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先生，您听见我的后悔与自责了吗？
——追忆我与著名学者童庆炳先生以及另两位著名教授的一次交集
今天上午从科学网看到消息，中国文艺学领域泰斗级人物、有“中国文坛教父”之称的童庆炳先生去世了。
我和童庆炳先生从未谋面，只是在20多年前曾有过一次间接交集。我也和其他几位没见过面的著名教授也有过类似交集，但唯有童庆炳先生让我怀念。
我1992年底研究生毕业以后，到珠海一家高校任教。我研究生学的虽然是教育学原理，但我本科是1983年中文系毕业的，加上从小酷爱文学，上大学后又酷爱哲学、文艺理论与美学，所以特别喜欢购买哲学、文学、文艺理论与美学等方面的书籍。有一段时间曾想考美学或文艺理论方向的研究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买到心仪的书籍，我常用的方法是向出版社邮购，其间，有过几次给著名学者教授去信或打电话，询问其主编的有关书籍的往事。兹举三例。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一流学府中文系之非常著名的教授，主编了一套“面向21世纪”《××文学史》教材，由北京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在珠海工作还没有手机，我用家里电话打到这位著名教授所在的中文系办公室，要到这位著名教授家里的电话。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我用家里电话联系到这位著名教授，通报自己的姓名、单位之后，便询问这位著名教授主编的这部教材能否邮购到。可能因为我这无名小卒的电话有些唐突，这位著名教授态度相当倨傲与冷淡地惜字如金地告诉我四个字：可以邮购。我问能否把出版社电话告诉我，我话声未落，这位著名教授马上回答：544444。我觉得这个电话号码好生奇怪，但这位教授名气实在太大，我相信他说的电话肯定是真的，也不好再多打扰，感谢之后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用这个电话号码给出版社打电话，回音提示是空号。显然，这位著名教授是顺口编了一个号码，搪塞我这个不远几千里好不容易找到他的一个小小读者的。后来，我也就没有买这套书。再后来，在书店碰见了这套书，我也没有买。
另外一次，我买了一本西北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苏联长篇小说《×××》中译本，译者是北京某著名师范大学一位著名的俄国文学翻译家。此前，我买过同一译者在南方某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同名书籍。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盗版猖獗。买到西北的版本后，我比照前言的署名等细节，加上书里错别字很多，就推测西北版本可能是盗版。于是我打电话从这家著名师范大学的校办，到俄语系，还有好几个单位，最后辗转在老干处，查到这位已退休的著名翻译家的电话。我打电话过去，向他举报了怀疑的盗版本。这位著名翻译家接了电话，态度倒是没有上面那位著名教授倨傲冷淡。但当我就西北版的《×××》提出盗版怀疑并详细举证时，这位著名翻译家回答我道：“也不算盗版吧，他们给了我钱。”我对这位名翻译家的回答不甚满意。我有些奇怪，一本翻译书，前后两家出版社出版，内容没有变化，只是前言一个有译者署名，一个却没有译者署名，后者是否盗版，不应以书商是否给了译者钱为依据吧？由于书商给了译者钱，译者就说这不是盗版，那从读者角度怎么看这本书呢？有没有书商和作者或译者联合起来盗版的事呢？
在这前后，我也曾给童庆炳先生去过一次电话，询问他主编的一本著作的事。当时童庆炳先生不在家，是他的家人接的电话。没有联系上童庆炳先生，我也就把这事放下了。过了两三天，我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刚才北师大一位童姓教授打来电话找我。我知道是童庆炳先生，我很感动，但怕再干扰他，就没有再和他联系。
童庆炳先生是大学者。他和上面两位著名教授，与我这无名之辈都同样素不相识。我和童庆炳先生始终也没有机会见面。但我一直感念童庆炳先生，也曾后悔自责没有给童先生回一个电话。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写一篇《三教授》的文章，记述和他的这次交集，以及和另两位著名教授的相似性质的交集。但没有想到，这篇小文，是等到童庆炳先生仙逝后才写出。
童庆炳先生，您听见了我这个从未听闻过您声音的学生的后悔与自责了吗？
（2015-6-15）
