费靠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同专业对项目经费的要求不同,并非钱多就一定能做好,也不是没钱就没学问。国家提供项目经费,是为了帮你完成科研,完不成任务,或完成得不好,不扣钱就不错了,怎么能成为评价标准呢?不要吹你或你的学校申请了多少课题,拿了多少钱,要看到底做出多大的成果。
第二,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薪资结构很不合理,薪水太低,奖励过多,导致很多人“不务正业”。在我看来,提高教授薪水,减少额外收入,严格经费管理,杜绝将科研经费转化为生活补贴,也就是说,把暗补变为明补,才是正途。这样一来,无论审计部门还是学者个人,都会轻松很多。目前这种年初填表格要钱,年底找发票报账,对于学者尊严及学界风气,有非常不好的影响。以读书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钻政策空子,游刃有余地获取个人利益的。近日科学网披露某理工科教授一篇论文挂了二十个项目,让我大开眼界。人文学的论文,我见过好些挂四五个项目的,感觉不是很舒服。这明摆着就是应付差事,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种做法,冠冕堂皇,而又名利双收,据说是得到学校默许的。可这样的项目制度,导致学者们一门心思争立项、乱报账。当“填表”与“报账”成为学者的一种重要技能,这样的学术风气当然堪忧。
第三,目前的独尊课题,很容易导致人文学的研究模式化。看课题申请材料,明显看得出是在揣摩风气,因此一年一潮流,大批量生产,从立意到方法到表达,越来越趋同。某多次获社科基金支持的教授告诉我,申请课题很容易的,填表时记得将自己的智商及才华降一个等级,就可以得到。初听很荒谬,得了便宜还卖乖。可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得被诸多评委认可,那只能是稍有新意,但又循规蹈矩。过于特立独行、异想天开,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做研究的人都明白,真正创造性的成果,是经历九曲十八弯的磨练,最后关头才“柳暗花明”的。凡论证十分严密,看起来很像样的,要不纸上谈兵,不可能实现;要不就是博士论文改写,很难再有多少发展空间。这让我想起《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流水线上的工人,已经习惯成自然,见了帽子就想拿螺丝刀拧。如今是见到任何新东西,不是充满好奇心与探索精神,而是追问能否申报课题。我真想问,不申报项目,不做课题,你还读书吗?自由的阅读、独立的思考,以及兴趣盎然的研究,如今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人不再是特立独行、意气风发的学者,而是完成课题的熟练工。
第四,人文学的评价标准,应该是鼓励创新,不以数量取胜。人文学不同于航天工程,不一定非集合千军万马不可,有时一个人的壁立千仞、神游冥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或精神高度。如今的课题制,推崇“协同作战”,表彰 “领军人物”,很容易冷落那些习惯于千里走单骑的“独行侠”。只要看最近十几年人文学方面的大项目,都倾向于资料整理,你就明白这大趋势。可这并非好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申请项目,需编列各项预算,而人多力量大。并且,资料整理是容易出成果、见规模、显气势的。可资料整理虽很有意义,不该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标准。
第五,也是我最想说的,希望政府特别表彰那些没拿国家经费而作出成绩的好学者。不妨就照我2008年那篇谈论“剑”是怎样“磨”成的短文的建议,若著作获大奖,凡事先没拿国家科研经费的,给予三五倍的奖励。今天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助18万,你自力更生,没拿国家经费而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的,给五十万奖励行不行?到目前为止,教育部总共颁了六次奖,我得了五次,其中两次还是著作一等奖。可我所有奖金加起来,还不够一个一般项目的资助。这你就明白,为何大家都把心思放在争取项目,而不是做好科研。为了扭转学风,不妨考虑我的建议,奖励那些诚笃认真、行事低调、不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学者。“至于学者拿这些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经费使用规定,都可以。因为,能有如此优异成果的学者,根本用不着催促,他/她会自己往前走。”
我相信,三五十年后总结,或百年后回眸,这个时代最有才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文学者,必定不是今天台面上显赫一时的“项目英雄”。至于是谁,我不知道,但不妨借用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14年5月24日初稿,6月1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原刊《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23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