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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道”与“器”是由古而今中国学人在阐述哲学问题时经常提及的概念性词汇，

两个词既有其相对的独立含义，又具有在相关联情况下生发出的意思，通过文

献的稽查梳理，发现二者的概念因哲学家所处的时代不同而有着继承前提下的

变异发展，以至于道与器最初是怎样的意思已经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这两

个概念对对其展开论述的哲学家的此在现实具有何种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哲学

概念是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做出及时的注释。

【关键词】  道    器    道与器

“道”与“器”是由古而今中国学人在阐述哲学问题时经常提及的概念性词汇，两个词既有其相对的独立含义，又具有在相关联情况下生发出的意思，本文试就“道”与“器”的基本词义及两者的语义关系展开论述。

单纯从语义的角度看，辞书中对“道”的解释是非常丰富的，如下所列： 

1法则，规律   韩非《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把“道”理解为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   

2宇宙万物的本原、 本体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 .. ..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3一定的人生观   《魏灵公》中有言“道不同，不相为谋。”  

 4封建的伦理纲常    西汉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三》中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5方法    《左传  定公五年》：“吾未知吴道。”  

  6从， 由     《礼记  礼器》：“苟无忠信之人，则理不虚道。”郑玄对此注释：“道犹由也，从也。”另外《汉书  淮南王传》:“诸使者道长安来。”   

7古代的时候诸侯外出要事先祭路神。《礼记   曾子问》：“道而出。”   

8说 ，讲    《荀子  荣辱》：“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9道学   宋代哲学思想，“ 道学”一词最先见《答范撰之书》：“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元朝人写《宋史》时把与之相近的哲学家归为一类，计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 

 10道德  孔子在《论语  述而》：“志于道，据于德。”“德”在此处指的是立身根据和行为准则。   11道器   “道”是无形的，具有规律和准则的意思。“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老子提出：“朴（道）散则为器。”他认为“道”在“器”先。《易   系辞上》：“心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也认为“道”在“器”先。（《辞海》） 

当然， “道”较多的还是“道路”的意思，而且也是其最初的意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最初的时候，“道”的主要涵义还是“道路”，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诸多哲学范畴的涵义，是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才逐渐具有的。

“道”最早见于金文，散氏盘，袼子卣，曾伯簠等器物的铭文中都可见到道字。说文中“一达谓之道”，是指直到而言，既有一定指向，可用以到达特定的地点。在《易经》中的<<小畜>>、<<覆>>、<<随>>、<<復>>四章中都有道的论述，但都是道路的意思，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尚书>>二十八篇中关于“道”的论述已经比较丰富，分别有“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无有作好，尊王之道”，“既道极厥辜，实乃不可杀”“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这里的道仍然是一个名词的概念，但其内涵较金文中的道已有了拓展。《左传》《国语》相传同为鲁国史官左丘明编撰，“道”在这两部书中已经有了“天道”和“人道”分别，具备先导意义上的哲学涵义。《国语·晋语》中说，“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意思是畏惧困难是人之常情。

《左传·僖公十三年》中又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就在恤邻，道也。”意思是输粮救灾，抚恤邻国，使人应尽的义务。《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晏子说，“天道不陷，不贰其命，若之何襄之？”意思是说天道是客观规律，不会受人的祭祀祈祷而发生变化的。又如《国语·晋语》中说 “天道无亲，为德是授。”意思是天道是没有偏袒的，只把福命授给有德的人。由此看来，在这些典籍中不仅接触到人的性情，而且还论及伦理道德规范，还包括自然规律，这些方面都被纳入“道”的范畴，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道”的涵义逐渐完备起来。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到春秋的时候，“天道”与“人道”已经明显地分别开了，这时的“道”的涵义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后世所涉及的“道”的基本涵义此时都已存在。不同的学派对道的引注也存在很大区别。纵观道在历史中的语义沿革，我们会自然地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春秋时期，儒家学派首创者孔子关于道德论述主要在人道，在其语录式的著作《论语》中，他一再强调有德行的人的很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知道行道，他本人也是倾其一生来推行其道义。在《里仁》一章中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虽然孔子也谈及天道，但是他并不深究天道的内涵，其弟子子贡曾经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意思是说孔子关于性情和天道的见解是不可以作为论述根据的，原因是这两方面不是孔子主要的关注点。在儒家学派中，孟子和荀子关于道的论述也有区别，孟子的思想和孔子较为接近，而荀子关于道的思想是吸收了道家思想的有益成分，同时受到法家的影响。与儒家相对的是道家，这一学派的成员对道的观点，更倾向于天道，老子认为“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他还认为道德本质是自然无为。庄子对道更进一步的阐发，“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者则败，顺之则成。”（《渔父》）先秦时期，除儒道之外的法、墨、孙子等都有关于道的论述，后世关于道的诸多学说此时都已存在，可以说道义纷争在此时已经出露端倪。

 秦汉之际，关于道的论述主要见于《吕氏春秋》《礼记》两部书中。《吕氏春秋》实际上是假托秦相吕不韦之名而成的一部杂家著作，兼有法家、道家、墨家等的思想，高诱说此书“以道德为标的，义无为为纲纪。”此书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在《下贤》中这样论述，“一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礼记》三篇把道与典章礼仪和具体人生哲学相结合，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发展。汉代，《淮南子》其特征类似《吕氏春秋》，董仲舒的主张类似于《礼记》中的主张。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关于道的思想，主要有王通的“通变之道”、韩愈的“仁义之道”、李翱的“寻源返性”之道、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佛教的“菩提”、“涅磐”之道、道教的“重玄之道”。因此，张立文等认为：

    隋唐以通变、能通、虚道来理解道，是对先秦以来的思维成就的继承和发展。从到包含本体、规律和过程的基本含义看，“贯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和事物内部规律的意思。魏晋南北朝的道包含无为与有为相统一的内涵，隋唐包含相统一的含义，都说明汉唐以来道的含义是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这对宋明理学道贯本末、体用，明清之际道器统一，以及道为物所共由等观点都有影响，说明了道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同条共贯的。（张立文      《道》  p1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3月  第1 版）  

由此看来，道在唐时成为了体系完备的哲学范畴，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关于道的解释也变得更加个性化了，其内涵与外延因学派的不同而差别开来。

北宋时期，在道论方面存在着多个流派，这些流派对以往流派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且各流派之间又存在着争鸣与交流，尽管如此，各派思想关于道的论述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内容，那就是道的伦理属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唐末五代社会混乱局面之后，哲学家在理论上进行总结的结果。当时哲学界的这一倾向已经影响到了荆公新学和苏氏蜀学的部分思想。这一时期张载以气言道，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大的发展；二程以理言道的主张影响了后世的朱熹。朱熹是南宋时的大理学家，在其多方面的论述中，他还着重阐述了道和气的关系，这在之前哲学家中是没有过的，他认为道与器相统一的，道与器不相离，道寓于器中。从本源上看，道为形而上，器为形而下，道为本，器为末。在这里，朱熹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要从道与器的同一性中去认识两者的对立性，这种认识方法具备初级的辩证法思想。南宋时另一位哲学家陆象山则从心学的立场讨论道，他认为道为心所固有，道与心是合而为一的，此外，还包含有天地万物所必须遵循的规律的含义，道是主体精神所固有的一种规律，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

明清之际的著名哲学家有陈献章、王守仁、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宗羲、王夫之等。这一时期，关于道的论述更加多样化，其中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现象是，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开始提出反对程朱理学的观念，主张从人的内心来求道，这种思想是具有资产阶级萌芽的思想。罗钦顺、王廷相等则提出道寓于气的新主张，使道的概念具有了初步的唯物观。更为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程朱道学随着明朝是资本主义么萌芽的出现而逐渐走向解体，随之而产生了道学的新含义，那就是在道的含义当中，逐渐地由于广大深入下层体验民情的知识分子的介入而使得到有了新的解释，这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和刘宗周，他们两人对于程朱道学的批判，反映了历史的觉醒和时代的进步。李贽在《焚书·大耿中丞》中这样解释道“夫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意思是说，要把人的自然真实性情加以推广，成为天下的公共原则，他还把将自然之性的学问称为真道学，把道学家脱离自然之性的道学称为假道学。相对于李贽，刘宗周的自然之道的思想就更加直接明朗，他认为“道，布帛菽粟耳。”“天地间有一物则有一理，有一务则有一理，接到之所在也。”（《周易古文钞》下）在刘宗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道与器无所为形而上下之分，道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人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道，不必像古人求道，“此道本不远与人，学者只就日用寻常间，因吾心之所明者而一一措诸践履，便是进步出，不必向古人讨分晓也。”（《答门人祝开美》）王夫之这一时期有一位对道的含义进行了阐发的大哲学家，关于道的本义，他有过这样的论述： 

“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 （《尚书引义·说命上》） 

这里的实有就是诚，是对客观事物的高度概括，这一论述突出表现了王夫之以气论道的特点，道即使是有的规定性，则正是反映了他对道的哲学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充满了辩证的唯物论。王夫之的这一思想特点对其同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近代哲学家主要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这些哲学家关于道的论述与见解，即是对古代的哲学家的道的思想的继承，更多的还是发展，道经过这些哲学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具备了现代语境中的意义。龚自珍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魏源亦有类似的论述，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就是道，这里得到不仅具有派生性，而且还具有发展变化的属性，这不能不说道在向现代哲学的转变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康有为关于道的范畴主要是把道规定为规律，他说： 

“道行之而成。凡可行者谓之道，不可行者谓之非道。故天下之言道甚多，不必辨其道与非道，但问起可行不可行。”（《论语注》卷十五） 

在这里可行与否成了道的界定标准，如此实用的观点是在以往的任何一部文献中都无法找的，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及至严复，他就把先进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带到了关于道的论述中来，他是在对明代的心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阐发其关于道的主旨的：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横，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救亡决论》） 

实用的观点充斥其中。孙中山更进一步把道解释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在文论中这样写道：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者，主张自由博爱平等，社会主义之真髓，意不外此三者，是为人类之福音。”（《总理全集》） 

以上论述主要是以纵向的历史为脉络进行的，我们不难看出，道在最初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哲学的成分，作为一个范畴所必备的界定性条件是不明确的，这既是当初的缺点，又为后世的哲学家对其进行发展留有了余地。随着时间的向前推演，道的含义所指愈发确定了，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实用性倾向。

在本文的下半段，将展开对器的论述。在对与器有关的文题进行梳理时，发现了个令人感到非常尴尬的想象，一方面辞书中关于器的解释相对于道而言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历代哲学家关于器的论述也是很少，在明清之前的众多哲学家论述器的文字尤其少。现在我们就从此书的解释开始对器的论述。 

“1用具。如：陶器，铁器。《易·系辞上》：以制器者尚其象。2生物的器官。如：消化器。3才能：人才。《礼记   王制》：痞聋、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4器量：器度。《论语   八佾》:“管仲之器小哉！”5重视，器重。《后汉书   陈宠传》：“朝廷器之。”（《辞海》）” 

“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哲学词典》） 

“1用具：瓷器。2器官：消化器。3才能：大器晚成。4器重。”（《新华字典》） 

从上面所列的词条不难看出，器在辞书中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古代的哲学家对器的论述又是怎样的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传》）是关于器的最早解释，在这一解释说明里，器是在道之下的一个哲学范畴，这是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家中道而轻器的开始，如果这样一个假设成立的话，这种传统就一下持续到明朝，中间经历了近两千多年。现在我们可以对明朝之前的关于器的论述和明朝以后关于器的论述进行一个比较。

通过对典籍的查找，广见道和太一、太极、阴阳、法、礼、乐、仁、义、气、德、人、心、理、力、意、性、欲的种种论述，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事实，阴阳和气在古代也是具有同气相似的表述物质概念的功能的，但是明确地论及气的哲学家是南宋时的朱熹，他在中国哲学史上较早的论及道与器的关系： 

“道未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朱子语类》卷七十七）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愚谓道器之名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杂学辨    苏氏易解》） 

在朱熹看来，道与器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作为形器本体的道，它本身不是形器，而是离形器而独立存在的形而上，但它蕴含着形器之理，就是说，形而下的器是形而上的道的作用和表现，道与器的统一性是在其对立性中得以实现的。似乎是朱熹确立了关于道与器的哲学命题，从朱熹开始，道与器才进入众多哲学家的论述范畴，元代的吴澄的道器之论就是对朱熹的继承和发展：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虽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无间，未始相离也”（《答田付使第三书》） 

明代王守仁则提出道器一致的主张： 

“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而固未尝超乎，而固未尝融乎。”（《徐昌国墓志》） 

离开器求道，则道不明，这种道器一元论的思想是从他的“心一元论”的立场出发的。

明末的刘宗周对道与器的论述更具有现代性： 

“道者万器之总名，非与器为体也。”（《学言》中）

“《易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非道也，而既以载道。”（《宋儒五子合刻序》） 

他认为器不是道，但是离开了器，道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道不是本体，道与器不相离，以器为存在的前提。

王夫之对道与器的论述更是丰富，它首先认为形而上之道是离不开形而下之器的，但他又没有把道看做是超越器之外的存在，而是寓于器之中；其次，道与器统一与形，二者相既不离：“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问录内篇》）道器统一于形，道是隐于形中之作用和功能，器是形之可见者，道与器隐于形又依于形，道与器是对统一客观事物不同方面的规定；第三，其实客观事物的物质实体，道是器所固有的属性，由此可以地处一个逻辑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将会出现当前不存在的道和器。王夫之的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前瞻性的。从王夫之以后，器被后世的不少哲学家屡屡拔高，这种现象是符合当时的人们求新求强的时代要求的，例如魏源就这样解释道与器的，一切以实用为最高要求。这种局面的产生也是由于列强的入侵导致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格物致知的实用之学，以期实现民族强大的时代愿望，对器的先进性的渴求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题，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在哲学领域里的原先那种重道轻器的观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明朝中叶以后的哲学文献中，关于器的论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差别也比较大，而道作为器的内在基点却没有多少大的发展。这种学术上的特点是否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呢，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江浙沿海地区出现，人们图强求富的愿望愈发强烈，这种大众的集体愿望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潮流。生活在当时社会中的哲学家不可脱离大的时代进程，相反，是对时代进程的更新期待推波助澜作用的一个社会群体，而且，许多进步的哲学家就是生活在经济较为发达东南沿海地区（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魏源、严复、孙中山等），那么这些进步哲学家的学术观点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时代理想的先声，是社会进步在思想上的催化剂，因此，对古代的思想成果进行改造就是很自然地的事情了。由此可以说，就学术而言，社会的需求是高于学术自身的，所谓“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通过对道与器的梳理，清楚的不仅是道与器的学术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要明了学术的对于学者而言的此在适存性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道》   张立文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3月第1版

（2）《辞海》                 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3）《哲学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6月第3版

（4）《老子集解》     王先谦注    上海书店      1987年3月第1版

（5）《老子浅释》     陆元之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2版

（6）《中国哲学十九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4 月第1版

（7）《胡适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9 月第1版

（8）《中国哲学史纲》       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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