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译理：原则的恒久性
孙迎春（山东大学[威海]翻译研究所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翻译原则问题在中外历史上曾经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首要关注焦点。自20世纪晚期以来，新理踵出，一方面翻译研究领域得到很大的扩展，理论研究也迅速深化、细化，令人欢欣鼓舞；同时，翻译原则问题在理论研究的前沿却未被给予适当的地位，且遭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是不妥的。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些探究，运用中国特有的易学智慧，就译德实质与重要性、翻译原则恒久性及其定位和原则与灵活的关系问题，叙说作者的见解。
【关键词】 易学，译德，原则，恒久性，定位
Eternity of Principle Investiga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Yi Studies
Abstract Translation principle had once been a subject at the core and focus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new theories coming out one after another since the ending tens of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conspicuous expanding development has been made, on the one han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has been rapidly deepened and more minutely done, which is, of course, inspiring; on the other, however, on the theoretical front the subject is not given a proper position and even ignored to different degrees, which is definitely improper. It is intended in this study to make some exploration into the problem, presenting this author’s views concerning the essence and importance of translation morality, eternity and location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 employing yi studies intelligence peculiar to China.
Key words yi studies, translation morality, principle, eternity, location
从1979到2010年，中国知网收录题目跟“翻译标准”有关的文章759篇，21年中平均每年36.14篇，中国译界学者对此话题的探讨兴趣之浓可见一斑。就2010年的情况来看，有的文章延续了传统翻译标准的探讨，如“翻译标准述评（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湖南第一师院主办，2010/01）”、“论诗歌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以汪榕培译《枫桥夜泊》为例”（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核心期刊，2010/02）、“‘忠实’——不可或缺的翻译标准”（Journal of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湛江师院主办，2010/01）；有的探讨具体领域的翻译标准，如“再论术语翻译的标准——答侯国金(2009)”（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主办，核心期刊，2010/02）、“中医基本术语中葡翻译标准的研究进展”（World Chinese Medicine，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2010/02）、“英语隐喻的认知翻译标准和方法”（China Electric Power Education，中国电力教育协会主办，2010/04）；有的结合当前译界实际或新理观察，如“暴力·越界——从《白噪音》看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标准”（Journal of Gansu Normal College，甘肃高师主办，2010/01）、“目的论与歌词英汉翻译之标准”（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2）；有的尝试在中西之间进行比较或进行深层思考，如
“中西翻译标准之‘信达雅’与‘目的论’比较”（安徽文学[下半月]，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2010/02）、“翻译标准的哲学思考”（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绵阳师范学院主办，核心期刊，2010/01）。
出于文化差异和历史因素，西方人对翻译标准或原则感兴趣的则相对较少，热情持续的时间较短。乔治· 坎贝尔（George Cambell, 1719 – 1796）、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zer Tytler, 1747 – 1814）等学者在十八世纪对翻译原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之后，便少有西人问津了。在近三十年的中国，翻译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学者多与西方译学有深厚的渊源，一般也不大谈翻译原则或标准，他们往往是追随着西方最新理论运作的。一般学者出于实用的需要，或唯真理是尊的心胸，其维护、探讨翻译标准的热情则始终不减，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
笔者以为，在翻译学科已经建立、译学理论蓬勃发展的今天，为澄清混乱，有必要在元理论层面考虑一下译德问题，翻译原则存在的理据、恒久性及其定位和原则与灵活的关系等论题。本文旨在针对这些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以就正于方家。
1. 译德之维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受控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产生了翻译的需要，译者既须忠实于原作之意，又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需求和艺术的标准，三者皆不能负，这就是译德之维。在一种社会文化内发生的事情，与一种社会文化相关；在双语双文化之间发生的事情，与两种社会文化相关。故此，译德问题极为复杂，实现几方的平衡很不容易。
道德是什么，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 翻译行为自然也要受法律的制约，违背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触犯了法律条文，恢恢法网必是不容。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译者都是遵纪守法的，他们的行为因而主要是接受道德的调整。一般而言，道德“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评价人们的行为，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2] 这些一般性道德手段都是与翻译相关的，尽管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这些维度时常被人们忽略，在翻译评论中鲜有人提及，但它们在我们从社会文化高度去审视译作的时候，也都是客观存在的。
普遍适用的翻译原则，如“信、达、雅”，其实与译德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否做到了信、达、雅，在与译者的艺术水平、理论造诣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译德的高与低乃至是否丧失的问题。钱钟书说：“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3] 这里阐释的“信”，既包括对原作负责，确保其不走样，又涵盖对读者负责的语言畅达维度，和对艺术负责的风格适切维度，可以说都是译德具有艺术性的变现。也就是说，译德作为抽象的维度，经理论家的深入思考和缜密揭释，化为了比较具体的维度。当然，翻译原则并不仅仅与译德相关，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意义、行文、风格等，都渗透着译德的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德”是占据首要地位的。《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 这就是说，思想端正、自我修养完善、彰明美德是一切行为的基础。
隋代佛经翻译家彦琮（557~610）总结翻译经验，著有《辨正论》，他在批评了历代译人的得失后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劳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5] 王秉钦在其著作中对“八备”进行引述后指出，其中1、2、5、6项论“译德”，而3、4、7、8项则论的是“译才”。[6] 可见“译德”问题早在1400余年前即已在中国受到突出的关注，且深深地植根于更早的儒家学说。而《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也是儒家乃至道家学说的活水源头，也正是孔子撰写《易传》，将《易经》转化为哲学著作。今天，当道德问题在许多领域凸显的时候，在翻译领域也自当受到重视。译德菲薄所带来的弊端不容小觑。
2. 翻译原则的恒久性
原则的功用是不能替代的。
易学家马振彪为了说明“静”、“不动”的重要功用，在他所编著的《周易学说·艮卦第五十二》一节把“颐卦”拿来做比照，说颐卦的组成，上面是山，下面是雷，整个卦象是口，而颐即口之所以能言语能饮食者，实由其在上者象山不动，在下者象雷之动。就是说，人要说话、吃饭，不动嘴就做不到，而嘴的动实际是下颚的动和上颚的不动相互配合的结果，这是每个人马上就可以验知的。接下来他谈到艮卦里面如山之不动的人体的“背”，说“人身脉络皆系于背，有不动之背，而全身之动乃有所主。可见动以静为君也。”[7] “动以静为君”，人的行为属动，但这个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原则即静态的君，不能乱动，乱动必然偏离初衷乃至罹祸。
“山”在《周易》中表示“止”，因为在很久以前的古代，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遇山则止。联系到社会关系，山的止就化作了行为的原则，在不同的关系中有不同的变现：“于止知其所止。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止信，是皆知止而得其所止者也。”[8]君、臣、子、父所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分别是仁、敬、孝、慈，如果君对臣不仁，臣对君不敬，子对父不孝，父对子不慈，失去了原则，那还成什么话呢？社会还能不能正常存在呢？就翻译来说，在这些从易理产生的儒家原则中，最为可贵的是“交止信”原则，说的是与人交往必须笃实忠信，不然就交不了朋友。翻译就象交朋友，不“信”不行。这个“信”就是忠信，忠诚，反映着易经“三易”—— 变易、不易、简易——中的“不易”精神，即不变、恒久。
世间万物，虽时时在变，不变事物就不能发展，这是事物内在的矛盾冲突所决定的，但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规律、法则、原则是一定的、恒常的。天地有节制、按规律运转，才能形成春夏秋冬四时。不变化形不成四时，不遵规律运转也形不成。在翻译过程中，灵活运用各种技巧并节以原则，方可不伤神，不害体。拘泥形式则伤神，过度自由则害体。
《易经·恒卦》中的彖辞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李士鉁解释道：“恒久则无不通，故亨。”[9] 译事之道，也是恒久而不已，各种策略相推相替不逾矩，此往彼来，永无止时，译事才能因而畅通。
翻译标准或称原则有其模糊性，是译事之道的外在体现。许多人认为，信达雅等翻译标准太模糊，没有实用价值，笔者以为这样看是不妥的。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老子》中，对于“道”的功用有简洁而精到的揭示：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10]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是虚幻的。而它的作用却无穷无尽，永远没有竭尽。”[11] 不能认为，只有特别具体的尺码、标准才有用。翻译不是裁布、量体，不可能用裁布、量体那样的方法去衡量。“道的虚无正是道的源泉所在，它的深度能够包容世间万物，是万物之源。道的本体是虚空，道的功用是中和。道这种形态，这种物质是在不断变化和平衡的。虚而不实，实而不虚，永远不满，永远不空，永远保持不空不满的动态平衡状态。天地万物、万事皆是‘道’这种物质的衍生，道的境界是心灵的世界，它的空虚，是相对于自我世界而言，是不为人之外观所感觉到的。道的境界是虚幻的，但它虚而有物，它的无穷的奥妙对于得道之士来说，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因为，心灵在道的世界里自由翱翔是最快乐的，也是最能满足人的天性。在浩瀚无际的道境之中，蕴藏着天地万物的本原。”[12] 翻译之道亦复如此。人们通过翻译标准研究，对翻译之道有了充分的理解，再加上长期不懈的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翻译标准的指导，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实现翻译标准的功能，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脱离翻译标准的指导，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是死译、硬译，要么是胡译、乱译。
3. 翻译原则定位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20世纪70年代初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把翻译学分为两大块，一是“纯翻译学”，二是“应用翻译学”，“纯翻译学”又分为“描述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理论翻译学”之下又包括“普遍理论”和“局部理论”。[13] 严复的“信达雅”、泰特勒“三原则”等关于翻译原则的探讨与表述，因适用于各种语言文化显而易见应属于“普遍理论”，相当于刘宓庆在“翻译学内部系统·翻译理论”之下的 “翻译基本理论”[14] 。
普遍理论即不论时间地点，不分中国外国，都普遍适用的理论，因而区别于局部理论。普遍理论的探讨基于人类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各种语言形态不同，但人的基本生理、心理机制是相同的，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完全可以沟通的，这是语言可译性前提。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越远。”[15] 翻译理论探讨自然属于真理探讨。当初人类建筑通天塔惊动了上帝，上帝迅即变乱人类的语言以阻止其胆大妄为，所以，译者履行其天职在语言之间进行沟通显见是违背上帝意愿的，更进一步说，翻译理论探讨就更是令上帝不悦了。尽管如此，尽管很难，理论家还是要探讨，尽可能地接近乃至揭示真理。
翻译原则是普遍翻译理论中最稳定、恒久的部分。根据中西翻译史来看，翻译原则的探讨与翻译策略的摸索分不开，属于最早的翻译研究。原因在于，人类语言多种多样，操不同语言的民族进行交流必须依靠翻译，而翻译的原则与策略是首当其冲、绕不开、甩不掉的课题。规律如此，因而中国翻译史上，众所公认的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文章支谦《法句经序》里面就有了这方面研究的记载。公元224年，支谦批评竺将炎所译《法句经》“其辞不雅”，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文、质两派的一场激烈争论，以西来僧人维祗难为首的质派反驳时说：“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16] 钱钟书深刻地指出，信达雅三字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均已出现。其实还不止此，翻译普遍理论中的“译什么”的问题，在此也有呈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17] 20世纪后半叶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突出强调的翻译的实质是“译义”，而从《法句经序》来看，佛在两千数百年前就指出了，在《法句经序》中又得到了引用。可知纯粹创见之不易，一个理论命题真正确立之难。
原则问题是普遍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堪称翻译理论之门，反映着易理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凡是从事翻译工作或翻译理论研究的人，都认真思考过，逃无可逃，遁无可遁。涉及到雅、信、达的中国古代的文质之争，实质上反映着人们对形与神、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认识。按照易理，外在的形、形式为阳，内在的神、内容为阴，合而为一整体。在翻译中，形、形式是可变的，可以再创造，神、内容是不可变的，不应创造，只应变更形式再现。文派不拘形式，注重文字之雅，目光盯在精神实质上，质派固守形式，惟恐有违佛意，然因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固守形式实难传达佛意。
在西方翻译史上，许多理论家都探讨过翻译原则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位苏格兰学者，首先是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1719-1796），他在1789年出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
（一）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思；
（二）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原作者的精神与风格；
（三）使译作象原作那样自然、流畅。
其次是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在坎贝尔书出的, 第二年，, 即1790年，他出版了英国的又一部名为《论翻译的原则》的专著(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在书中也提出了三原则，与坎贝尔提出的上述原则如出一辙：
（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
（三）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故而关于后者是否剽窃当时就产生了一场风波，而后在翻译界时常提起。“一般学者认为，两位学者在同一时间研究同一理论，确有可能得出相同的结果。”[18]
中国有的学者（例如严复的学生伍光建）说严复的信达雅不是独创，是从英国贩来的，[19] 其实这也是误会。严复的根子扎在1700至两三千年的前的中国古代典籍，这是容易明了的。不过，仅从上述事实即可看出，原则问题的开拓意义、核心意义和历史意义了。中西学者在不同情形下各自分别提出基本一致的三原则，实在是极具说服力的相互印证，说明它确实客观地反映了翻译的规律。人们在进行其他翻译理论探讨的时候，应当以承认翻译原则为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理论探讨往往流于无益。
4. 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当今的国际上，话语权在西方人那里，国与国之间往往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言，在丛林法则之下，“利益”与“力量”起决定作用。在与“利益”相对较远的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我们应当体现出人类的高度文明，应当推崇译德，讲究原则，让丛林法则靠边。一个优秀的译者必须要讲原则，他的精神力量、心理素质都要以其良好的译德、坚定的信念来作为基础。缺乏译德和信念的人，决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译者。当一个人投身翻译事业，执笔从事崇高的翻译工作的时候，他就必须有能力克服各种干扰，抵制住形形色色诱使他偏离原则的力量，包括某些偏激而不成熟的翻译理论的错误诱导。“知止可以不殆。”[20] “知止”在这里就是尊重原则，止于原则，不逾越原则，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种“职业定力”是必须具备的，所谓“自胜者强。”[21] 能够自胜就有定力。
易经的“三易”精神——变易、不易、简易，这三者都适用于翻译。其中的“不易”，如前所说，即不变、恒久，指原则具恒久性。“简易”指理论、原则的表述要简单易懂，便于应用，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就有这样的典型特征。“变易”讲世界是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这里我们不妨用它来指称灵活性。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22] “知”与“智”同，故后来人们常用“智者”替代其中的“知者”。有智慧的人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很像水的流动，所以说他乐水。安于义理者则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此谓之乐山。中国多仁者，西方多智者。许多西方学者谈论翻译，提出各种观点，往往带有极端性，不尊原则，笔者以为这是有失偏颇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仅注重恪守原则，不看重灵活性，也是不够妥当的。乐水与乐山虽常表现为两种相对立的品性，但在尊崇中道的中国人看来，二者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并行不悖。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遵守原则固然重要，但注重灵活，适时变通，也是必不可少的。易学家史征说：“不能变通，无由久长。故曰，易穷则变，变而通，通则久。”[23] 就是说，按照易理，不通时就要变，变了就会通，通了自然就会长久。然变通须以原则为前提，借助各种翻译策略与技巧，在文字上进行活用。变通并非放弃原则，而是在其许可范围内进行艺术上的适时生化。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原则之恒，恰如日与月一阳一阴，完全相反，然而日去月来，月去日来，方能久照不殆。如果只有其一，天地自然如何能够长久？译之所恒在于异归互推，各策相替，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故恒。
【参考文献】
[1]、[2] 新华词典编纂组. 新华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1999: 165
[3] 钱钟书. 见罗新璋、陈应年.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2009:23.
[4] 杨洪校注. 中庸大学[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2：72.
[5]、[6]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13.
[7] 马振彪遗著, 张善文整理: 周易学说[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2: 502.
[8] 马振彪遗著, 张善文整理: 周易学说[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2: 504.
[9] 马振彪遗著, 张善文整理: 周易学说[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2: 318.
[10]、[11] 老子. 老子[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12.
[12] 老子. 老子[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12~13.
[13] 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102.
[14]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36.
[15]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 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2012-3-5
[16]、[17]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29.
[18]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163.
[19] 伍蠡甫《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II——1949 - 198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325.
[20] 老子. 老子[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78.
[21] 老子. 老子[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80.
[22] 孔丘. 论语[M]. 乾隆年版: 47.
[23] 马振彪遗著, 张善文整理: 周易学说[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2: 319.
【作者简介】
孙迎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翻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译学词典。
（载《译苑新谭》第6辑，201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