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公开场合从没有骂过别人傻×。但要老实承认，在私底下，在背后，在朋友小范围聚会，我有时会骂不在场的某个人是傻×。我之所以骂人傻×，不是因为自己不傻×，而是因为自己很傻×。

我曾是一个傻×民办教师。由于做学生的时候是家乡大队小学成绩最好的学生，1976年高中毕业后，大队小学招聘教师，校长就点名要我参加考试。招聘考试笔试我分数不高，但当然是第一名。做教师后，我是本校青年教师中唯一多次举行全区大型公开课的青年教师，成为学校的一块招牌。可是，等经过三次高考（77、78、79），于1979年好不容易考上湖北大学中文系读大学之后，我很快觉得，此前在同事看来做得很不错的三年民办教师生涯，整个傻×一个。

我曾是一个傻×高中语文教师。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当时地处湖北宜昌的航天部066一中做高中语文教师。做高中语文教师6年多，我一共发表了16篇论文1篇散文，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有两篇上了《新华文摘》。发表在《教育科学》1988年第2期上的《教学风格论》一文，还被我国著名教学论专家张武升博士（现任天津教科院院长）认定为是我国尝试建立教学风格论学科的第一篇论文（见张武升主编国家教委级青年基金课题《当代中国教学风格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3页）。这篇文章甚至曾被武汉商业学校一位语文教师全文抄袭后，评上了湖北中专教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唯一的一等奖。1989年，全国中语会举行全国青年教改新秀论文评比活动，我的论文《教学控制论》获第一名。不仅如此，我教的学生，语文高考成绩在宜昌地区排第二位，是本校高考语文成绩最好的班级。1988年下半年，湖北省举行中学语文教学大赛，一个地区一个名额，066基地是地级单位，有中学多所，学校领导要我去省里参加比赛。但当时我正由于一件事和学校领导闹别扭，坚持不去。校长余亦南对教学副校长于本明说：“他不去，换个人嘛，干嘛非要他去不可？”于本明副校长答曰：“不叫他去，叫谁去呢？”（这是事后于本明副校长亲口对我讲的。）我没有去，学校也没有另派其他人去。说明我这几年高中语文教师做得不错。可当我于1990年考上华中师大教育系研究生，重回武汉念第二遍大学之后，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让我很快觉得过去6年多的高中语文教师生涯是傻×生涯。

我曾是一个傻×副教授。1992年10月，我研究生还未毕业，就在我国教育研究类顶尖刊物《教育研究》上发表重要论文。提前半年于1992年底毕业后，我于1993年4月到珠海一所高校教书。先是做讲师，后来做副教授，是珠海市第一个教育学副教授。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我在《北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八九篇关于教育规律研究的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全都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全文转载，有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一期同时转载我两篇论文），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发表教育规律研究论文最多的学者。1996年，我被广东省教育厅命名为“南粤教坛新秀”。1997年被破格评为教育学副教授，广东省高评委给的评语是：“经评议，申报人程少堂充分具备所申报的副教授学术水平。任现职以来，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发表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令人注目。经投票，一致通过他的申报。”后来，据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广东省高评委学科主任张人杰教授说：“你这个评语用了‘充分’‘令人注目’等词，是今年广东省申报教育学副教授职称中最好的一个评语。”1997年参加编写的大学教育学教材迄今仍在多所高校使用。1999年暑假，我以全国招聘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深圳市教科院的前身深圳市教研室录取到深圳工作。四五年之后，我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就产生全国性影响。慢慢地，我开始觉得在珠海的几年副教授生涯，是误人子弟，是傻×。

现在，我是广东省在职教研员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研究员，2014年被评为全国中语界“十大学术领军人物”，学术界研究我的近30万字的专著也出版了，我也成了一些大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傻×一个。

真的，我不是装，每到下一年，我都会觉得上一年我是傻×。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言以蔽之：我到目前为止的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认为以前的自己是个傻×的过程；我私下骂别人傻×，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傻×，是一个傻×骂另一个傻×。

（2014年12月27日22:5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