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6年01月07日  古　耜

      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把“伟大”和“中国小说”组合在一起，这在当下文坛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其中有认同的，也有反对的；有补充的，也有修正的。所有这些说法乍一看来，似乎见仁见智，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它们最终追询和阐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小说应该不应该面对伟大？第二，中国小说可能不可能创造伟大？第三，怎样理解和把握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标准和尺度？如果以上概括还算准确，那么，应当承认，这三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小说理论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小说史上的一些重要事实，而且还密切联系和影响着今天小说创作的艺术实践。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围绕这三个问题，下一番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夫。

　　小说创作需不需要一种伟大的观念与境界？这在欧美文学界似乎已有比较明确而且是肯定的回答。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留心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以及获奖作家的某些创作自白，即可见一斑。相比之下，中国小说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却一向缺乏一种科学的、成熟的、真正体现了人类精神魅力的小说观念与境界。漫长的封建社会视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为“稗官”、“小道”、“史之余”，其中包含的巨大的轻慢与歧视，从根本上抑制了小说观念和境界的生长。晚清之际，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革命”，明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无疑提高了小说的境界，促进了观念的转化，但却因为矫枉过正，无形中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以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二十世纪前八十年，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主流意义上的小说基本扮演着“号角”和“武器”的角色，积极参与了“启蒙”、“救亡”和巩固新政权的斗争，这固然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是从观念和境界的角度讲，却分明近乎畸形地突出和强化了小说的工具性与实用性，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小说的不堪重负和自性迷失。进入新时期，随着全社会的拨乱反正，小说也实现了向自身的复归。这时候，小说的应有观念和理想境界，开始成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内容。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潮，内外夹击，不仅粗暴地中断了这种思考和探索，而且从根本上消解着小说一体的神圣性乃至存在价值。一时间，诸如“作家死了”，小说是“俗物”，“中国当代文学不需要大师”之类的喧嚣不绝于耳，这使得中国作家的小说观念与境界快速向低俗滑行，反映到创作上，便是平面化、碎片化、粗鄙化和感官化文本的大量出现，便是灵魂的逃逸和欲望的狂欢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应有的小说观念与境界的缺席，限制了中国小说的发展，使它迄今显得步履蹒跚。也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我十分赞同哈金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它可以启发人们在咀嚼“伟大”时，以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为参照，再次斟酌小说的真谛，锤炼小说的观念，寻觅小说的精神，攀援小说的佳境。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我们连小说的上乘品格和理想境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可能写出真正的优秀作品呢？

　　中国小说既然需要直面伟大，那么，在眼见得当下或不远的将来，中国作家能否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呢？对此，我们不能表示盲目的乐观。因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批评过空喊“伟大的文学”的左翼人士。此后，“伟大”的字眼还曾不止一次地修饰过实际上并不伟大的作品，以致使人们产生了被骗的感觉。然而，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凭借文学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境，就伟大作品的形成开展一些有依据的预测。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学要同“伟大”结缘，除了对作家个人的资质有较高的要求外，还需要以下三个重要条件：第一，这个民族的文学传统相对丰厚，它可以向作家提供足够的艺术营养，并最终将其挺出地平线；第二，这个民族相对丰厚的文学传统，得以与世界文学潮流做双向沟通，从而于碰撞中生发出新质和活力；第三，这个民族在历经苦难和动荡之后，拥有了深邃的精神底蕴以及宽容的气度和开放的胸襟，它能够孕育充盈着真善美的文学作品，并使之自由传播。应当承认，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已经大致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其中第二、三两个条件，有可以直观和印证的事实，自然没有太多的疑义，惟有第一个条件因涉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评价，所以需要稍作辨析。如众所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典文学自是源远流长，琳琅满目，但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却与古典文学发生了传统的断裂，因此成就不大，一时还难以出现真正的扛鼎之作。这种说法颇有些似是而非。事实上，文学的承传虽然都是纵向的，但这种纵向的承传却不一定是环环相扣，今天的作家完全可以直接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获取成功。近年来多有好评的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白门柳》《张居正》等，庶几可作如是观。更何况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并非一贫如洗，其中仅鲁迅这座宝库就让人每感常读常新。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我们有理由写出不朽之作。就这一意义而言，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亦乃适逢其时。

　　现在，该探讨一下伟大中国小说的标准和尺度了。在这方面，有作家以“真正的伟大从来无法也无视定义”为由，反对任何规范，而主张伟大在“伟大”之外。但我总觉得还是古人说得好：文学作品的法度常常是：定法则有，活法则无；大体则有，具体则无。衡量当代小说似亦应如此。作为出现于公共空间的精神产品，“伟大”的中国小说必须含纳一些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正义、道德、伦理、仁爱、悲悯等等。在这方面，哈金的定义尽管脱胎于伟大的美国小说，但也不全是乏善可陈。譬如，它对中国经验的强调，对生活和人物丰富性的看重，对同情心的首肯，都是极好的见解。在此前提下，作家自可充分调动艺术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但却不能抽空前提，只剩下无所归依的所谓想像力和创造力。那样的小说不但远离了“伟大”，而且最终只能沦为语言杂耍乃至文字垃圾，时下的一些小说恰恰掉入了这样的泥沼。它说明哈金的小说观念远比我们一些作家要清醒和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