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个近乎神圣的语词。由于它关涉对宇宙万物和人生之根本的认识，古人常称其为“道术”，意指专门、系统且具有根本性的学问，故有“天下莫大于学术”之说。学术作为人类专门认识活动的产物，是文化的结晶和精华，承载和映现人类精神，能够滋养、完善社会个体和整个民族，引领社会和时代前行。由此，决定“为学”成为一项艰苦而崇高的事业。

“为学”与“为人”是统一的。确切地说，为人与为学原本是一件事。古人云：“德行、学问本一也”。为学与为人的同一体现在：人是主体，为学是主体的活动，因而是主体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人格在为学中对象化、外化，从而在学术成果中得到体现和映现；一方面，为学又使学术内化，反过来塑造乃至规定人格。可见，为学与为人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为学从根本上说可以归结为为人。毋庸讳言，在现实中，人们常常看到为学与为人相互分离的情形。这种情形的出现，究其实际，除了缺乏学术自觉之外，往往是因为为学在功利、私利的诱惑下，脱离了为人这一目标。

将为学从根本上归结为为人，为学就成了“为己之学”。孔子曾强调“为仁由己”，学是“为己之学”。这里所说的为己，当然不是说为一己之私利，而是说为学的功用首先应是用来提升和完善自我，用于自己修身、做人。那么，这与“为他”是否存在差异、矛盾？其实，将为学作为为己之学，也就使为他具有了根本的前提和条件，也就真正做到了为他，从而实现了为己和为他的统一。试想，如果自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如果自己尚迷，如何度人？孔子提倡“为己之学”，是针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颓变世风，意思是说，古代的人做学问，首先是为了提升、完善自我，而今天的人做学问，却变成是单纯给他人看的了。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此类世风愈甚，可见为己之学及其精神的可贵和重要。

将为学归结为为己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学术就被归结为道德，而为学就被归结为道德修养和践履。因此，可以说，为学的根本奥秘在道德之中。通晓此奥秘，也就找到了为学的真实门径。这其中的道理在于，学术以道德为始源和根基。孔子力倡“据于德”，他在《大学》中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深刻地阐释了为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在这里，明德、至善被作为思有所得的根本和前提。老子也强调“重积德”，认为“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惠能明确主张“善生慧”，甚至认为“见一念善，智慧即生”。老子和惠能的论述，分别说出了道德的本体地位以及认知对于道德的依赖性，尽管未直接论及为学，但包摄和内含为学，不啻对为学规律的一种透辟说明。

善所以能够生慧，是因为唯有善才能够生静，而静是慧的直接前提和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古人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得出了“宁静致远”这一基本认识。孟子对此加以总结和发挥，将为学之道归结为“放心”。他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这一“放心”之论，被誉为“千古学问断案”和“千古学问指南”。

若以孟子“放心”之论来检视和反思：当今我们的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为什么难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其中当然有各种主客观原因。譬如，在客观方面，我们的现代化过程比起西方某些发达国家还相对滞后，我们的综合国力在世界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势必在根本上影响中国学术理论特别是哲学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除了这种客观条件，在主观方面，大概也有一条原因不容否认，就是在外界各种物欲的诱惑下，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出现的功利主义的诱惑下，我们的学术理论和哲学之心难以平静了，违背了“宁静致远”的古训，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洞察力、穿透力和前瞻性，并造成甚至加剧了历史视界的愈益扩大同我们的理论眼光愈益短浅之间的矛盾。须知，当我们急功近利而为学、而运思之时，澄明之心就已被遮蔽了，悟性、灵感就已离我们而远去了。

如何静心、安心、放心？这取决于如何对待欲望，即如何处理理性与欲望的关系、矛盾。“欲”乃人性之自然，亦为历史发展之动力。但欲不仅有公私之分，而且有度的界限，有合理与否之别。相对于为学，古人重视对各种外物之欲的驾驭和统摄，故有“遣欲”“制欲”“寡欲”以及“外物”（“外”为遗忘之意）“不住”“放下”等等之说。《醒世恒言》中载有一条寓言，颇令人回味和警醒。文云：薛录事（“录事”为官名）于高烧昏迷中做梦，梦见自己化为鲤鱼，跃入湖中，恰遇渔夫垂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祸身，但却耐不住饵香扑鼻，于是张口咬之，终被钓去。作者点评曰：“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由此观之，或许有理由将为学之道的关键归结为：人是否能够使自己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