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名师胡立根在他的《语文教育价值》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表扬我的文章，标题是《语文赤子程少堂》，文章开头引诗中说我“真趣更诗人”，并说；“在语文界，少堂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位诗人，一位抒情诗人。”.
这种冠我一顶“语文诗人”帽子的，胡立根不是第一个。早在十几年前，我记不得是宝安现在的副局长熊俊峰（当时是中学语文教研员），还是宝安的哪位老师（反正是宝安的一位朋友），在一个我主持的以语文味为主题的全市性大型活动上，有一个表扬我的稿子（当时都要写稿子参会），标题我记得很清楚：《先生本质是诗人》，此为最早评价我为“诗人”的文章，所以我记得很牢。
这些年表扬我的文字多了，我喜欢的却不多。而说我是诗人，我认可。我不大会写诗，但我内心深处接近诗人。我讲《鸿门宴》公开课，课题是《鸿门宴：一次文化事件——〈鸿门宴〉再读》，其中教学主题就是认为项羽本质是诗人，就是引导学生探讨司马迁为何要歌颂项羽而贬低刘邦。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其实是一个诗人。司马迁本来是想要自杀的，司马迁欣赏项羽那种文化诗性性格。司马迁认为，在人格上，项羽比刘邦要高尚，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恰恰认为，刘邦虽然成为君王，但在人格上，在伦理道德上，刘邦比项羽要低得多，因为项羽在性情上，那种阳刚的诗化性性格，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或者比较缺少的因子。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阴柔之气太多，阳刚之气太少，太世俗，太功利，对吧？就是说，司马迁欣赏项羽这种阳刚之气和诗人气质，司马迁是很有文化眼光的一种欣赏。我讲《鸿门宴》，因为项羽本质是诗人，和我类似，所以才确定这个教学主题。这样的教学，就不完全是讲《鸿门宴》，不完全是讲项羽了，实际上是揉进了自己的生命体验。
甚至整个语文味理论，也就是把语文教学过程美化即诗化的理论——如何美化、诗化？主要办法就是用一腔热血把冷冰冰的过程温暖化（有一些号称“诗意语文”“诗化语文”的语文课，在我看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内涵）。语文味教学，不是纯客观的冷冰冰的教学，也不是纯主观的发烧甚至发疯的教学，而是在师生（主要是教师）的生命体验和教学内容之间找到契合点，然后像毛泽东喜欢的那首民歌唱的：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即形成主客观统一的教学主题，是真正的诗性教学。2014年5月17日，我带领工作室全体成员主讲以语文味教学法为主题的深圳市继续教育课程，那次我讲的非常成功，为何非常成功？因为我和我讲的内容语文味融为一体，语文味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那天我讲到说明文《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我说文学环节要教出这篇课文浓郁的“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情来。我讲为何《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文章中多次用的是“消失”，标题却用“消逝”，作者为何如此？我当时在讲台反复朗诵标题《罗布泊，消逝的仙湖》，几乎落泪。朗诵“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泪水从何而来？从我心中来，我朗诵这个句子，心中涌起的是我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美好，那些在我眼中慢慢消逝（而不是突然消失）永不再来的美好，这里有我青年时代生命中消逝的爱情，也有从我手中慢慢飘逝的老父亲的生命——我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在我的手中从有点温度变得完全冰凉，他去世的那一天。
我无论讲课、命题、评课、作文评点，之所以常常吸引人、感染人，是因为“吾道一以贯之”——将生命体验渗透进去。讲课如是，评课如是，作文点评如是，做学术报告如是，命题亦如是。用生命体验把课，把评课，把作文评点，把报告，把试题，捂热。一句话，讲课，评课，写作文点评，作学术报告，命题，都是我的抒情工具，我是通过它们来抒发我心中之情的。
这当然是“语文诗人”了，只不过我不是通过写诗来抒情，而是通过特殊途径来抒情，或者说我是通过把我的语文课等等变成艺术作品来抒情。胡立根在《语文赤子程少堂》一文中说：“要成为有语文味的老师，恐怕得有点诗人气质。”我认为，他这个认识，不仅敏锐，而且深刻。
其实，做任何工作，要进入艺术境界，做的人都要是某种程度的诗人，不然你做不出诗意来。语文味网曾转载《赋予电焊以生命的感觉和创新的灵气》（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CJY200112023.htm ）这个全国一流的电焊大王，成为电焊大王的奥秘正是赋予电焊以生命的感觉和创新的灵气。这个电焊大王实际是个“电焊诗人”。解牛，按世俗观点看，属于“俗”活，但庄子笔下的庖丁，在解牛过程中把生命体验渗透进去了，就把解牛的过程转化为艺术过程。庖丁实际上是“解牛诗人”。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何一方面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一方面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呢？《离骚》不是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歌吗？《史记》不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吗？历史著作的本质特点不是要客观吗？如何能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因为，司马迁在写历史的同时，把自己的生命体验爱恨情仇都融合进去了，所以他把失败的项羽当英雄一样歌颂。《史记》司马迁歌颂项羽等人，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在歌颂自己。《史记》本质上是一首诗，司马迁本质上是诗人。
同样，真正的好语文教师，本质上也应是诗人，或具有诗人气质——不然就差一点，不，是不止差一点。
我当然想做一位合格的“语文诗人”，但我同时也矢志不移地无比坚定地要成为一位“语文科学家”，或者说要成为一位“语文诗人兼语文科学家”。
我很早就把进入学术史作为工作目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教育学是这样。从1999年开始做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我用16个年头，坚持不懈地探索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语文味教学法，至2015年，由我主编、我工作室全体成员集体撰写的60余万言的《语文味教学法》即将出版。这都是我做“语文科学家”的努力。我目标之高，决心之大，用意之诚，用心之苦，用时之久, 用力之勤与深, 惟苍天可鉴。
我坚信老天有眼。总有一天，祂会给我一顶“语文诗人兼语文科学家”的帽子。
（201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