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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2007-02-22 22:21:15)转载▼
分类：散文随笔
过年真是没有意思，年前东奔西走，买东买西，年后人来客往，疲于应酬，想静下心来看点书，难哉。现在稍得宽馀，偶翻钱穆的《国学概论》，看到他谈两汉经学与经今古文问题，想起了秋天在河大，与老师们谈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前后转变问题，我谈到中国学术思想中经今古文两派对梁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一位先生问及经今古文两派的差别是什么，我记得我说的是今文经学重在“经世致用”，而古文经学重在“通经明义”，一个目的在“致用”，一个目的在“求真”"。那位先生接着说，一个是“为人之学”，一个是“为己之学”。我表示同意。
“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语出《论语》，查《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朱熹在《四书集注》并没有自己解释这句话，而是引用程子的解释：“为己，欲得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意思是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今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取悦于人。程子并进而言之：“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宋儒的理学强调的是个人的人生修养，所以程朱肯定“为己之学”，否定“为人之学”，认为求学的目的首在提高自己的人生修养，而不是为了取用于人，夸饰于人。其实早在荀子那里，这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问题已被说成了“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问题，其评判高下若此！
为学的“为己”与“为人”，与学术的“致用”与“求真”一样，是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大难题，众说纷纭。求学到底仅仅是为了自己修身养性还是为了有用于社会？这二者孰高孰下？现在我坐在电脑前，也想得头痛！
昨天坐在电脑前，想谈谈“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问题，但这是学术思想上的一大难题，我想得头痛（也不知是因身体不适而痛还是因过度思考而头痛，哈哈），不知如何谈起，就放下了。现在起床，头脑清醒，接着说吧。
求学到底应该“为己”或是“为人”？这个问题是由孔老夫子而起，但事实上说起来，恐怕夫子本人对此也是矛盾的。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儒认为他的态度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总是有点疑问的。孟子说，读书要“知人论世”，对我们这位祖师爷也应该这样吧？然而联系孔夫子其人与其所处之世，我发现夫子说这句话时多少有点言不由衷！谁不知道他孔老夫子为了推销他的思想学说而用了半生时间周游列国，揣着他的老胃病，坐着他的老牛破车，带着一群弟子，颠沛流离，到处碰壁，以至于落得“丧家之犬”之名，却仍“虽九死而犹未悔”，“知其不可而为之”？谁不知道他老夫子“学而优则仕”的著名主张？孔老夫子一生所求，其实恰恰是“求为可知”的，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得明白：“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愁没有官位，只愁没有当官的本领；不要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只要去学习足以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就行了。所以我想，老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时，恐怕是在其学不为世所用时的矛盾处境和矛盾心态之下，发出的一句自相矛盾的牢骚话而已。《论语·宪问》中还有这样一章：“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夫子作为一个学者，他的学问不为社会所用，不被社会承认，那当然是十分痛苦的。所以他无限伤感地一而再地叹息：“莫我知也夫！”没有人知道他啊，他的所学不能用知于人啊！苦恼啊！“知我者其天乎！”老夫子急切得有点呼天抢地了！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是一本书的名字，《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国人马克·里拉著），总会有难以割舍的情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我说过了，从孔子以降，孜孜以求的，就是有用于当世。我记得是余英时说的吧，他说中国知识分子过去称“士”，此“士”乃从武士而来，在依靠武力的时代，王上身边拱卫的是孔武有力的武士，而到了可以依靠智力的时代，取代武士拱卫在王上身边的则是读书人了，所以这个“士”也变成了“仕”，即做官的人。因而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独立过，从来就是寄生在别人身上的。西方呢，对于学术与政治的问题，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就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有一个宗教传统，或者说他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神的世界，因而他们的思考和求知，可以比我们更纯粹些。因而他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多从神职人员而来，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则多是朝堂之上或心在朝堂的官僚或准官僚。
学术与政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其实永远是难全的。柏拉图所谓的“哲人王”到底是理想国中的空想人物，而中国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也不过是为读书人开列的空头支票。
说到学术与政治的问题，我很自然地想到马克斯·韦伯的一本书：《学术与政治》。这是一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著。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专有名词最早源于俄文，指称19世纪俄国那些具备一定西方知识背景同时又具有一定社会批判意识的独立群体。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具有两大要素，或者说是两大内在规定性：学术追求和批判人格。学术追求关乎个人的学术志趣，其目的在于求真，本质上是私域中的行为。而批判人格则和社会背景紧密关联，是对公域的介入，其目的在于求善，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公共关怀。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其实所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这本书由他在1919年的两篇演说组成：《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作为一个崇尚理性的学者，韦伯将学术与政治截然两分，试图分别在两个分野中讨论问题。
在学术生活中，学者的使命是单纯的学术追求。韦伯视学术研究为一项严肃的专业化科学活动。在韦伯看来，随着社会的分工和专业的分化，只有当人成为严谨的专家，他才能在一定领域中获得确定性。科学借助于概念和理性试验，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学有助于人们获得认识的清晰性，但科学不能向人们提供现成的信仰和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科学的本质在于存真而不是求善，决不能混淆科学的本质和功能。作为以科学为业的学者来说，他必须认识到科学的界限，本质上也就是认识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韦伯认为学者的职业精神就在于坚守“价值中立”，然而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矛盾，造成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紧张感。
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需要他们独坐于书斋，在知识积累中实现理性的自明，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又要求他对社会公共生活有一定程度的介入，而且有时候是身心近距离的介入。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往往又消弭了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治之间的距离，而必要的距离恰恰是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的前提条件。所以，韦伯是矛盾的，他没有解决学术与政治这对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的马克斯·韦伯，与我讨论过的梁启超一样，永远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痛苦地摇摆！韦伯年仅29岁时已经有三部著作问世，这为他赢得了学者的声誉，他却说“我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更多的是希望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学术活动”。政治生活的挑战吸引着他，韦伯的现实情感过于强烈，单纯著书立说不可能给他带来持久的满足感。后来韦伯即将执教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虽然当时韦伯认为政治活动与新职位难以兼容，他还是参加了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并以失败告终。政治失败后，韦伯的精神崩溃了，这显示了韦伯内心世界的长期紧张。学术追求和政治追求同时在分割着韦伯的有限生命，分裂的生活导致了分裂的人格。这与梁启超有多么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