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略》略去了什么？

——纪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九十周年

古  耜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协主席团委员、大连作协副主席。作家、学者、文艺评论家。曾主持《地火》、《海燕》文学杂志，现供职大连文联。先后在国内200多种报刊，发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方面的理论评论文章及学术随笔400多万言，出版多部文艺评论集。主编散文集二十余种。文章入选六十多种选刊、选本，并作为高中语文考试试题，获省部级以上文艺奖项十多次。

1923年10月7日夜，鲁迅为自己即将付梓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写了一篇精短的《序言》。其中在谈到著书缘起和成书经过时有这样的文字：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已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鲁迅这段话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史略》原本是自己讲授中国小说史所用的讲稿。为了便于大家掌握授课内容，该讲稿曾经油印发给学生作为教材。二、油印该讲稿时，从减少承印者劳动量的角度考虑，自己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比较详尽的口语改成了相对简约的文言；二是省略了讲稿中原有、课堂上使用过的一些举例，使《史略》成了名符其实的“要略”。这两层意思在鲁迅那里，不过是对相关情况的据实以告，他大概不会想到，这第二层意思所讲明的两件事，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幻而生出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以致成为鲁迅研究史上两个不大不小的、有意思亦有意味的话题。

先看第一个话题：《史略》为什么要用文言撰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力倡导者，鲁迅一向反感和否定文言，称它是“古老的鬼魂”，是几近“气绝”甚至“已经死掉”的文字。对于白话兴起之后仍鼓吹文言的复古者，鲁迅更是给予迎头痛击，斥责他们“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因而是“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然而，他的《史略》却偏偏用文言写成，这当中包含了怎样的考虑和趣味？又有着何等文化与学术意义？围绕这点，九十年来，从专家教授到莘莘学子，曾发表过若干意见，但多系文言白话孰优孰劣的工具性论争，而未能涉及其中的深层蕴含。近年来，陈平原、欧阳健两位著名文学史家，不约而同地将学术目光投注于《史略》的文言述学，所提出的一些见解极具开拓性与启示性。譬如，陈平原将《史略》的文言述学，置之于鲁迅文体意识、语言趣味、学术理想以及其怀疑立场与抵抗精神等多维空间之下，展开圆通周遍的审视与考察，进而告诉人们鲁迅之所以如此的思想动因与意义所在——用一种更讲究质文协调，更注重文体自觉，更饱含个人旨趣，同时也更尊重民族传统的学术语言，为社会剧变中的文学史写作探索可行之路与积累有效经验（《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而欧阳健谈《史略》的文言述学，则集中于语境和文本两个维度。即一方面着眼于复古派文人所谓现在的作家不会写古文的嘲讽，以及大学是势利之地，讲究“出身”的旧习，肯定了鲁迅用文言写《史略》以回应挑战的必要性和正能量；一方面深入《史略》文言述学的全过程，结合具体例证，分析和阐发了全书因为使用文言所带来的论证效果上的多种优长以及某些缺陷（《〈中国小说史略〉批判》141～1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而使《史略》独具匠心的追求得到了客观公允而又深入辟透的评价。不过，智者千虑或有一失，陈平原、欧阳健谈论《史略》的文言述学，似乎也存在可以稍加斟酌之处。这集中表现在他们都认为：当年的老北大有教师课前提交讲义，校方统一印制发给学生使用的规定，教师本人并不需要为讲义印制而操心。因此，鲁迅所谓“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的说法恐怕不属实情。换句话说，浓缩讲义篇幅，减少他人的写印之劳，并不是鲁迅选择文言述学的真实原因。这里，两位论者的推理大约有些简单化了。事实上，限于当时的办学和印刷条件，北大为教师和学生印制讲义，还不能说是件毫无难度的事情，至少鲁迅小说史讲义的最初印制便颇费周折。据1920年代初曾在北大选修过鲁迅小说史课程并与鲁迅保持了终生友谊的常维钧回忆：最初的小说史讲义是油印，不但字迹不清，而且错字很多，为此，学生们不满意，鲁迅也很伤脑筋。经争取，讲义改成铅印，但错字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时，一向敬仰鲁迅且正在学校编辑室帮忙的常维钧，征得鲁迅同意，主动担负起小说史铅印讲义的校对工作。从此，每印好一批讲义，他便与前来上课的鲁迅在教师休息室见面，一方面交付印好的讲义和原稿，一方面领取要印的讲义手稿，直到小说史讲义印完（参见常维钧《回忆鲁迅先生》和马蹄疾《鲁迅与常维钧》）。显然，为了保证鲁迅小说史讲义的印制质量，常维钧付出了辛勤劳动。而在这种讲义印制不够顺遂，需要他人代为操劳的情况下，鲁迅把浓缩篇幅进而减轻印制工作量作为选择文言述学的理由之一，应当说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我们重点探讨第二个话题：《史略》究竟“略”去了什么，这些被“略”去的内容又有何种价值？

好几位鲁迅的学生在回忆老师的文章里，不约而同地写到一个印象颇深的细节：当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不是简单机械的照本宣科，而是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大致顺序的基础上，一边提纲挈领，突出重点，一边斜出旁逸，随机生发，即离开书本另做一些与之相关的发挥与补充。用徐霞村的话说：“我们去听课都要先买到《中国小说史略》，他稍微念上那么一两段，不是照着书上讲，与书有关系，但是又发挥一些见解，这个见解又不走得太远，他教学教得真好！”（徐小玉《徐霞村访谈录》）亦如冯至所写：“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笑谈虎尾记犹新》，以下所引冯至的文字均见于该篇。）

依据诸如此类的历史记忆，我们足以开启这样的思路：在当年的小说史讲堂上，鲁迅所讲的内容确实有不少属于书本之外的引申与发挥。这些引申与发挥由学生们听来，固然很可能是一派自由舒展，洒脱不拘，但对授课者而言，却不会是全无准备的信马由缰，即兴拈来。按照课堂教学的一般经验和规律，它们的基本思路以及主要的片断举隅和话题例证，都应当经过鲁迅的认真梳理、仔细斟酌和反复挑选，并很可能写进了最初准备的语体文讲稿或比较详细的授课提纲。而所有这些之所以最终没有出现在当时的讲义以及后来的著作中，则是因为鲁迅基于“又虑钞者之劳”的平民情怀，在讲义付诸刻印之前，就将它们不无遗憾也不无决绝地删掉了，即所谓“省其举例以成要略”。

应当承认，围绕中国小说史，鲁迅课堂所讲而书本阙如的那些内容，属于其小说史观的形象性诠释或延伸式补充，是其小说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追踪和搜集这些被《史略》“略”去的内容，也就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要在这方面有所收获，最为可行复可靠的途径，无疑是走进鲁迅学生们当年的课堂记忆，就中打捞老师讲过的那些属于小说史范畴却又不见于《史略》的内容。这时，许广平、冯至、王鲁彦、尚钺、常维钧、孙尧姑以及周作人留下的一些文字，便显得十分重要。这些或略或详，但同样坚实可信的记述，不仅传递出鲁迅讲授小说史时的课堂情形，而且还保留了一些听讲得来的例证和细节，因此堪称是今天了解《史略》之“略”的第一手材料。而当我们将这些材料一一细读并稍加梳理，即可发现，《史略》的“略文”，大致分为四种情况，并有四种相应的作用。

第一、“略文”善于对小说史做社会人生层面的剖析和解读，用来自小说史的话题开采，强化批判意识，丰富思想含量。

鲁迅是一位极具使命意识和济世情怀的作家、学者，他的全部文学与学术实践都围绕一个最终目的：通过深刻犀利的社会和文明批判，以求“立人”进而“立国”。这样的价值取向毫无例外地贯穿在《史略》的讲授与著述中，当然也顺理成章地浸透到《史略》的“略”文里，使得它们在具备学术意义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内涵、思想锋芒和批判色彩。

据许广平回忆，当年鲁迅讲到唐代传奇时，曾对元稹《会真记》里有关崔莺莺命运的解释，表示不以为然，指出《会真记》“是写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辩护自己。是属于‘辩解文’一类，不是为做小说而做的。”接下来，鲁迅由《会真记》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认为：“中国人（指旧文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仪；一方面言行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食饭，不会发生社会督责，都是对人不需要负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鲁迅的讲演与讲课》，以下所引许广平的文字均见于该篇。）显然，这时的鲁迅透过元稹和《会真记》，看到了民族精神史与性格史上的某些缺陷，从而将小说史解析与国民性批判互为条件，融为一体。

许广平还记得，在讲到宋代传奇时，“鲁迅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1、多含教训话语，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做了教训的奴隶了；2、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之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的。”这样的观点不仅完成了鲁迅对唐宋传奇的比较性评价，更重要的是传递出鲁迅眼中和心中好小说的标准：一要摆脱陈腐的说教，坚持自身的原创品格；二要以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勇敢地与生活现实对话，进而干预生活，影响现实。因此，鲁迅此处所言，与其说是在阐述小说的历史回退现象，毋宁说是在强调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是鲁迅小说史课程的重要内容。据当年在北京女子师大听鲁迅讲课的黔籍学生孙尧姑回忆：“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讲到六朝鬼神志怪小说的时候，他（指鲁迅——引者注）曾经这样说：‘魔鬼将要向你扑来的时候，你若大惊小怪，它一定会把你吓倒，你若勇猛地向它扑去，它就吓得倒退，甚至于逃掉。’当时我和一个同学说：‘他是要我们勇敢。要我们前进，不要我们畏惧怯懦。’”（转引自蒋晔、郭小军《鲁迅在北师大》）孙尧姑的体悟无疑是准确的，鲁迅对六朝志怪小说做这样一番生发，显然是“鬼”为“人”用，以“幻”说“真”，旨在激励青年人不畏邪恶，不惧恐吓，处变不惊，勇往直前。这时，鲁迅的小说史讲授，实际上产生了培育和砥砺青年人精神与意志的作用。

第二、“略文”常常反弹琵琶或剑出偏锋，以新颖的例证和观点，引导听众透过小说史，认识大历史。

小说是生活与人性的艺术写照，是历史与现实的形象投影，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小说史也就是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灵的历史。鲁迅显然深谙此理，为此，他讲授的小说史总能冲破文学史的界限，自觉且自然地连接起社会史与心灵史，而其中的某些“略文”则凭借思维与心态的相对自由，构成了对历史人物或现象的敏锐洞察与别样透视。

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冯至，当年在北大听过鲁迅的小说史课程。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特别记录了鲁迅讲课时所发表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史识与史见。譬如，鲁迅认为：“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鲁迅的这一见解，多年之后写进了《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坦言：“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接下来，鲁迅替秦始皇做了强有力地辩解：“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对于历史上的秦始皇究竟怎样评价才算公允合理，我们自可见仁见智，存异求同，但鲁迅围绕秦始皇评价所展现的迥异于常人的读史视角与思路，却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冯至的文章还写到鲁迅对曹操的看法：“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荆有麟等人的课堂记忆中，可见它是鲁迅小说史课程的保留性话题。而鲁迅这样评价曹操，其意义也不单单在于为曹操翻案，更重要的是教给了学生们一种把握历史小说乃至历史本身的正确方法，即阅读目光的审慎独立，以及在阅读过程中须兼顾历史和道德两种维度。

对于岳飞，鲁迅一向是敬仰的，认为他是“给中国人争面子”的，彰显他“确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错登的文章》）。不过，在小说史课堂上，鲁迅也讲到了岳飞的另一面：历史上有两种英雄，即“社会的英雄”和“非社会的英雄”。岳飞是“社会的英雄”，大家了解他的忠诚爱国，都敬重他。但在一个“家天下”的社会里，他到底属于哪一个谱系呢？而一些“非社会的英雄”，连所谓“正史”也往往不能遮掩其光辉，却为社会所不容：谴责，流放，杀戮，永远湮埋！这样的社会是正常的么？能够改变的么？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在座诸君作何感想？（参见林贤治《人间鲁迅》（上）320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对岳飞这样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做如此多层次、多向度的剖解，显示了鲁迅历史观的深邃、成熟和强大，它足以让听众浮想联翩，醍醐灌顶。无怪乎后来成了著名史学家的尚钺会这样写道：“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先生给了我对社会和文学的认识上一种严格的历史观念，使我了解了每本著作不是一种平面的叙述，而是某个立体社会的真实批评，建立了我此后写作的基础与方向。”（《怀念鲁迅先生》）

第三、“略文”注重知识传播，或清理“小说家言”的来龙去脉，或破解文本现象的内在玄妙，或揭示文学欣赏的个中要领，以此使听众眼界开阔，素养提升。

鲁迅既有文学创作经验，又有现代文论修养，这决定了他非常明白，修撰小说史可以引入社会史和心灵史，然而，社会史和心灵史却最终不能取代小说史，小说史自有之所以是小说史的本质内涵，即它必须揭示小说自身发展的兴衰沉浮及内在规律。正因为如此，鲁迅当年讲授小说史时，始终把主要精力和笔墨集中于“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而其中的“略文”亦多由具体文本和创作现象生发而出。关于这点，许广平转述较详，我们不妨抽取几例看看。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讲授小说史，不时会将目光聚焦于具体作品的细微处，抓住某些问题，依据准确史料，做追根溯源式的剖解，指出其舛错，道出其本质。譬如讲到“今所见汉人小说”时，鲁迅针对《中荒经》所谓西王母每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之语明言：“西王母是地名，后人因母字而附会为女人，因西有王母，更假设为东有王公，而谬说起来了，犹之牵牛织女星的假设为人，乌鸦填桥成天河，即与此说相仿，为六朝文人所作，游戏而无恶意。”鲁迅是沿着怎样的学术路径，得出了这一番别开生面的结论？许广平的文章没有做进一步的引述，我们也就无从确知。不过想想鲁迅对《尔雅》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古文字学的稔熟，似乎又可以窥见某种消息。因为正是作为中国最早的词典的《尔雅》，提供了西王母曾经是地名的实证——其中的《释地》有言：“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即“西王母”属于四方荒蛮地域之一。明白了这点，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古代神话中一些有趣的现象，而且还能够欣赏鲁迅丰厚充盈的知识学养，进而懂得当年的蔡元培，为什么要由衷称赞鲁迅的深谙“清儒家法”而又“不为清儒所囿”（《鲁迅先生全集序》）。

许广平还说：“鲁迅讲书，不是逐段逐句的，只是在某处有疑难的地方，才加以解释。”譬如在讲到《汉武帝内传》时，鲁迅由其中“容眸流盼”之句的“不通”说开去，进而指出：“大约作古文之法有二秘诀：一为‘省’去‘之乎者也’等字，二为‘换’成难解之字，也就是以似懂非懂的字句以迷惑人，又多用赘语如‘真美人也’、‘真灵人也’，灵与美究有何分别？用了许多不可测之字和语……古文难测，其弊多在此”。从上下文的承接看，这里所说的“古文”应当专指古代文言小说。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古代文言小说的文字表达存在一种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尽量省去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力求使自身趋于口语化和通俗化；另一方面却又每将常见字词换成难解字词，以致让人觉得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古代文言小说何以如此？我们已无缘获知鲁迅的进一步诠释。这里，如果让我揣测，恐怕与文言小说在历史上的尴尬处境和双向诉求相关——一方面，它不本经传，远离儒术，因此索性通过语言的口语化和通俗化，来实证自身的民间性与可读性，进而强化社会传播；另一方面，它又依傍正史，附丽典籍，故而希望凭借语言的古奥化和典雅化，来显示自身的品味，由此提高社会地位。当然，其结果常常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一切倘果真如此，那么，此乃鲁迅对文言小说的又一洞见。

许广平还记得，鲁迅的小说史课程也曾涉及小说鉴赏问题。譬如：“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谈到宋江故事时，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的看，由细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鲁迅这一番见解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从布洛到朱光潜都为之做过阐发的审美“距离说”，鲁迅的主张与他们的观点竟然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这时，我们不仅明白了一种科学有效的文学鉴赏方法，而且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了鲁迅特有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在整体向度上倡导文学和美学的社会性与功利性，而一旦进入具体的审美鉴赏过程，则又坚决反对庸俗的社会性和机械的功利性。

第四、“略文”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穿插于小说史的讲授过程，不仅启人心智，娱人性情，而且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升授课质量。

生活中的鲁迅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幽默气质。这种气质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史讲课里。不妨来看王鲁彦当年的课堂记忆：“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活在人类的心里》，以下所引王鲁彦文字均见于该篇）。如果说王鲁彦的讲述已经勾勒出小说史课堂的某种氛围，那么，今日可见的几段“略文”，则为这种氛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内容。

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写道：“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文本，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鲁迅的笑》）鲁迅曾高度评价《红楼梦》，但对于书中人物林黛玉却似乎不那么欣赏。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大约是基于鲁迅反感一切娇弱病态人格的意识或潜意识。不过，面对学生们不无调侃的询问，鲁迅没有多说，而是给予了简约而幽默的回答，这便把笑声和回味一起留给了课堂，也留给了后人。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讲授小说史，每有隐含谐趣，引人发笑的地方。还是在讲“今所见汉人小说”时，鲁迅说：据《西南荒经》所写，有一种动物叫“讹兽”，人食其肉则其言不诚。接下来，“鲁迅又从问路说起，说是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上海人（旧时代），则三个方向的人所说的都不同。那时问路之难，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就幽默地说：‘大约他们亦是食过讹兽罢！众大笑。’”鲁迅所举的例子实际上仍包含着对国人性格中不认真、少诚信的讥刺。只是这种讥刺已经溶解到看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地谈笑风生之中，它需要听众在笑过之后慢慢体悟。

在常维钧笔下，鲁迅讲课时的诙谐幽默，更加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先生的比喻，不止用书中字句，有时还在黑板上画画，不够的地方，还要用姿势表示”。“《异梦录》记邢风梦见美人，示以‘弓弯’之舞，学生对‘弓弯’不明，先生先是援引《酉阳杂俎》里的故事：‘有士人醉卧，见夫人踏歌曰：舞袖弓腰浑忘却，峨眉空带九秋霜。问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做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大概觉得还不够，于是仰面，身子向后仰，身子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也站立不稳，这时先生自语道：“首髻地也，吾不能也。”（《回忆鲁迅先生》）这是何等生动有趣的授课方式！它承载了授课者多少自由率真的天性！无怪乎一堂小说史，会让有的学生听了第一遍，再听第二遍，如醉如痴，终生牵念。

对于鲁迅所讲的中国小说史，冯至给予过这样的评价：“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王鲁彦则认为：“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惟其如此，后来的冯至不无遗憾地写道：“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这样做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冯至的遗憾大约已是永远的遗憾。不过，亡羊补牢，我们从今日犹存的材料出发，对《史略》的“略文”做一番尽可能的钩沉和梳理，也许能让这种遗憾略减一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