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科学时报，2005，2，18）
自然科学家们总是非常重视研究结构的。元素周期表与结构有关，DNA与结构有关，原子模型与结构有关，等等，例子不胜枚举。
事实上，人们后来发现，不仅自然科学家关注结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也关注结构。心理学中的格式塔，不就是个结构概念吗？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经典著作就题为《科学革命的结构》。1979年5月，西方国家的一群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聚到一起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结构问题，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就叫《科学与艺术中的结构》，其主编者当中包括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彼得. 梅达沃。［1］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十分迷恋结构的问题，或是用结构去解释其他事物。20世纪80年代，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州先生（可惜他英年早逝）和蒋国华先生经常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内的望海楼宾馆组织一些沙龙式的小型研讨会。笔者曾经参加过这样的研讨。有一次，研讨的主题是“幽默的本质”。赵红州先生说，如果人们在两种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发现了同构关系，就免不了觉得可笑，也许这就是幽默的基础和本质。这次讨论会至今印在我的脑中。
更有一些学者在更高的层次上探讨结构。比如，学者王红旗先生在《宇宙的重构》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所谓智慧，就是一种结构物能够认识和理解另一种结构物。人类生存的实质就是用思维重构宇宙。［2］他把结构“抬举”得非常之高，并说：“欣赏结构是人生的大享受，发现新的结构是人生的大幸福”。他认为, 对于一个有所作为的国家、团体或个人来说，大体有三种方式的作为：一是破而不立，即能够打破旧的社会结构或自然结构，但是却没有能力建立新的更好的社会结构或自然结构；二是先破后立，即彻底打碎旧世界，重新创造新世界；三是对旧世界进行新的重构，继承旧世界的合理因素，增加新世界的新鲜血液。他本人倾向于第三种方式。［3］笔者也持这样的主张。
可以认为，王红旗主要是从人类个体出发来谈结构和重构的意义的。法国科学社会学家米歇尔. 卡龙则从社会的角度来谈重构。他说，“其实，科学活动的主要成果并不是产生信息，而是重构异质网络。”他认为，科学事业应这样来组织，即允许尽可能多的重构，并保证每一重构物有同样的生长机会。也就是说，用科学来促进多样性。他将多样性看得无比重要，以至于声称：科学是一种公共物品，必须不惜代价地予以保护，因为科学是多样性的源泉之一。［4］
我们可以从结构和重构的角度去认识一系列问题。我国迄今二十多年的的改革，本质上就是结构调整。所谓“改革出效益”，就是在各种投入的存量和增量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依凭“重构”的制度、机制和队伍，焕发活力，提高投入产出率。在大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中，反对“近亲繁殖”，其实就是为了“重构异质网络”，通过不同流派的相互竞争、不同学术传统的相互融合来促进学术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的任务就是重构和再现原作。如此等等。因此，面对种种重构的事物和现象，不要惊慌失措，而要主动地去把握重构过程，期盼和催生更优秀、更优化的结构。
参考文献
［1］Structure in science and art: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 H. Boehringer Sohn Symposium held at Kronberg, Taunus, 2nd-5th May 1979 (International congress series) Elsevier North-Holland (1980)
［2］ 王红旗，宇宙的重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1997
［3］http://www.comment-cn.net/grwj/cgxj/new1.html
［4］Michel Callon, Is science a public goo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994, 19 (4): 395-4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