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各种媒体上风传以后高考语文分数要从150分提高到180分，而且据说北京高考改革方案已定，主要变化是英语降分，语文加分。对此消息当时全国上下是一片叫好之声。《南方都市报》2013年11月19日发表该报记者对我的一个采访，记者的第一个提问就是：“北京高考改革方案出台，英语降分，语文加分，作为语文界的专家，您怎样看这样一个问题？”记者可能认为我是搞语文的，一定会为这种变化欢呼。但我当时的回答是——
对这个问题，我有三个观点。首先，我是语文人，但不支持提高语文分数，更不支持降低外语分数。我认为要更重视外语，无论是整个民族实现中国梦还是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外语水平都至关重要。我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说母语素养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厚度，那么外语素养则决定一个人的发展高度。要更重视外语还因为，学外语，也能提高母语素养。母语和外语是互补关系。现在中国这也要考外语，那也要考外语，我认为很好，考他几代人，外语就上来了。其次，不要以为语文加了分就天真地以为这会带来“语文教学的春天”。利用高考这根“指挥棒”对语文学习施加影响，毕竟还属于“末端影响”。不过有一点用意倒是好的，那就是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把重视语文作为其中一个“抓手”。但是，语文永远是可以由外行来说三道四的一门课，而且说起来好像还都有理。语文界也有很多强势的“外行专家”，而且越外行越强势，越敢对语文教育指手画脚。当然，语文教学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语文界的人要么选择沉默，要么是辩解起来颇感乏力，不能服人。第三，高考提高语文分数，到时就有可能提高作文分数。不错，作文的确最能看出学生的语文素养。但现在高考语文评卷，作文分是主观性最强的，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不可靠的，相当程度上要靠学生烧高香碰运气。有人说，封建科举不是就考一篇作文吗？可是我问你，科举时代看考生作文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那可大都是欧阳修、梅尧臣之类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就是在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是真正的文人高品位的文人。而现在，相当多的语文教师一年看不了几本像样的书，不少人写文章更是比生孩子都难，你能指望这样的老师看出哪是好作文哪是坏作文吗？现在作文60分，误差大点还可以承受，要是把作文分数再提高，那问题就大了。
事后证明，教育部最后没有采纳“英语降分，语文加分”的高考改革方案。我和教育部所见略同。
最近，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先生一篇题目为《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的文章在网上、微信中广泛流传，读者对这篇文章也是一片叫好声。我没有发现有不同声音。我仔细拜读了这篇文章，对该文的大部分观点都非常赞成。语文对人的精神成长确实很重要。不过我又以为，在中国，对大部分国民而言，一辈子的道路并不决定于语文。先不说一些自然科学家，其语文水平跟他日后在科研上取得多大成就并不成正比关系。单说语文好的，多半观察比较细致，感觉比较敏锐，体验比较深刻，表达比较犀利，追求比较浪漫，比较容易情绪化，比较多愁善感，同时又自信，执着，一根筋，因此在中国的命运往往没有学理工科的人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过去已然，于今为烈）。或者干脆说白了，在中国，语文好的，命运往往不会太好，甚至是太不好，而且历来如此。例如两千年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孔子，语文当然好了，但其一辈子的命运“累累若丧家之狗”，总体看不能说好；屈原、司马迁，语文当然好极了，但他们现实的命运很不好。苏东坡，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难找到比他语文更好的，但其“黄州惠州儋州”的命运，不是一般的不好。两千多年后，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反右派运动划右派317万多人；根据有关资料，反右派运动中有511万多人受迫害 。这些右派分子，个个都是能说会道善写文章之士；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少数几个一直没平反的“大右派”，语文好得一塌糊涂，可是命运很悲惨。毛泽东自己呢，博览群书，文章大家，书法诗词的成就堪称前无古人，但建国后他所犯的一系列历史性大错，我看多少就和他语文太好，想象太丰富太浪漫有关。陈伯达和“四人帮”，语文都好，命运也不能说好。
陈平原先生的文章我只要一发现就会认真细读，从中受益良多。但对他说的“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这句话，我是有点怀疑的。前两年我反对高考语文加分，也和这个怀疑有关联。行文至此，我甚至想借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语文大讨论时很有名又很刺激人的一句话，来强化我这篇小文章的主题，那句话是——
误尽苍生是语文。
有个朋友看过本文后跟我认真地说了一句玩笑话，我把这句话补充进来，作为本文的结尾。他的玩笑话是：“读太多语文，一辈子就毁了嘛！哈哈哈哈哈！”
他的意思，和“误尽苍生是语文”是一样的。
（2015-2-24 00:48 ）
[转载]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1、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2、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3、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文章转载自【文汇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