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之序
    季羡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以年龄为序）。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无愧。此举实有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学术发展潮流、应乎业内学人心声之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可一旦被人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19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20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100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博”的典型。我们这套《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则另辟蹊径，先划定一个学术领域，结集一百年中业内“大家”之经典著述，既对20世纪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达到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概括，又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搭了一架“大师级”的人梯——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的“专”的典型。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但是，我有一个特点——优点，缺点，尚难断定——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学，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3年前《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序中。我那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语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尤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师在66年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谓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组，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模仿印欧语系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仿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问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套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扩展汉语语法学的眼界，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我也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力求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如果把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深入下去，语言学的成绩将更大。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100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

    （一）套用期：19世纪末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

    （二）引发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

    （三）探求期：70年代末期——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探求期）大约已20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21世纪的任务。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得太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21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