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
“鲍家街43号”时的汪峰(右三)。
◎ 王 俊
继一周前的深圳演唱会之后，5月16日晚，汪峰的“峰暴来临”演唱会天津站，又一次一如既往地成功。几乎没有理由不成功——国内顶尖水平的精良制作，几十首引发万人卡拉OK的嗨曲，汪峰对现场表演节奏和气氛的纯熟把控，让整个流程犹如在一条异常精密的轨道上运行——万事如意，没有缺憾。
毫无疑问，这就是国内大型演唱会的标杆和典范，流行音乐产业的皇冠，此时紧攥在汪峰手里，无人能夺。
汪峰是当前华语乐坛最具商业价值的歌手。和王菲、五月天、陈奕迅、凤凰传奇不同的是，他是以摇滚的身份进入这一行列的。在他的身后，那条漫长的道路上，铺满了各路摇滚老炮和死磕青年的累累白骨。
可是，在这万众的狂欢和称颂中，关于汪峰的质疑始终未消。他真的掌握了时代的精神中枢吗？他真的可以超越那些流言、窃笑、狐疑，面无愧色地进入摇滚的殿堂吗？
搞摇滚的人千千万，只有他成了亿万富翁
20年前的北京，活跃着近千支摇滚乐队。人们带着苦大仇深的悲情搞音乐。而鲍家街43号乐队因为有一个头脑非凡的核心，早就开始视地下为污名，朝一个新的时代耸动自己的头角了。
那时的鲍家街43号，玩的东西就是布鲁斯，偏于根源，而不是偏于摇滚。他们的音乐充满了创造性的火花，一出手就不凡，在当时的北京完全可以傲视群伦。当同名专辑《鲍家街43号》在1997年横空出世时，人们满怀着欣喜和敬意谈论他们，顺带让中央音乐学院那个普通的门牌号也与有荣焉。
没有人能猜中命运的骰子将呈现给你哪一面。如果鲍家街43号继续沿着那条从艺术到艺术的道路走下去，今天的中国也许只是多了一支杰出的布鲁斯乐队，而少了的，却是汪峰所开创的这一代音乐王朝。
汪峰很早就在揣摩着观众的好恶。有一次乐队演完《晚安，北京》，众所周知这是一支内敛深沉的旋律，结果汪峰突然举起吉他砸了个粉碎。连身旁本以为熟识他的队友都傻掉了。汪峰的解释是“情绪到了”。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住其表演型人格的流露。
汪峰乐队的早期成员，如吉他手龙隆、鼓手单晓帆，如今都已是优秀的音乐家。当时他们偏学院化的音乐趣味对鲍家街43号的音乐走向起着重要作用，从正面影响了汪峰的作品品质，但同时，也对汪峰蠢蠢欲动的流行化图谋形成了掣肘。
不想做老板的歌手不是好明星
1999年，一个带着“黄金手指”的人出现了——许晓峰，时任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作为曾经的北大校园歌手，当校园民谣的黄金年代一去不返之时，他亟须寻找乐坛新时代的兴奋点。这位极具生意头脑的闽南人，看中了汪峰。二人几乎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既然是生意，总是无情的。带着新老板“只签你一个人”的成命，1999年年底的一天，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饭馆，汪峰向朝夕相处四年多的队友们发出了散伙通知。敢于放手，不囿于人情，不拖泥带水，这算不算一种成功必需的精明？反正，从2000年起，汪峰才总算是展开了野心勃勃的双翼。如果说《花火》里还有不少鲍家街时期的情怀残留的话，《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笑着哭》、《怒放的生命》这三张专辑，可算是把汪峰骨子里的琼瑶式柔情和李永波式的豪情释放得淋漓尽致。
华纳和创盟时期的汪峰，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摇滚汪峰，从那些如香浓巧克力般的音乐，到他言语中的自喜和干净整洁的造型，都在透露着他对成功的渴望和机心。
从单飞之后，汪峰与乐手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转变。无论2000—2004年的蔡正东，2005—2014的贾轶男，还是2015年的熊林，他们都是出色的吉他手，但他们都只是汪峰的雇佣军，从音色到结构，甚至现场的范儿，都离不开汪峰的亲手调教。以往那种乐手之间的互相刺激和启发少了，鲍家街时期带着毛刺却浑身是劲儿的音乐肌体，正在被犹如上了黄油一般润滑的机械运转所取代。
坐在《中国好声音》的转椅上担任梦想批发商，在喧闹欢腾的跨年晚会上为大众励志，在电视广告中为不同品牌的SUV怒放自己的生命。汪峰带着暧昧的微笑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频现于自己歌声里咒骂过的名利场，和商人及大众的廉价期待相互击掌。他正在成为他反对过的人。
“摇滚圈子里没有多少音乐人是适合做CEO的，汪峰是一个”，乐评人郝舫说。
汪峰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资深歌迷，都称他为“老板”。在国内一线艺人中，汪峰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职业观念和自我经营意识的人之一，具有极强的自律精神和勤奋刻苦的品格。他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且对达到其目标具有极其坚定的意志和清晰的步骤。
每一场演唱会后，别人是开庆功宴，而汪峰总是第一时间把演职人员召到一起开现场总结会，对于错漏的环节和不满意之处，他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从场地、灯光、音响，到后勤服务、座位设置，汪峰都事事操心。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纯粹的歌手，而是以出品人、制作人的眼光和行动来处置一切。
汪峰的勤奋和对细节的苛求是出了名的。在很多演出的彩排中，其他大腕歌手都是派助手代替到现场走台，只有汪峰不顾旅途辛劳，亲自到舞台上走位，一遍又一遍地试麦、对灯光，对每一个音区的音色和声压提出要求。
汪峰对此的解释是：“我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一个音乐家应该做的。我事无巨细，所有事情都要去过问，因为这块不允许我偷懒。你不管，最后就会看到不能忍受的事情发生。我们老说和西方的差距，差距就是这个专业基础和商业环境。”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汪峰的“财富故事会”有迹可循。
杰出的歌者 蹩脚的诗人
汪峰在演唱和旋律方面的天才之昭昭然，不必多说。究其原因，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之外，不能不说与长期的学院派训练不无关系。由于生在艺术之家，汪峰从小苦练小提琴，一直不得其昧。直到17岁那年，偶尔听到一首前苏联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柴可夫斯基曲目后，才惊觉音乐之美。老柴以旋律见长，如蒙神启，汪峰对旋律之美的追求甚至是苛求，也许与这样的精神源流有关。
但是，乐曲不只是旋律，还有结构和走向。近十年来，汪峰对歌曲结构的挖掘和处理远逊于其在乐句发展上的才华。这正是汪峰的许多歌曲“听起来很爽，但听多了好像都差不多”的原因。汪峰始终没能走出传统歌曲的三段式结构，只能反复地在“低沉吟唱——猝然爆发——重复歌咏”这样的模式中重复自己。
没有结构的创造性发展，就不可能有乐曲的深度。回头去看披头士、鲍勃·迪伦那些经典的旋律，无论篇幅多么短小，它们的起承转合都是令你惊喜万分的。而汪峰的旋律行进始终是单层面的，缺乏耐心进行主题的深掘。在这样一条反复践踏过的泥泞道路上，自然跳不出令人惊艳的舞蹈。
歌词创作上，汪峰有三大精神导师：艾伦·金斯堡、迪伦·托马特、鲍勃·迪伦。从早期的《晚安，北京》，到现今的《一百万吨的信念》，无数的歌词几乎就是艾伦·金斯堡长诗《嚎叫》的文字模仿秀：选取足以代表工业时代之冷漠机械的实物意象，用自己的“迷惘”、“孤单”和痛苦加以搅拌，端上来的一盘面目似曾相识的什锦菜。
对几大精神导师的遗产，汪峰一直在模仿，从未有超越。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他幽默感的悲剧性丧失。作为一名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他对艾伦·金斯堡、吉姆·莫里森这些文化异数的热爱和搬用是填鸭式的，是断面式的截取，由于没有垒起足够扎实的文化基座，因此食异不化。犹如一匹消化不太好却拼命嚼食的马，粪蛋里都看得清它吃下去的草的茎秆。
汪峰的词库之贫乏已经很有名了。生命、坚强、梦想、自由、孤独、迷惘、哭泣、绝望……难怪有人觉得可以编写一个“汪峰歌词生成器”软件，把这些高频词汇输进去，就可以创作一首汪氏励志歌。没有思考的迷茫，是没有重量的。没有原则的哭泣，只会形成软弱性人格。好词不可滥用，正如好泪不能轻弹。
歌词的短板，实际上是文化的短板。它是一种对历史的坦率认知和对当下的深刻体察，是一种圆融通达的学用境界。这方面，汪峰还要补好多堂课。
汪峰是一位具有专业工匠精神的、令人钦佩的音乐家。甚至可以说，他正在朝着成为巨匠的道路上狂奔。然而，他离成为真正的大师还有多远？
汪峰的尴尬在于，他怎么都学不会如何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时代的隐痛。手段纯熟，却不高明。虽有匠心，难以独运。故离大师远矣。
汪峰说：“主流摇滚是最难做的，因为必须要经历摇滚乐和流行乐两边的骂声。”事实上，做一位高产而长青的巨匠，也是不错的选择。中国的流行乐坛缺少优秀的工匠，那些对自己的专业孜孜以求、对普罗大众慈眉善目的匠人，简直是这个时代的良心。汪峰这样将摇滚带入主流，同时与主旋律、流行和摇滚这上下三界进行对话，且能准确表达中产阶层审美和情趣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