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传》）是关于器的最早解释，在这一解释说明里，器是在道之下的一个哲学范畴，这是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家重道而轻器的开始，

 

 

明确地论及气的哲学家是南宋时的朱熹，他在中国哲学史上较早的论及道与器的关系： 

 

“道未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朱子语类》卷七十七）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愚谓道器之名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杂学辨    苏氏易解》） 

 

在朱熹看来，道与器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作为形器本体的道，它本身不是形器，而是离形器而独立存在的形而上，但它蕴含着形器之理，就是说，形而下的器是形而上的道的作用和表现，道与器的统一性是在其对立性中得以实现的。似乎是朱熹确立了关于道与器的哲学命题，从朱熹开始，道与器才进入众多哲学家的论述范畴，元代的吴澄的道器之论就是对朱熹的继承和发展：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虽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无间，未始相离也”（《答田付使第三书》） 

 

明代王守仁则提出道器一致的主张： 

 

“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而固未尝超乎，而固未尝融乎。”（《徐昌国墓志》） 

 

离开器求道，则道不明，这种道器一元论的思想是从他的“心一元论”的立场出发的。

 

明末的刘宗周对道与器的论述更具有现代性： 

 

“道者万器之总名，非与器为体也。”（《学言》中）

 

“《易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非道也，而既以载道。”（《宋儒五子合刻序》） 

 

他认为器不是道，但是离开了器，道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道不是本体，道与器不相离，以器为存在的前提。

 

王夫之对道与器的论述更是丰富，它首先认为形而上之道是离不开形而下之器的，但他又没有把道看做是超越器之外的存在，而是寓于器之中；其次，道与器统一与形，二者相既不离：“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问录内篇》）道器统一于形，道是隐于形中之作用和功能，器是形之可见者，道与器隐于形又依于形，道与器是对统一客观事物不同方面的规定；第三，其实客观事物的物质实体，道是器所固有的属性，由此可以地处一个逻辑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将会出现当前不存在的道和器。王夫之的这些思想都是具有前瞻性的。从王夫之以后，器被后世的不少哲学家屡屡拔高，这种现象是符合当时的人们求新求强的时代要求的，例如魏源就这样解释道与器的，一切以实用为最高要求。这种局面的产生也是由于列强的入侵导致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格物致知的实用之学，以期实现民族强大的时代愿望，对器的先进性的渴求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题，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在哲学领域里的原先那种重道轻器的观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李贽在《焚书·大耿中丞》中这样解释道“夫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意思是说，要把人的自然真实性情加以推广，成为天下的公共原则，. 相对于李贽，刘宗周的自然之道的思想就更加直接明朗，他认为“道，布帛菽粟耳。”“天地间有一物则有一理，有一务则有一理，皆道之所在也。”（《周易古文钞》下）在刘宗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道与器无所为形而上下之分，道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人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道，不必像古人求道，“此道本不远与人，学者只就日用寻常间，因吾心之所明者而一一措诸践履，便是进步出，不必向古人讨分晓也。”（《答门人祝开美》）王夫之这一时期有一位对道的含义进行了阐发的大哲学家，关于道的本义，他有过这样的论述： 

 

 

 

朱子曰：“天下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若不得见，则虽生于天地间，而不知以为天地之理，虽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为人之理矣。……天命之性，处处皆是，但之寻时，先从自己身上寻起。”上述材料所阐述的核心内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